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左权

印象中的父亲

我于1940年5月27日出生在八路军总部，那正是百团大战筹划时期。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了，因为父亲前线指挥工作的需要，母亲准备带着我离开八路军前方总部，赶赴延安。当时我出生还不满百日，父亲特意抱着我与母亲合影留念。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当时威武刚毅的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年轻漂亮的母亲一脸幸福，依偎在父亲温暖怀抱中的我更是悠然自得。

1942年5月，日军纠结3万多兵力，对太行山之麓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突围中，父亲牺牲于山西省辽县，也就是左权县。

父亲的战友告诉我，那次战斗很惨烈，收尸的时候迈不开脚，尸体连着尸体。经历战争的人都不愿回顾战争，只有一次，彭伯伯（彭德怀）回忆起父亲，深情地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父亲牺牲后，大家一直有意瞒着我奶奶。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德指示路过父亲家乡的部队要派人去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设法由香港转道寄来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我本来是个普通的孩子，从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心上，我就感觉到父亲很伟大。学校里的主要活动都让我去做代表，1952年6月1日，学校派了7个同学给毛主席汇报，去讲我们进城以后的学习生活，就让我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着我的手，问我家里的情况，还跟我照了一张照片。周总理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1957年，因为母亲到外地工作，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就被接到了彭德怀伯伯的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时间。彭伯伯对吃特别注重，他并不讲究吃得好不好，但是很在意大家吃饱了没有。每次看到我扒拉两下就把饭菜一扫而光，他都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想，彭伯伯对饥饿的感觉体会太深了，他当初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我永远都记得1962年彭伯伯为我题的字：“送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我从不为享受不到父爱而遗憾，我的生命中有爸爸、彭伯伯两个伟大的人，我觉得特别幸福。

虽然和父亲分别时不足百天，但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里极为清晰。二年级时，写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说：“我的爸爸是左权，他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爸爸在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与日寇激战时壮烈殉国。我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自豪，我要向爸爸学习，做党的好孩子！”

父亲与母亲

我妈妈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6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她身段玲珑，肌肤雪白，讲话时声音清亮。不仅如此，她博览群书，文采好，下笔千言；更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母亲曾经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大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平市民先区队区队长。

1939年2月，母亲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一下子引起朱德夫妇的注意。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10年一直独身，朱德很关心他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着要给他介绍个合适的对象。朱德亲自出马，找到了我母亲。问明情况后，就坦言向她介绍父亲左权：“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我母亲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年4月16日，我的父亲、母亲在潞城北村八路军总部结婚。父亲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不久，母亲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父亲每天傍晚都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多见。周围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都羡慕我母亲有个体贴的丈夫。

婚后一年，我出生了。父亲将妻女接回八路军总部，夜里亲自爬起来为我换尿布。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战太忙，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延安。两人远隔，母亲情绪极不稳定，刚离开前线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她给丈夫写了很多信。父亲百忙之中给妻子回信，反复安慰妻子，不厌她的牢骚，每封信里都是字字情深。信中，父亲详细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说每逢敌人扫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他劝慰我的母亲安心：“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然而，分别21个月后，父亲却牺牲在十字岭反扫荡的战斗中……父亲的牺牲给了她很大的打击。那时才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我，还要坚强地学习和工作。母亲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回顾并倾吐了自己短暂的感情经历，每当读起这些信，我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父亲很爱兰花，因为一看到兰花他就会想起母亲，母亲名字中也带一个“兰”字。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父亲牺牲后，母亲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念父亲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1991年5月，母亲被查出罹患淋巴癌，开始经受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

迟到40年的父爱

我对于父亲的印象是完全模糊的，只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当我已步入人生第42个年头时，却忽然收到了母亲寄给我的一叠家书。

1982年5月，母亲给我寄来当年父亲写给她的11封信（实有12封，1封遗失），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查收，1981年底才返还给母亲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我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父亲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英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得，我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 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虽然父亲多次在信里问及我，但他一辈子只有一句话是说给我的：“告诉太北，我在前线战斗。”

关于我，父亲给妈妈最后的嘱咐是：“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父亲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

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珍贵的宝物。

（摘自2018年第4期《江淮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