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衡烈士的初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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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衡，190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34年12月4日被害于雨花台。在国家救亡图存的关头，顾衡抛弃自己优渥的家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用青春和热血勇敢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最终将自己宝贵的生命定格在25岁。在短暂的人生中，顾衡决心到远方去、到农村去、到工人中去。他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视死如归，用鲜血点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以彻底的牺牲，践行了自己的初心。

到远方去

顾家在无锡是大家，父亲顾倬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校长，受父亲的熏陶，“读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埋在少年顾衡的心里。1923年8月,天资聪颖、才智出众的顾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年级作插班生。由于顾衡的刻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成绩一直很优异，这让父母感到很欣慰。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民国元勋，南京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4月22日，在南京秀山公园召开的追悼大会出席人员以学生居多，顾衡和东大附中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当时，天下着大雨，会上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激情演讲，使一直埋头读书的顾衡，具体地知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从此，一种新的思想，就像那场大雨一样，浇进顾衡的心中，并开始生根、发芽。

一个多月后，席卷全国的五卅爱国反帝浪潮汹涌澎湃。在党的领导下，南京各界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不久前受到恽代英、萧楚女反帝教育的顾衡立即站在运动的前列。顾衡与东大附中同学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参加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被害同胞的斗争。翌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顾衡与汪楚宝由同学翟凤阳、杨超介绍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把子弹无情地射向了共产党人。血的事实教育了顾衡，他决定退出国民党。

顾衡仍然努力读书，他要从读书中“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顾衡越来越感到国民政府的腐败，科学的落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是使中国经济越来越衰败，人民越来越痛苦的根源。他看到当时的社会现象：虽然打倒了旧军阀，但新的国民政府，对内倒行逆施、排斥异己，天天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新军阀相互征伐、抢夺地盘，导致民不聊生。不仅如此，他们还开放中国市场，做帝国主义的买办，中国到处充斥的都是外国货，尤其以日本货居多。日本人赚中国人的钱，造子弹杀中国人，抵制日货却被政府视为非法，要被逮捕、起诉，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日本的帮凶吗？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的发生，让顾衡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质，也看清了蒋介石不抵抗、对内镇压的丑恶嘴脸。此时，顾衡已是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他积极参加国立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的向国民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活动，并与几个进步同学自发走上街头、深入下关一带进行演讲，希望唤起民众，挽救危亡。

顾衡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远在无锡的父亲有所耳闻。父亲经常来信劝顾衡：不要过激，少参加政治活动，多埋头读书，学好科学才能救国。父亲总认为学生思想务外，不能专心治学，是莫大危机。父亲的来信使顾衡很迷茫，面对国家危难日益深重，书都快读不成了。顾衡越来越感觉到，埋头读书救不了国，学好科学也救不了国，怎样才能救国？救国的正确道路应该怎样走？

此时，顾衡常常与同学们寻求和探讨“中国的出路何在”“我应该走什么道路”等年轻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并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爱国学生组织的救国社团——大地社，大家一起学习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在与进步青年的接触中，他逐渐认识到“读书救国”“科学救国”道路行不通，决定和一切曾经抱有幻想旧的东西决裂。

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转入白色恐怖的低潮，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顾衡毅然脱离家庭，放弃了喜爱的专业，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要到远方去!暂时不与家中联系……”

一个书香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摸索、寻求，从20年代“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众说纷纭中走出，他丢掉思想里的犹豫和苦闷，丢掉比较安逸的生活和自己喜爱的专业，应邀到北平任新农农业学校教员，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勇敢地开辟救国的新路。

1930年10月，顾衡被清华大学支部吸收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到农村去

1931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顾衡来到安徽太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太和，位于安徽西北部、黄淮平原南端，地处阜阳、亳州两市之间。在当时，太和县城很小，城内南北一条街，东西几条小巷，刮风时漫天黄土，下雨时遍地泥泞，偏僻穷困。

顾衡以太和北关乡村师范学校老师的身份作掩护，一方面与太和县有爱国思想的中上层人物联系，一方面以太和北关乡村师范学校为基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经过顾衡艰苦努力，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931年底，成立中共太和县委，顾衡被选为县委书记。

太和连年遭受灾害，农民啼饥号寒，许多人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增捐加税，土豪劣绅也高利盘剥，逼得无数农民走投无路。当时，太和遭受特大洪灾，有资料记载：“工农群众绝粮而饿死的、逃荒的不可计数，大部分都陷于破产绝望的地步，乞丐遍于全县，粮食涨至极度（三亩地换不到一石粮食）……贫农无产者多以树皮为食，树皮已渐剥尽，一男换斗米，一女则换五升……”

有一首小诗反映太和农民当时痛苦的生活：

大雨纷纷下，柴米多涨价；

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

其实又何止是“床儿怕”？有一家农民，丈夫去要饭，妻子用泥巴做了几个馒头放在蒸笼里骗孩子，后来，饿得实在难受，带着两个孩子跳河了。丈夫要饭回来，孩子、老婆不见了，只见蒸笼里蒸的几个土馒头。

太和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的苦难，煎熬着顾衡等年轻共产党员的心。顾衡深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就要解救穷人的苦难。因此，他和县委的几位同志研究，决定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搞农民运动。他化名张奇，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常往来于行流、关集、旧县、税镇、陆集等乡村。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改变自己文弱书生的形象，与当地农民一样的打扮，他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一身土布衣服，腰间束上一条用破布条做成的裤带子，背后插着旱烟袋儿，学说皖北土话，神情谈吐完全和农民没有两样，谁也看不出他竟然是个北平来的大学生。

顾衡生活俭朴，和当地农民一样爱惜粮食。有一次，他在农民李绳祖（共产党员）家中吃豆杂面条，因为一边吃，一边说着话，不慎将一段面条掉在自己的脚面上，他立即拾起来吃了。老乡送给他的红芋，他总是连皮吃下，在场的群众无不感动，都亲热地说：“张老奇（顾衡的化名）真是咱们地道的庄稼人啊！”

顾衡和农民一起到地里干农活、拉家常，在劳动中启发农民的觉悟。他常常对穷苦农民说：“为啥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死累活，不得温饱，还处处受剥削和压迫；而地主老财不劳动，却终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还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根源就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要想改变自身的境遇，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向地主老财作斗争，推翻这吃人的旧社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听了很受感动和启发。

顾衡还用《苏武牧羊》的调子编写了宣传歌曲《农夫一生最辛苦》，歌词是：

农夫一生最辛苦，不论寒热天，锄苗田野间，没饭吃，没衣穿，年年受煎熬。

纵然收成好，送给地主餐。受尽苦中苦，幸福难上难，看他挨打，忍饥受冻，令人心痛酸。

革命赴西东，世界血染红，农友们，醒、醒、醒、携手齐斗争，推翻大地主，铲除资本营。

托洛茨基者，妖言来惑众。贪官污吏，恶狠狠，土豪劣绅，齐杀干净。

当地的农民都会唱这首歌，私下里都说顾衡是“北平派来的共产党的头”，有学问、有本事、了不起。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顾衡先后举办了6期农协会员短训班，为太和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到1932年春，全县农协会员已发展到1.5万余人，全县已有赤卫队2000余人。随着全县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太和县委及时领导人民于1931年冬到1932年春期间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借粮、均粮、抗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顾衡从外形到内心全变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农民的亲人，一个带领太和人民革命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一个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到工人中去

1933年6月，党组织派顾衡到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特别支部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獗，从1927年4月至1933年2月，南京地方组织先后7次遭受过敌人大破坏，大批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团员、革命志士相继被捕牺牲。顾衡到任时，特别支部仅6名党员。

顾衡回到了曾经读书、生活的地方，但此时接受的任务截然不同。顾衡深知，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在宪警、特务密布的环境中开展工作需要百倍的小心和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顾衡根据前几年在北平城和太和县的斗争经验，认真分析南京党组织多次遭受破坏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以往党的活动重点是放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没把党的活动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中。顾衡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认为党应在工人和国民党军事机关中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在学生和公教人员中先发展外围组织。同时开会研究党的发展方向，并向中共江苏省委详细汇报了南京党组织最近一段时期的具体工作计划。这计划是：在下关健全支部、发展组织；在码头、电灯厂成立群众组织；在中央大学发展党员，成立工程学会，扩大储蓄会；在国民党审计部成立支部；在国民党无线电台成立工人读书班；在军械修理处成立支部，并成立读书班；开辟兵工厂与交通队工作……

为实现这一计划，顾衡穿上了褪色的工人短装，戴着工人鸭舌帽，往来于浦镇、下关等工人集中的地方。他常常背着一个长方形的扁木书架，上面放着一排排的连环画、小人书，书架斜着靠在浦镇机厂大门口墙上，自己蹲在旁边，和来看书的工人结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几个月后，南京党组织经过艰苦奋斗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码头、电灯厂、兵工厂与交通队等工人中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党员由几个人发展至30多人，团员发展至10多人。

1934年初，中共南京特支改为中共南京市委，顾衡任市委负责人，并负责组织工作。市委机关仍设在逸仙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机关宿舍、地下党员葛和林的住处。此后，每到星期五的傍晚，顾衡都到市委机关来工作。每次来，顾衡总要工作到夜里一两点，甚至凌晨三四点钟，才到葛和林的床上躺一会儿，特别忙的时候干脆彻夜不眠。顾衡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党的工作需要出发。在安徽太和时，顾衡的腿因手枪走火而受伤，始终未治愈，走路仍有些跛，加上工作繁重、营养不良，脸上没有血色。葛和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时在他的菜里加点肉丝，顾衡很有意见，他对葛和林说：“你是帮助我筹措党的经费，你有钱应该捐给党。我在你这里吃的饭，比工人、农民吃的好多了。现在党的经费紧张，你怎么能浪费呢？”当时，国民党在白区对共产党人疯狂镇压，筹措党的经费特别困难。顾衡的妹妹顾清侣与汪楚宝恋爱后，家里人在他们俩来南京之前，让他们俩订婚，并准备一笔钱给他们置办婚礼，可他们没有要家里的钱。顾衡知道此事后，曾责备妹妹，应该把家里给的钱要来，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顾衡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说：“第二国际自从恩格斯死后，由一些知识分子把持，成天空谈革命，以致最后叛变革命。我们一定要到工人中去做实际工作，才能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顾衡总觉得自己的一双手仍然比较白净，不像工人的手那般粗壮有力。得知用碱水洗衣服能使手变粗，他就把大量的碱放在水里洗衣服，还把手放在沙子里来回搓，直至把一双手变得粗糙。其实他的心早已和工人阶级紧紧贴在一起了。个人的婚姻问题也是从革命工作需要考虑，为了能有一个工人的家庭作掩护，使党的工作能在艰难困苦之中安全开展，顾衡想找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同情革命的女工结婚。后来因为没有合适的对象，组建工人家庭的事也就没有再提起。

是时，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错误估计形势，仍然强调白区的党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中共江苏省委为执行中央指示，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导致江苏省委连续遭受破坏，大量的秘密文件被泄露，一些党员被捕后叛变，南京也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黑暗的阶段，斗争的环境日趋险恶。但顾衡不顾自身安危，临危不惧，及时撤掉设在逸仙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机关宿舍内的市委机关，并通知同志们立即转移。他自己仍坚守岗位，经常变换住址，在南京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当同志们劝他尽快撤离时，他却说：越是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时候，越是要让人知道共产党人还在南京坚持战斗。

1934年8月9日，由于叛徒出卖，顾衡在中央大学附近沙塘园的出租屋内被捕。1934年12月4日，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顾衡的生命是短暂的，却又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绽放着光明。

来源：《世纪风采》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