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七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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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形势下，西柏坡迎来了1949年。

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主题报告，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历史关头提出新的任务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时，距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已半年有余。

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在这里，他起草了197封电报，指挥了24场战役。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他常将吃饭当成“负担”，总是经多次催促才吃上一顿；他的睡眠时间也很少，曾多次连续两三天不上床休息，平时也是躺下三四个小时就起床办公。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

毛泽东知道后，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为我吃东西费心费力，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这段时间，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毛泽东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还大大缩短了原来的预想。他曾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如今有了新的估计：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是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骄傲，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极其深刻、惨痛。如何防止骄傲，毛泽东有其经验。他曾说过，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

在1949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出了新的任务：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二、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三、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强调：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被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此时，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毛泽东就将主要注意力投向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思考建国方略上。

七届二中全会被提上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二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 （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这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

在1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他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栽跟头。中共28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毛泽东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1月3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2月1日至3日，他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会谈。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毛泽东在会谈中所提出的看法，反映了在过去长时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他对一系列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实际勾画了未来新中国蓝图的基本轮廓。

送走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这段时间，毛泽东非常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开会。

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3月，初春的西柏坡，一派生机。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带着一路的风尘，重逢在这偏僻山村。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沉浸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喜悦之中，憧憬着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确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一共64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有20人。

那天，毛泽东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面带笑容走进会场。他一进会场，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招手致意，接着鼓起掌来。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还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对七届二中全会的内容和历史地位的精辟论述。

二、论述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概括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由此决定，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的两种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国民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三、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坚持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不能动摇。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对此，他有个深入浅出的解释：“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为了搅浑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来。”

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论述对外关系和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后来，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就是遵循这些原则。

四、论述新中国的政治方针。毛泽东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组建新的人民政权。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949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在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三分之二，中间与右翼占三分之一。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确定为：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

五、强调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深深懂得，夺取政权固然很难，巩固政权也非常不易。他反复强调：必须学会同我们的敌人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还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集全党智慧之大成，为全会定了基调。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

“两个务必”警示全党

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立下六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被人们简称为“四不二少”。

会议通过当天，毛泽东便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用“两个务必”来警示全党，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深刻领悟和历史总结。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预见到居功自傲是导致党的政权腐化以及失败的重要因素。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们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接着，他逐次列举了中共党史上因骄傲而吃亏的事例，有四次之多。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以犀利的笔锋，科学的见解，剖析了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

在毛泽东心中，李自成既是一位历史英雄，又是一面历史明镜，每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更是以李自成这个浴血奋战16年，却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来警示自己、告诫全党。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

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两市之后，毛泽东在对接管干部的谈话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他特意号召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一天，他来到警卫班，了解进城准备情况，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进城市享福的思想？”有一个同志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还有一个同志说：“进城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毛泽东还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这一席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使西柏坡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70年过去了，西柏坡犹如一部大书，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巅峰之作，经典之作。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