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

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在革命斗争中先后失去了两个孩子。这是二人在南昌的合影。

卢志英与儿子卢大容的合影。

初冬时节，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太保庄街道望仙埠村内，鸡犬相闻，村里行道两侧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犹如一个个小灯笼，照亮萧瑟冬日的黯淡，分外亮眼。

在村中一处普通的民居门口，悬挂着“卢志英烈士故居”的横匾。步入其中，修缮一新的房屋内，展示着卢志英那跌宕起伏却初心不改的谍战生涯……

共产主义理想亮起明灯

1905年11月8日，卢志英出生于望仙埠村一户普通人家中。他的父亲卢金冠当过郎中，还做过私塾先生。母亲徐氏温柔和顺，贤良淑惠。由于辛勤劳作、勤俭节约，卢家家境殷实，这为卢志英上学读书打下了经济基础。

幼年时，卢志英在村中读过几年私塾。在卢志英烈士故居中，记者看到展出的一份卢氏家谱，其中记载：“（卢志英）行名子江，官号育生，自幼肄学家塾，品资英敏，迥异群儿。”

1920年，卢志英考入昌邑县乙种蚕桑实业学校。此时，他的三伯父卢金赠在昌邑县警备队当队长，因剿匪成效卓著，受到当地人民爱戴，却为土豪劣绅所不容，在1921年遭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暗害。

三伯父遇难时，卢志英突闻噩耗，肝胆仿佛俱裂。劣绅们又借抚恤三伯父的名义，与县长一起侵吞了抚恤金。三伯父的为人处世之道深深影响着血气方刚的卢志英，他的死亡激发了卢志英心中那股嫉恶如仇的血性。他越发感到当时官场政治的腐败和不公，坚定了要改造旧社会的志向。

受“五四运动”影响，卢志英在蚕桑实业学校毕业后，离开父母到东北去当兵。在东北，他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毕业后被分配到奉系东北军。之后，他随军转战，饱尝困苦，目睹人间忧患。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南方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吸引着他。卢志英毅然脱离军阀部队，只身南下，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卢志英先后到达河南郑州、洛阳。在那里，他结识了共产党人王乐平和原中国同盟会会员、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续范亭，经他们介绍，进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在这里，他与南汉宸、赵惠塵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卢志英心中亮起一盏明灯，他认准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推翻旧世界的革命道路，由刘仲华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卢志英奉命去甘肃开展军运工作。他先后在国民军任上尉参谋、营长、师参谋主任等职。为响应北伐，他率领第一营骑兵起义，沿着黄河向南进发，后遭追兵袭击，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仍坚持带着一些士兵杀出重围。是年秋，卢志英不避艰险，在驻军中策动士兵起义，不幸被捕。后经西安“清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蒲城县小学女教师张育民机智相救，他得以越狱逃生。不久，卢志英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旁听，坚持自学英、法、德、日语。

1928年春，隐蔽在陕西泾阳县官道村老家的张育民接到了卢志英从北平寄给她的信和经费，匆匆赶往北平。这时，卢志英正以中国大学法律系旁听生的身份为掩护，奉命组织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张育民抵达后，被党组织安排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专修科学习。8月，相同的信仰、高尚的情操与患难与共的经历，让卢志英和年长他9岁的张育民走到一起。这对革命伉俪收到一份珍贵礼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赠送的绣着“伍、邓”二字的一对粉红色鸳鸯枕套。

在北平工作期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卢志英夫妇不畏生活困苦，坚持为党工作。他们智取警察局长的鸦片，换来大洋交给中共北平市委做党费，利用各种方式为党筹集经费一万多元。他们自己却时常靠着典当衣物生活，冬天靠捡拾旧衣物御寒；起初在公寓搭一份伙轮流吃，后来常常靠吃烤红薯充饥。

1930年，乐助人、善问学、悟性高、有奇气的卢志英被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当年冬，为争取杨虎城将军反蒋抗日，他被派到西北军杨虎城部，任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队长，开展军运、统战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其间与之后，他与周恩来、李富春、陈赓、钱壮飞、李克农、项与年、朱瑞等同志联系紧密。

1932年11月，中央军委派卢志英到南京。卢志英依靠组织，积极活动，发展了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昆仑、中央大学学运骨干胡济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昆仑由此开始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征程，胡济邦则潜伏在国民党要员身边及国民党外交部。在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年代，卢志英为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33年冬，卢志英不幸第二次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他严刑逼供，甚至用打气筒往他肚子里打气，但他志坚如钢，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此时，远在北平的张育民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翌年初春，经党组织营救，卢志英出狱。张育民也在此前后被宣判无罪，取保释放。

张育民被捕前，曾将一岁多的儿子卢森林托付给公寓里的一位工友照料。等张育民出狱后，那位工友已搬到香山乡下。此时，身在险境中的张育民已没有时间去找孩子了，组织决定让她立即转移到上海。就这样，卢志英和张育民为革命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智取“铁桶计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4年初春，在国民党内素有“莫大哥”之称的莫雄，带着蒋介石封他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的两张委任状，秘密赶到上海，向中共方面汇报此事。

莫雄在国民党军内堪称传奇式人物，他16岁追随孙中山，是坚定的同盟会员，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1930年，他在上海巧遇身为中共特科人员的故友刘哑佛，相互来往中，莫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倾向进步，同情革命。

当时，国民党重兵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局势相当严峻。为获取国民党的军事情报，3月，卢志英与刘哑佛、项与年等共产党员一起，被秘密派往江西德安，到莫雄手下工作。卢志英任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此时，张育民也前往南昌，办起“张育民诊所”作为秘密联络站，以接应掩护。

“卢志英给我的影响最深，他遇事冷静、思维缜密，而且点子多，他的到来使刘哑佛等人的工作更得心应手……他知识渊博，不仅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似乎无一不晓。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的革命启蒙。他向我介绍了几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并热情地讴歌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以后的发展壮大。他讲中国以后要强大，就要推翻法西斯专制主义的蒋介石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当他谈到这些时，总是眉飞色舞，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洋溢于眉宇之间。”莫雄曾回忆道。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等密谋“剿共方略”。当时莫雄任德安专区保安司令，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破格邀他出席。

“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围剿’的方针，这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150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300华里。地图上划分了编了号的格子。某个部队，某个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包围地点……‘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都有详细的部署……”莫雄曾回忆道。

1934年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陈毅（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叶剑英也曾回忆当时的危机。

莫雄在会议刚结束后，立即带着重约三四斤的会议文件回到保安司令部，全部交给了卢志英。卢志英、刘哑佛和项与年先迅速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接着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他们决定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负责送出情报。经过艰难险阻，这份情报终于火速交到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按“铁桶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包围最后合拢之前，奇迹般成功地跳了出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

为红军四渡赤水提供重要情报

1934年底，卢志英作为党派到贵州的特派员，担负着支援红军的任务。他借莫雄的势力，进入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司令官薛岳的司令部，任副官。他初到贵州时，红一方面军还在黔北一带作战，他身份多样，活动地域较大，为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此后，卢志英还化名卢育生到毕节开展工作。当时毕节小横街“一心斋”衣帽店的少掌柜尹司农曾这样回忆对卢志英的第一印象：身材高大、结实，穿长衫，戴呢帽，风度洒脱，说一口山东话。

会做群众工作的卢志英渐渐和尹司农父亲熟络起来，常常来家里聊天，了解毕节的风土人情，探询到过哪些地方。当尹司农的父亲谈到深山沟里的小场镇，崎岖的羊肠小道，卢志英最感兴趣，打听得一清二楚，详细记在笔记本上。之后，他还逐渐将进步青年尹司农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

“老卢每次从我家离开，便转身到隔壁楼上去。那里住着五六个曾到过南洋群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卖绸子的山东潍县人。他乡遇故友，他们像有说不完的话，常常密谈到深夜。山东商人，背着大褡裢走乡串寨卖绸子，老卢也常随他们出外采访‘新闻’，有时一去十天半月才回来，足迹踏遍了毕节的大小乡镇和贵阳、遵义、打鼓新场（金沙）、大定（大方）、黔西、织金、威宁等地。”多年以后，尹司农回忆道。

1935年初，毕节山区天寒地冻，纷纷扬扬下着鹅毛大雪。一天晚上，卢志英从贵阳长途跋涉回毕节，未回旅馆就直接来到尹司农家里。之后，他上楼去，尹司农也随着跟上楼去，只见卢志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展开细看，神情严肃，眉头一会儿紧皱，一会儿舒展，显得激动和焦虑。突然，他像决定了什么似的，抽出一张白纸，很快写了一封家信。然后，他从拆开的褡裢里取出一瓶药水，将一支新毛笔郑重其事地递到尹司农手里，要尹司农在信的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抄写一封重要函件。

卢志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壳笔记本，打开来，边看边思索着，念道：兵力不下二十万，来自四川綦江、合江、叙永及云南彝良、镇雄、昭通、宣威一带，已抵贵州桐梓、赤水、习水、仁怀、打鼓新场、息烽、思南、石阡、余庆、瓮安等地，配合湘、桂军，正向赤水河与乌江之间行动，逐步形成包围……

卢志英停了停，合上笔记本，凭着记忆列举了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等部。然后，他沉思了好一阵，又念道：“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似难实行。行军方向，宜取道毕节西进入滇。”这是一封多么奇特的信啊，在后世解读中，这是四渡赤水时一条重要的情报！尹司农正在惊疑，卢志英已将信折叠好，闪身出门，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

卢志英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毕节专区各县地图上的小地名，他看过后，几乎全都记住了。一次，尹司农把毕节一个小地名“野马川”说成“野马山”，他一听就知道错了，立即更正。蒋军郭思演第九十九师要开到毕节，尹司农汇报时，忘了说向云南镇雄方向去；汇报滇军安恩溥由宣威到毕节，尹司农又忘了说兵力是一个旅。这些，卢志英都要求尹司农一一补充。

1935年夏季的一天，卢志英在执行任务途中，巧遇跋涉千里来寻夫的张育民。正巧，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正向他们靠近，张育民怀里抱着双胞胎之一的小儿被马蹄声吓哭。情急之下，卢志英夺过孩子，跑到对面长着一丛酸枣树的陡坡上。他脱下外衣，把孩子包起来，放在树脚。他往回走了两步，孩子的哭声使他迟疑了片刻，也许觉得放在地上不妥当，又回去把孩子抱起来，挂在酸枣树丫上。之后，他嘱咐大家两人一组朝反方向撤退……卢志英劝慰妻子说：“在这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你我一家。这一笔账，也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到胜利那一天，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七七事变”后，卢志英接受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1938年后，他化名周志坤在宁沪一带，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之后，组织起苏北联合抗日部队，他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陈毅直接领导。陈毅曾称赞卢志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卢志英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道和日伪军警、特务机关拉关系，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取各种情报，同时利用他们掩护自己，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1942年，他以富商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和张育民一起开着汽车为根据地运送手枪。粟裕三次过长江，他两次提供日军情报，并运送大量军需物资，包括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国民党“劫”收上海后，迅速开展“肃奸活动”，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企图铲除共产党。

卢志英在上海，无意中得知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竟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当年卢志英曾帮助康泽铲除悍匪，成为康泽的座上宾之后，郑少石与卢志英关系不错。卢志英立刻联系上他，请他帮助自己和其他“兄弟”在国民党内谋职。于是，沪东敌特情报机关、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共产党员。

卢志英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成了军统的情报员。他巧妙地利用双重身份，在敌人两个系统中周旋，探取核心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情报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解放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军疯狂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卢志英的工作更加紧张了。为了应付未来的艰难局面，卢志英积极工作，发展党员70人左右。

“卢志英同志在沪、宁、杭地区领导我们工作时，化名王瑞昌，为人朴实可亲，不显锋芒，看上去像一个商人。他最初作为党的华中局特遣组织的负责人，从苏北到江南来，未带一兵一卒。可是，大约不到半年，他成功组建了一支可供英勇参战的地下小分队，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普通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也有企业经理、国民党军官、教授、学者、记者。这支特种部队，未要上级一分钱，就弄妥了必要的联络点和装备。我们的红色电波，能通过我、友、敌三方渠道安全播发到目的地。我们的工作成绩，常常迅速地反应到了战场上和谈判桌上，保证了我方的主动权。”卢志英当年的战友陈惠和曾回忆道。

与此同时，卢志英还设法在通往苏北、山东解放区的沿海各县建立了好几个交通联络站。从上海输送出去的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电讯器材以及干部人员等，都通过交通站到达苏北和山东解放区。

卢志英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过硬的工作能力，给一起工作的地下情报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言传身教，常教诲大家，把积聚的力量一点一滴用到刀刃上去。曾有一位同志从东北地区返沪时，把捎回的人参送给卢志英滋养身体。卢志英却认真地说：“给我干啥？给国民党才有好处。”还有一次，因为一位同志的工作很成功，卢志英就预告，将“请客”祝贺他。这位同志原认为，可美餐一顿了。不料，卢志英只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铺子里请他吃了一餐客饭，并声明，这是他掏私人腰包请客。他就是这样俭朴可亲，公私分明。

1948年3月2日，卢志英因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特务秘密逮捕。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亲自出马，时而酷刑相加，时而以高官厚禄诱惑，卢志英都不为所动。

敌人又妄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卢志英，但卢志英告诫妻子不能在敌人面前落泪，嘱咐她要好好教育孩子，将来为革命多做些事情。就义前十几天，他托人捎给妻子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被国民党特务打昏后装入麻袋，秘密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年仅43岁。“常留肝胆照青史”，这是卢志英在狱中写下的诗句，也是他的心迹和谍战生涯的写照。他三次被敌人逮捕坐牢，但始终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