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读书求真知 务实求真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以渊博的学识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开辟并领导了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其读书治学之道主要可概括为：博览、求真、务实。这6个字的读书治学之道，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博览

李大钊博通典籍、深思好学。少年时，他的私塾先生曾这样评价：“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生性俭易，聪爽绝伦，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他的一生，除为革命奔走外，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埋头苦读，伏案疾书。李大钊读书具体数量已不可考，但其著述400余篇，百万余字，引用国内外书刊500余种。仅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发表一篇。在一篇谈论“弹劾”的短文中，李大钊旁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不仅引述《后汉书》《说文》《六书》用作文字考证，而且还用《法兰西宪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有关条文作诠释。李大钊所读的书，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中透露出，他读过卢梭的《民约论》和托尔斯泰的书，并且深受其影响。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赞叹李大钊阅读量之大，他回忆在北京与李大钊交往的情景时说：“罗素访问中国时，我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的文章、通讯、诗词共28篇首，从文章中所引述内容及用词用典，足见其渊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基础。

求真

李大钊读书，对书中的议论决不盲从和迷信，而是采取思考、商议的态度。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念书而不思考有可能变成蛀书虫，好学生不能死啃书本，对世界上的事情毫不关心。他教育子女“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他认为“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一本好书应“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绝不应是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人心脾，断其希望”。他强调读书要和现实相结合，写在书上的是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滞，如何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性，变成了读书时必须的思考。

李大钊治学的求真思想还体现在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读书方式上，他读书时随时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他认为记笔记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需：一是看完一本书，把这本书的大纲、要点记下来；也就是把这本书里的精华部分吸收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不致天长日久就忘得一干二净。二是写卡片，把这本书里的主要材料，觉得可以运用的就抄下来。这样的方法已经化为一种思想和习惯，在李大钊的日常读书与写作中随处可见。但李大钊反对将资料和观点不加考证和思索的照抄照搬，他援引别人的观点时总是经过自己消化吸收了的。比如，他曾师从有贺长雄，学习《国法学》，却在《国情》一文中批判了有贺长雄；他曾师从浮民和民，学习《社会学文献选读》，却也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民和民。他认为这些老师都是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学者，但他们歧视中华民族的观点和态度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必须清除他们思想带来的影响。

务实

李大钊认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他鄙视那种泛泛空谈，不老老实实学习，不认真解决具体问题的人；他同样最厌恶那些闭门造车，不同现实相联系，不把知识服务于人类的人。他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有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要达到光明与真实，就要学习知识。自1907年9月起，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了6年书，为的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他愤怒控诉反动政府不准人们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潮的行径，指出：“禁止人们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行，禁止人们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

他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践行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使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相形见绌。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至今放射着历史的光辉。他认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他认为对国人心理结构的改造将是伴随着物质资料提供的丰盈程度而发生渐进演变的过程，只有经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实现。

为此，1917年之后，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他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联系中国社会现实，为振兴中华寻找“根本解决”之路，最早提出“实际行动”的主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他积极响应爱国青年并迅速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顺应时势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响了第一枪。他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十分明确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与时俱进，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而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和空谈。这些皆是李大钊读书求真知、务实求真理治学之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