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仁心——专访百岁老红军曾广昌

曾广昌在和部队官兵讲红色故事。（资料图）

百岁老红军曾广昌敬军礼。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曾广昌在看《江西日报》。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 曾广昌档案

曾广昌，男，江西兴国人，1915年2月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离休。

先后任瑞金红军卫校学员、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卫生队长、红二十八军三团卫生队长、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医生、延安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医生、乌丹军分区卫生处处长、第十一纵一四四师卫生部部长、军委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原济南军区第六野战医院副院长等。

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2月11日下午3时，吉安市青石街81号“红军院”。

冬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庭院里，舒缓的军号声，在这个干休所内回荡。104岁的老红军曾广昌，静静地坐在轮椅上，享受着这冬日的暖阳。身旁，整齐地摆放着当日的《江西日报》和《参考消息》。

“曾老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报纸，虽然现在只看得清标题，但每天依然会看。”干休所护士钟昀雯说。

85年前，19岁的红军卫校学员曾广昌，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85年后，104岁的红军老战士曾广昌，亲眼看着当年为之浴血奋斗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本报“致敬百岁老红军”采访组多次走近曾广昌，听他用并不完整的话语，断断续续讲述着亲历的那些长征故事。虽已百岁高龄，但访谈中的曾广昌，时而神情凝重，时而开怀畅笑，时而热泪盈眶——兴国的穷苦生活、瑞金的学员生涯、大渡河畔的急行军、泸定桥头的枪声、夹金山上的茫茫风雪、草地上的饥饿与无助、流落宁夏固原寻找部队时的艰难，此时此刻，全都穿越时空，如在眼前。

■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我们穷苦人的救星”

第一次采访那天，听说我们要来，老人早早换上了红军服、戴上了红军帽。胸前的八一勋章、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见证了一位老兵的奋斗与功勋。

坐在轮椅上，老人的头微微昂起，神情严肃。

在“红军院”工作已15年的军医王晟告诉我们，这身军服，是曾广昌早年留下来的，一般不轻易穿，但每次穿上时，他都特别庄重，有一种别样的神圣感。

当一名红军战士，是曾广昌作出的最重要的人生抉择。

曾广昌老家在兴国县崇贤乡太平村，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日子越过越穷，他与哥哥不得不从私塾退学，给村里有钱人家放牛，一年到头没少挨打挨骂。

1929年的一天，14岁的曾广昌听村里人说，一支叫“红军”的部队驻扎在村子附近。他们告诉曾广昌，这支部队专门打击土豪劣绅，为穷人说话。

没过多久，曾广昌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坐进了红军开办的小学的课堂。

“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曾广昌至今记得当时学的《工农兵三字经》的内容。

1932年8月，17岁的曾广昌成了一名红军小战士。

谈起这次重要的人生抉择，老人笑了起来，说道：“红军要在兴国招收一个补充团，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问愿不愿意参加红军，我和哥哥都报名了，走的时候，怕家里人不同意，我们就骗他们说是出去打长工，这一走，我直到解放后才回家。”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我们问。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我们穷苦人的救星啊！”老人朗声答道。

刚参加红军时，部队领导见曾广昌个子小，就安排他到宁都青塘红军第二后方医院做看护生。不久，他又被送到瑞金红军卫校学习，就读第六期医科。

曾广昌至今还记得当年在红军卫校学习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好多教员都是从国民党那里俘虏过来的，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经过审查后，好的就留下，教我们内科、外科、解剖、生理课，还有的教德文、英文，我们共产党很会用人的。”他用手比划着说，“当时我们上课时，还用过显微镜和照病机（X光机）呢，这些先进的医学设备，是宋庆龄先生托人购买，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福建运过来的。”

然而，还没等他完成卫校的学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全面打响，曾广昌被临时抽调到老营盘阻击战前线，负责从阵地上抬下伤员进行抢救。

在这场阻击战中负伤，以致没能跟随部队参加长征的陈毅，曾用“大战当年血海翻”形容这场战斗的惨烈。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次我陪父亲从吉安回兴国老家，经过老营盘时，父亲还指着四周，向我介绍了当时双方战斗的情形。”曾广昌的大儿子曾铁军回忆道。

老营盘一战，让年轻的曾广昌第一次直面了战争中的生与死，但更大的考验，很快到来。

■ “在延安，我们仅剩的几个同学围在一起，都哭了起来”

1934年10月，秋风萧瑟，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

“出发时，你们担心不担心？”我们问。

“不担心，我们瑞金红军卫校的学员大概200多人，那时就是跟着走，我们相信党。”老人语气坚定地说。

部队进入湖南不久，为充实一线作战部队的医疗力量，曾广昌被派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担任卫生队长。二师四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著名的“铁军”叶挺独立团，此刻，正作为开路先锋，行进在长征队伍的最前列。

能成为这支光荣部队的一员，历经一场又一场战斗，并最终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广昌深感自豪。15年后，他特意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铁军”。

谈到湘江战役。老人说了一句“太惨烈了”，便眼睛低垂，不再说话。多年前，他曾对王晟说起，在这场长征路上减员最多的战役中，一名相熟的兴国籍战友，从阵地上抬下来时，鲜血喷涌，曾广昌想尽一切办法想把他抢救过来，但最终这名老乡还是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

作为先锋部队的卫生队长，直面鲜血、牺牲，用尽一切办法减少战友伤亡是曾广昌长征路上的工作常态。

老人说，有的伤员抬下来后须马上进行外科手术，红军缺少麻醉药和消毒药，有时不得不用从当地土豪家里没收来的灌装烧酒对伤口消毒，有的伤员须做截肢手术，就让他先喝醉，再来做手术。

“纱布也没有，药品也没有，怎么办呢？只能打下一座城市后，没收资本家的布行、药店，将白布送到卫生机构去，见到小的药店、布行，我们就出钱购买。”

最让他感到无奈的是重伤员的治疗。“路上很多是山路，负伤的也好，有病的也好，又不能骑毛驴，又不能抬担架，我们只有找附近的老百姓帮忙，看人不错，对红军同情的，给他们一点银圆，将伤员寄托在他们家里，以后再接回来。这些伤员，有的后来回到了部队，有的被国民党或地方的土豪杀害了，可怜啊！”老人叹息着。

但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不仅有一线作战的战士，也有很多的医护人员。

“我们卫校第六期的同学，从瑞金出发时有60多个人，但长征结束后没剩下几个了，在延安，我们仅剩的几个同学围在一起，都哭了起来。”

说这话时，老人眼中满是泪水，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着鼻子。

■ “哪怕自己流汗流血，也绝不伤害群众的利益”

对长征，曾广昌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

“长征路上苦不苦？”我们问。

“有时苦，有时甜，不打仗的话，那是比较好的。光是走走路嘛，一天走几十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打仗的话，前面打，后面追，左面右面都夹攻你，就比较辛苦了。后面追，（敌人）少的话要把他歼灭，多的话要阻击他。我们在长征中啊，就是坚定一个信念，艰苦奋斗，所以不感觉得苦，革命嘛，就是有甜有苦。”

当我们问起具体的事件和经历时，老人神情专注，陷入了长长的回忆。

“很多教员都被炸死了，加上走不动的、开小差的，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了，为什么会有开小差的呢？因为教员里很多都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吃不上，喝不上，衣服也没有，他们吃不了那个苦，有个德文教员，到云南时开小差走了。”老人讲述道。

“咱们红军自己的人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问。

“没有，红军纪律很严，大家都不会走。”老人回答得很干脆。

对长征路上著名的几场战役，由于亲身经历，老人记忆深刻。

“泸定桥是我们团打下的，为第一时间赶到泸定桥，我们用一天的时间，跑完240里的路，那都是山路啊，路上都是石头，晚上也要走，人又累，脚又痛，肚子又饿，苦啊。我们还要向老百姓买门板用来铺铁索，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问了好多家，最后才有一家愿意卖给我们。”老人回忆着。

“战斗那么急迫，不可以直接拆走吗？”我们问。

“部队有纪律啊，哪怕自己流汗流血，也绝不能伤害老百姓的利益！”老人的语气很是坚定。

“还有，腊子口也是我们团打下的，腊子口那个地方，河不深，中间有个独木桥，敌人在山上用枪堵着，过不去，后来我们绕过去，爬上山打敌人，他们不得不投降，我们就占领了腊子口。”

时间的侵蚀，让老人淡忘了很多往事，但长征，早已刻在了老人的内心深处。

■ “过草地，那是我们长征以来最苦的事”

“父亲性格温和、善良，最难受的就是看到战友流血、牺牲，记得有好几次，他梦到长征时的战斗场景，惊醒了起来，我见他全身都是汗。”曾铁军回忆道。

对长征，曾广昌最难忘、最感伤的还是爬雪山、过草地的那段日子。

“翻越雪山（夹金山）时，山上风雪很大，有的战友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山上到处是雪窝，有的战友不小心掉到雪窝里，我们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他死，哎！”

一说起爬雪山的经历，老人的神情立时沉重起来。

“过雪山时，大家都没穿多少衣服，冻得很，一位小同志对着我喊，叔叔，你有衣服借不，我说，我只有一块布，于是，拿出包袱里仅剩的一块给伤员包扎伤口的布，包在他身上，给他御寒。”

“过草地是不是更苦啊？”我们接着问。

“过草地的时候，我在沼泽中救了一名得了水肿的同乡战友，把最后一点炒青稞面分他一半，他也把遮雨的油布分我一半。我们俩搀扶着往前走，离走出草地还有三天的时候，他不幸倒下了，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啊！”

“你就看那个草地，哎，连土都没有，地下都是那么深的水，连冻带饿，很多人都死在那里，这些人是长征中最可怜的，可怜，我一想着就流泪啊！哎，一个连土都没有的地方，（战友牺牲后）只能用草简单盖盖，那地方这么多水，上哪抬土去？没办法，我自己想起都要流泪啊，过草地，那是我们长征以来最苦的事。”

老人不停摇着头，长叹着，念叨着，似在自言自语，眼泪却禁不住流了下来。

这泪水，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对战友的怀念，是一位医者对生命的尊重。

■ “红军才是我的家，我必须找到我的家”

1935年秋，曾广昌所在的部队翻过六盘山。

过草地时右腿受的伤，此时溃烂起来，曾广昌高烧昏迷，实在走不了，部队将他安顿在宁夏固原一户张姓农户家养病。

“部队跟这户百姓说，他不能走了，请你好好照顾他，我们将来还会回来接他。”老人说。

老人告诉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很穷，大多数人家都住在破窑洞里，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张家为了让他养好伤，把仅存的几斤小米熬了粥，给他喝，自家人却跑到外面挖野菜充饥。邻居得知他的情况，也省下粮食，给他吃。

曾广昌的病慢慢痊愈了，为回报群众，他给附近村民看病，帮他们干些家务活，当地百姓都亲切地叫他“红军娃娃”。

但脱离部队的曾广昌，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夜里也睡不好。一天晚上，他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张姓人家，悄悄出门寻找部队。

“参加红军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为何还要去找红军啊？”我们问。

“红军才是我的家，我必须找到我的家！”老人回答得很干脆。

“你知道怎么找吗？四周都有敌人，不怕被抓去吗？”我们问。

“我就一路问啊，有的老百姓听信国民党的宣传，连门都不开，有的还说，红军啊，那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嘞，我一听就急了，和他们争辩，我说，那是坏分子造谣，你们见哪支红军杀了人、烧了房子啊？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路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讨过饭吃，日吃三五家饭，夜宿古庙亭，那边连庙都很少，都是住破窑洞，都垮下来了，那边狼又厉害，吃人。”

“有的百姓不错，宰了羊，拿一点羊肉汤、羊骨头、羊肉给我吃，生活上那就比较好了。”

“我先后住了4个老百姓家，一个是部队寄托的张家，一个是养牛的，一个是养羊的，一个是干木活的。养羊的那家有次要打我，我就跑了出来，遇到一个干木活的，他跟我说，红军娃娃，跟我学做木匠好不好啊？我说好哇，但等红军一回来，我还是要回到队伍去的。”

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说：“除了解决生存问题，我就做两件事，一是打听红军的下落，一是听一听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看法，遇到理解我的老百姓，我就跟他讲红军的好做法。”

1936年底，流落地方近一年的曾广昌，终于遇到寻找失散战士的红军小分队。

“有一天，一位老百姓跑来跟我说，红军娃娃，你们部队找你来了，我就赶紧跑过去，跑着跑着，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说起重回部队的那一刻，老人抬起头，眼睛亮了起来。

一回到部队的怀抱，曾广昌立即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和红军，是他最初的选择，也是他永远的归宿。

■ 结语：

穿越战争的血与火，104岁的曾广昌有着历尽苦难后的旷达。“我自己跟我自己开玩笑说，我是三朝元老，红军时期、抗日时期、全国解放，有意思！”他的笑声爽朗而洪亮。

回望身边的生与死，这位红军老战士又有着深深的感伤：“最可怜的是那些牺牲掉的同志，他们可怜啊，有时想想都会流泪！”

“共产党领导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小米加步枪，到现在的现代化，这很不容易。从长征那时起我就相信党，相信党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说这句话时，老人将右手举了起来，用力地挥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