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可“鉴”——专访百岁老红军杜宏鉴

百岁老红军杜宏鉴。（九江市老干部休养所供图）

2019年10月11日，谢曙光之子（左一）、李立之女（左二）、甘祖昌之女（右三）等红六军团后代看望杜宏鉴。本报记者 涂星星摄

杜宏鉴右手在战争年代负伤，留下了残疾。

■ 杜宏鉴档案：

杜宏鉴，江西吉水县人，1915年5月5日生。 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离休。

先后任红六军团通讯员、警卫员、班长、副连长、指导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卫生部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二军卫生部政委。解放后，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等。

初冬的甘棠湖，暖阳高照，波光粼粼。

湖畔，有一处僻静的院落。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有形姿优美、缤纷夺目的山茶，更多的是疏密有致的蜡梅，凌霜绽放、清雅高洁。

这个院落，正是地处九江市人民路423号的老干部休养所。每天，只要天气晴好，早饭后或傍晚时分，总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踱步，这一走就是数十年。

这位老者是副省级离休干部、今年104岁的老红军杜宏鉴。在一栋单元楼4楼的寓所里，看到我们来访，杜老站在门口迎接，热情地把我们引到客厅，拿出一本笔记本，请我们留下姓名、单位和电话。

留下每一个来访者的联系方式，是杜老必做的功课，也是他一贯以来养成的工作习惯。

杜老14岁参加革命，19岁踏上长征路。从红六军团到三五九旅，从抗战到南下，从西北野战军到新疆建设兵团，部队到哪他战斗到哪，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一个赤子的拳拳初心，殷殷可“鉴”。

■ “14岁参军，我带着一把梭镖加入革命队伍”

104岁的杜老鹤形鹤心，精神矍铄。眼眶深陷，视力很好。因为战争的影响，耳朵有些背，需要凑近耳畔大声交流，方能听清。

得知我们要来采访，杜老提前做了准备。我们刚落座，老人就从书桌上拿出了两页信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杜老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些事件，具体到时间、地点、人物等等。杜老的儿子杜江源说，这是老人家为了接受我们采访，特意花了一下午准备的素材。

杜老笑着说，怕说不全面，就先记了下来。在老人时而凝重、时而激昂、时而动情的讲述中，我们仿佛和他一同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一段段炮火连天的激情岁月。

1915年5月5日，杜宏鉴出生在江西吉水县水南镇一个叫双坑的小山村。在他的记忆里，自小家中贫寒，常常饱一餐饥一餐。1929年9月，杜宏鉴14岁，命运发生了变化，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红军到我的家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农民家庭都分到了田。红军部队对老百姓特别好，专为穷苦人着想，我们看在眼里。我天天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转，受到了他们精神的鼓舞，就这样，我带着一把梭镖加入了革命队伍。”忆起参加革命的经过，杜老的眼里闪着光。

由于参加革命时年龄太小，杜宏鉴主要从事苏维埃政府农村工作，参加游击队帮着打土豪分田地，有时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那时，杜宏鉴天天盼着能扛上枪，到前线去杀敌。但枪支弹药紧缺，这个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直到1933年5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场战斗中，18岁的杜宏鉴缴获了敌人的一支步枪。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我带着这支步枪，光荣地成为红军独立三团的一名战士。几个月后，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说到这，杜老的声音格外激昂。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杜宏鉴所在的部队转战湘赣苏区，几乎天天打仗。杜老说，他至今仍有印象的有潞田战斗、金华山战斗、板栗园战斗等。

“1934年初，我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三连当通讯员。潞田战斗中，我们师将国民党七十七师一个团全部歼灭，还俘获了敌团长，缴获步枪400余支、机枪10挺和大批弹药及军用物资。”尽管时隔80多年，但老人提起那一场胜利，言语中依然充满着兴奋与自豪。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主力部队8万余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少人或许不知道，在此之前的两个月，一支特殊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已经秘密开拔。他们从中央苏区出发，先往南后往西隐蔽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探路，这就是著名的红六军团。

“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是1934年8月7日。当时，我随部队在永新打仗，突然接到命令，要进行战略转移。从阵地上撤下来后，我们的部队在萧克、王震的指挥下开始西征。”杜老说，正是从这里出发，他一步步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直至最终到达陕北。

■ “团长、连长牺牲了，我就带着战士们继续冲”

在和杜老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不时挥动的右手，变形很严重，从手腕部开始弯曲，不能伸直。问起其中的缘由，老人说，这还要从长征路途中一场惨烈的战斗——招头寨战役说起。

“那是1935年6月，我已调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六连担任指导员。我从班长到指导员，不到两年时间。这不是我的功劳有多大，而是我们天天打仗，每天都有战友牺牲。团长、连长牺牲了，我就带着战士们继续往前冲。”杜老伤感地说。

杜老回忆道，这一年的9月，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红六军团率部进入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来凤县和龙山县，包围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阀。当红军展开攻击时，蒋介石急令彭位仁师增援龙山，企图从侧面突袭，以解被困之围。

杜宏鉴所在的红十七师，奉命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到湖南省龙山县边远山区招头寨阻敌。部队刚到招头寨，敌军就从东南方向反扑过来。

在我军主力部队未赶到作战地点前，敌人乘机向杜宏鉴所在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敌军占领了狮子堡的四个山峰，控制了全部制高点，架起了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疯狂扫射，不少碗口粗的大树都被打断、打烂了。

杜老说，当时他所在的红十七师师长苏杰亲自率领本师主力，调集数百人，组成敢死队，向占据山头阵地的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团长、连长接连牺牲，作为指导员的杜宏鉴必须顶上，他带着战士们冲在了一线。

“红军没有官，哪有官啊？打起仗来，都是指挥员冲在最前面。”杜老说，就是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右手腕中弹了，弹头伤及骨头和神经。

“那个时候部队缺医少药，伤口一直没有痊愈，直到部队到达陕北后，伤口再一次化脓，伤情恶化，才做了手术将弹片取出，从此也就残疾了。”杜宏鉴看着变形的右手笑着说。

招头寨战役中，红军与国民党军近距离肉搏战，双方拼刺刀搏杀，其惨烈程度让每一个经历者刻骨铭心。让人痛惜的是，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苏杰在指挥战斗中，头部被流弹击中，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仅24岁。

“当时，山坡上、水田中，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友。由于天气炎热，当地老百姓只好将难以分辨身份的遗体就地掩埋。”回忆这段往事，杜老连连摇头。

后来，农民在这一带耕作时，经常在地里挖出子弹壳和成堆的白骨，于是将这里称为“白骨湾”。这些长眠地下的尸骨，有不少是红军将士，只是他们的姓名已经无法查证。

“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不在少数，后来大部分人再也没有与家里联系过，一点音信都没有了。唉！”说到这里，杜老声音哽咽，眼眶湿润了。

■ “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翻过玉龙雪山的”

白雪皑皑的雪山，像一座翻越不了的屏障，横亘在眼前，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时近中午，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冰冷彻骨。

“小同志，你不能坐下，坐下就没命啦!”杜宏鉴不停地呼喊一名战友，慢慢将他扶了起来，推到马跟前，让他抓住马尾巴，缓缓往前挪。

这是1936年的4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开始了残酷的翻越雪山的征程。

抬眼望去，乌云贴着高耸的山顶，风越加凛冽，声声呜咽，嘶鸣作响。

那是玉龙雪山，杜宏鉴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时的杜宏鉴，因为手腕受伤严重，已经接受组织委派，成为了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负责电台通信工作。

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南方人，缺乏寒冷条件下行军作战的经验。杜老说：“出发时，因为天气正在转暖，大家已将棉装改成了夹衣。翻越雪山时，只能是脚穿草鞋、身穿单衣。还好，干粮袋里还有一些从当地老百姓那兑换来的生姜、辣椒。”

杜宏鉴和我们聊起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部队接近海拔3900米雪线时，积雪越来越深。21岁的他只穿了一件单衣，披着一块生羊皮，冻得瑟瑟发抖，嘴里的一截皮带来回嚼了一天，实在咽不下去。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了几根生辣椒嚼了起来，身上这才有了些许暖意。“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翻过玉龙雪山的。哈哈！” 杜宏鉴用爽朗的笑声消解着过去的苦难。

部队进入雪线后，想象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由于积雪很厚，突击队员手拄木棍在前面探路，后面同志踩着脚印跟进。如果不这样，一脚踩空，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即使这样，不少战士还是不小心滑倒，掉进了大雪坑里越陷越深，眼看积雪就要把人吞没，大家急中生智，纷纷解下自己腿上的绑带，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遇险的战友拽上来。”杜老有些伤感地说，人能救回来算好的，有的战士被雪埋了，一下就没了踪影，想救都救不到。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士安全翻过雪山，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大家采取手拉手的办法往上攀登。萧克、王震等首长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重伤员骑，轻伤员就拽着马尾巴走，不让一个同志掉队。”杜老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当年那艰难的时刻。

杜老说，经过近一昼夜的顽强攀越，红军部队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最终战胜了玉龙大雪山，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支部队的英勇顽强。

■ “宁可我牺牲，电台不能丢！”

长征时期，电台对于部队来说，是千里眼、顺风耳。作为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杜宏鉴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

杜老回忆道：“部队每次宿营，我们都要架电线杆、接电线，开机联络。报务员的工作很辛苦，因为部队行军，他们也要行军；部队休息，他们不能休息，不管怎么疲劳都必须工作，必须与军团、各部联系上，如果联系不上，大家就会急得团团转。”

说到这里，杜老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讲起了“几个电报打败敌军一个师”的故事。

长征路上，当他所在部队进入贵州境内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害怕红军攻打贵阳，调集了好几个师气势汹汹的来阻截红军。此时红十七师正好在毕节县南面的将军岭行军，情况万分火急。

在这个紧急关头，杜宏鉴带领的无线电十七分队及时架设电台，报务人员沉着地与各部队联系，将敌情及时、准确地报告给师部，师部又把上级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各部队。

由于十七分队的争分夺秒，保证了指挥系统的畅通无阻，师指挥员及时调来了兄弟部队，在将军岭一带打了一个伏击战，将国民党的第二十师彻底打垮，并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经过这一次战斗洗礼，杜宏鉴深切地感受到电台通信工作的重要，电台就是部队的生命线啊!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从贵州经云南，在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部队再往前走就要过草地了,草地无边无际，杳无人烟，还处处有沼泽陷阱。

为了保证电台能跟上大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党支部动员，杜宏鉴和战士们立下誓言:“与电台共存亡。宁可我牺牲,电台不能丢!”

然而，要运走这些沉重的机器，不是几句誓言就可以完成的，要有办法，要有力气。草地人烟全无，大部队都断了粮。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一到宿营地，除了少数战士值班外，几十个同志都出去挖野菜。回到宿营地后，将这些野菜放在破缸子里煮开，再放在瓦片上烤，炒熟、晾干、装袋。如果是强行军，大家就用这些干野菜充饥。日子久了，战士们的体质普遍下降。

“我们十七分队运输排有一位同志叫刘希武，永新人,30多岁，中等个子。他挑的担子一头是发报机，一头是马达和天线，重几十公斤，但他从不掉队。部队一进入草地，他就生病了，但他很坚强，不愿放下担子。有一天，他挑担走了几步，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说到这，杜老沉默了许久。

如果不解决吃的问题，要想把电台、机器运出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杜宏鉴带着几个老战士，翻山越岭去找粮食。走了一整天，发现了一个土围子，进去后，在房间里发现了几十斤麦子，按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按价留下了几块银圆，把这几十斤麦子带走了。

“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我们分队的每个人都分了几瓷碗麦子，大家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吃了一点东西劲也有了，挑起电台又可以大步走喽。” 说到这里，杜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就这样，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杜宏鉴带领的十七分队，终于将完整的电台挑出了草地，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 “对于胜利，我的信心从未动摇”

在和杜老的交流中，老人精气神很足，谈兴很浓。原本约定的15分钟采访时间，一直延长到了40多分钟。他的儿子担心他的身体，几次催促老人家，杜老每次都摆手，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问杜老：“在枪林弹雨、饥寒交迫的长征路上，你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定，宁可付出生命也要革命到底？”

杜老说：“因为我坚信，只要跟着大部队，跟着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共产党是救穷苦老百姓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对于胜利，我的信心从未动摇。”

正是靠着这股信念，1936年10月，杜宏鉴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也靠着这股信念，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哪一天。能活到今天，想都不敢想。”乐观的杜老爽朗地笑了。

戎马一生总倥偬，人生百岁再“长征”。如今，杜老仍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今年国庆大阅兵时，他一直守着电视，看到军队的装备越来越现代化，国家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他非常振奋。

结束采访时，杜老走到客厅窗前的书桌前，拿起毛笔，在水写布上写起了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杜宏鉴边写、边流利地背诵着。窗外，一抹秋日暖阳在树隙间跳跃、闪烁。岁月不居，时光荏苒，这位百岁老人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的传奇，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