湘桂古道上的血色

雕塑再现新圩阻击战的壮烈场面。

红军堂里旗帜鲜亮。

酒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肃穆庄严。

两千多年前，湘桂古道沟通了古代中国与国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80多年前，湘桂古道发生了惨烈的湘江战役，无数红军鲜血染红古道，用生命铺就通往胜利的通途。这是一条怎样的古道，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为此，记者跟随桂林几位文史学家，沿着湘桂古道开启了为期8天采访，一探古道留痕——

湘桂古道的形成是在秦汉前。

当时，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凿渠而通粮道”，始修灵渠以沟通湘桂间的交通水路。唐宋时代，随着民间商贸日渐昌盛，加上湘桂水道年久失修，于是，一条由湖南南部经全州或灌阳、兴安、灵川至漓江的湘桂古道陆路日趋完善，繁荣期达一千多年，被后人誉为“南方丝绸之路”。

“沿着这条古道一路走下去，你会发现，它承载着太多厚重的历史。”桂林市委党校副教授、文史学家陈宪忠神情凝重地说，“这条古道，最值得提的是至今熠熠生辉的红军精神——‘英勇奋战的忠诚信仰，勇于牺牲的大局意识，秋毫无犯的人民情怀，绝地逢生的斗争智慧’！”

A 生死相依鱼水情

“娘/身边的战友都倒下了/他们是我的小伙伴啊/来不及告别/随部队匆匆向西转移/冲过了四道封锁线/来到了一江边/对面是一座山/走在桥中央/天上落下一串串炸弹/我被炸翻在江里/江水好冷啊/这是我最后的记忆/娘/之后我就活在梦里/这里也有山/这里也有水/和我家乡一样美丽……”

站在江水静静流淌的凤凰嘴古渡口，耳边回响起《娘，我在这里》的悲怆旋律，这首歌词由全州县两河镇走出去的自治区总工会公务员廖旺月所作，仿佛表达出千千万万个将热血染红湘江的红军英烈的心声。

这个清代前就设立建安司的古渡口，曾是南来北往的湘桂古道上一重要农产品货物集散地。在古渡口不远处，一块古色古香的石碑屹立在那儿，无声而肃穆地昭示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悲壮：

1934年12月1日，红八军团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凤凰嘴渡口，在杨梅山伏击追敌桂军。下午3时，红八军团也开始在凤凰嘴渡口下游董家堰水坝抢渡湘江。此时，宽阔的江面上有敌机狂轰滥炸、后有追兵机枪疯狂扫射，红八军团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损失惨重。据红军的德国顾问李德回忆，红八军团渡江前有11000人，在渡江后锐减至1200人，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永远沉睡在湘江冰冷的水底。老红军陈靖回忆当年的悲壮场面时写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

“红军渡江时已是冬季，江水冰冷刺骨。”家住凤凰嘴渡口边上的凤凰嘴村村民唐玉琳听老一辈说过当年的场景，“当时靠湘江捕鱼为生的村民用了三天三夜，将红军的遗体掩埋在离渡口不远处的浅滩边。”提及当年红军英雄事迹，当地村民很为自己是凤凰嘴村人而自豪：“我打小从老人那儿听到不少红军事迹，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扰民，铺稻草打地铺睡，走时还打扫得干干净净。征用村民的船去架桥还给银元。听了都很感动，所以村里人一直好好守护着红军的墓地。”

离开凤凰嘴渡口，我们一行在廖旺月的带领下，冒雨又来到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的鬼仔岩。

“从湖南的道县至桂林的湘桂古道，要经过鬼仔岩。”廖旺月边走边介绍，“它是连接湘桂古道的节点之一，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道，至今还保存着完好的古村落、古亭、古井和古石板路等。”

“最近在这古道上发现的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立的修路碑，记载这古道是沟通南北往来的商道、官道。中原来的商品经过这条湘桂古道到桂林集中后，走水路可从广州出海，走陆路可从合浦出海。”

沿湘桂古道往山上走了十几米，看见半山腰突兀地立着4条石柱，“这建立嘉庆年间的龙凤亭，20世纪70年代才倒塌。你们看，建亭记录石碑还立在这。”廖旺月指着旁边的石碑说。

“1934年11月27日至11月30日，中央红军两个纵队沿着从湖南道县到桂林，听村里百岁老人蒋世连说，红军大部队从新富洞鬼仔岩湘桂古道走了三天三夜。每天都有6架桂军飞机追着轰炸和用机枪扫射，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新富江里。”

从龙凤亭沿着湘桂古道石板路往山上走，只见路旁有一喇叭口型岩洞，约有3米多深。洞口四周张贴几条白幅，其中，“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尤其醒目，洞内的红军墓地上摆放着几束绢花。“当时有6个红军伤员躲藏在这岩洞里，最后不治身亡。新富洞廖祖龙、廖祖发、廖瑞庭等几位村民把红军遗体就地埋葬在洞口。至今，村民还时不时来祭扫，烧几炷香给英烈。”廖旺月边说边清理着红军墓周边的杂草。

青山见证，江水无语。85年过去，红军英雄事迹仍旧震撼着无数后人。直到今天，不少人依旧保存着红军留下的刺刀等，奉若至宝。而《娘，我在这里》的作者廖旺月，多年来利用公休时间自费跑遍家乡的山山水水，采访了30名历史见证人，用汗水、泪水、墨水记录下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并自筹资金16500元购置红军服装用于重走湘桂古道红军路宣传红色旅游文化，默默地做着红色文化的宣传与传播。

“红军事迹一直感动着我，我不做些事情总觉得对不起他们。”廖旺月朴素的语言如同他的所为，感人，实在。

B 誓死守住古渡口

时值初夏，界首的古码头水静岸长。一位稚气未脱的男孩正在吃力地洗刷着有些泛黄的回力牌球鞋，远处轻舟掠过，一派岁月静好。

“界首古码头曾经是古代湘桂漕运从湘江经灵渠到漓江的重要中转站。”兴安文史学家杨迪忠指着那平静江面，聊起界首古镇的千年历史，“当时水运业十分繁忙，码头天天都停泊着装货卸货的翘翘船或大船。”界首作为兴安县的北大门，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起着沟通中原文化与岭南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第一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据史料所载，界首千年古镇起源于两汉，发展于唐宋。秦始皇修凿灵渠，曾将界首作为屯军运粮的基地，并在境内的东村设置了零陵县。东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两万楼船水师从洞庭湖出发，溯湘江而上，南下征讨交趾，曾在界首驻军休整。

走在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的界首老街，青石板街道两边保存完好的骑楼商铺，药店、杂货铺、旅社、裁缝铺、榨油坊、土法酿酒厂……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密匝匝，依稀窥见当时商贸繁华。

“这条长达1500米的老街拥有至今仍保存较完好的明清时期遗留的300多座骑楼商铺，其中明清至民国的古建筑占有率达95%以上，是全国有名的古骑楼建筑群。当年红军中央纵队就是从界首码头抢渡湘江，成功地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厚重的历史使界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杨迪忠口气透着自豪。

“这古镇的码头，是中央红军长征抢渡湘江最理想的渡口之一。”杨迪忠指着江面说，“你们看，这儿水深流缓，江面平静，两岸树林茂密便于隐蔽，渡过河后横穿公路再行两三公里就能进入安全的越城岭地域。”

为了保护中央纵队顺利渡江，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在光华铺一带设立阻击战场。光华铺阵地距离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有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为了守住阵地，红四师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士气，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凶狠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的艰巨任务。杨迪忠说，“光华铺一战虽然规模不很大，但是意义特别重大，它关系到中央首脑机关等红军过湘江，关系到整个湘江战役的胜败。其战斗也很激烈，10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不久也牺牲。一天里就牺牲了两个团长！”

在距离古码头不足100米的地方，一座古老的三官堂在雨中静穆无语。据史料记载，三官堂建于1912年，因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湘江战役中，它曾成为中央红军临时指挥所，朱德等红军高级领导人在此指挥渡江和战斗。后人为表示对红军的怀念，把其改名为“红军堂”。

当我们到达红军堂时，已临近黄昏，四周静寂无人。怀着敬仰之心，我们推开有些“吱呀”作响的笨重木门，映入眼帘的是红军穿过的服装、锈迹斑斑的枪、刀、手榴弹……围绕着不大的天井一字排开；四壁依旧弹迹累累，依次贴有湘江战役战斗的情况介绍以及历史图片，而墙壁上几个掷地有声的大字吸引住我们的目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这句话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十万火急电报。光华铺阻击战的发生，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紧急电报以无比坚决的语气，激励着红军将士死守阵地，冲锋陷阵。”随着杨迪忠的解释，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为忠诚信仰而英勇奋战、为大局意识而勇于牺牲的红军精神。

在纪念湘江战役胜利80周年的时候，杨迪忠曾经受命创作了一个情景剧——《万万火急过湘江》，艺术地再现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战斗场景。“我们在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温湘江战役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宣传长征精神，为的是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杨迪忠说。

再次站在界首古渡口，只见两岸树木郁郁葱葱，远处红军渡江的浅滩已是水草萋萋，曾经的往事在波光潋滟中沉淀下来，唯有古渡的存在，提示着不朽的历史。

C 绝地逢生迎曙光

8天的寻访最后一站，就是有名的老山界，又名越城岭，群峰高耸，悬崖峭壁。其主峰猫儿山海拔为2141.5米，是华南最高峰。

“这山高且陡，地势险要。兴安县华江瑶族乡，以前叫千家寺，约五六百年前曾是沟通湖南与广西的一条湘桂重要通道。古道最繁盛时两旁建有伙铺客栈，过往的旅客商人都曾在此歇脚打尖。1934年12月初，突围出来的红军分三路翻越老山界。如今，华江红军标语楼等红色遗存已经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脚上踏的这个位置，是古时重要军事隘口——才喜界，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越城岭最左侧的路线。”走在荆棘丛生的陡峭山岭上，文史学家陈宪忠打开了话匣子，“翻越老山界虽然没有湘江战役那么惨烈，却是红军死里逃生的转折！”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在桂北激战七天七夜，在损失近4万将士后，渡过湘江。后红军得一情报，国民党军又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第五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中央红军才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向敌人防御薄弱的山区前进，翻越老山界成为唯一选择。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当时红军经过两个月的激战，身心疲惫已是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又马不停蹄地攀登这又高又陡的越城岭。越城岭的险，在陆定一的《老山界》可窥见一斑。”陈宪忠说，“除了天险，还有寒冷恶劣天气。”

面对重重险阻，红军始终坚信，翻过这座山，必定迎来生的希望。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翻越了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险峻大山，迎来了红军起死回生的曙光。

“翻越老山界前后时间，毛泽东的作战主张通过周恩来渗透到当时决策层。博古、李德还想坚持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人支持毛泽东转战贵州的主张。”陈宪忠说，“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召开，成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傍晚，雨停了。绯红的霞光将湘桂古道染成血色；远处，仿佛听到铿锵的足音隐约响起，红军精神跨越历史时空，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着红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