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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朱佳木

2019年12月23日08:3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陈云的民生思想,是与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要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看待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主要是指关系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的问题,应结合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来看待。要处理好基本建设与民生的关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过急。要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民生的关系,但改革绝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要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关键词 ]陈云;民生;党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 ] A849 [文献标识码 ] A

陈云的民生思想,是与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云既做过党的工作,也做过经济工作,对党风建设和民生问题都有过长期而深入的思考,阐述过大量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党风建设思想和民生思想。他的民生思想既是他经济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党风建设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鲜明体现。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十分丰富,而其中围绕的一个主要问题或核心问题,就是党如何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深刻理解他的民生思想,弄懂其中的真谛,需要同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和研究。

一、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看待民生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生问题主要是指关系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党无论领导革命还是建设,当然都是从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如果不考虑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即忽略民生问题,革命和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

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38-139页。)在延安时期他又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67页。)陈云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和认识,他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陈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73、172、173页。)不难看出,毛泽东和陈云所讲的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小问题,都是事关人民当前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即民生问题。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总是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始终要求把民生问题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更深层的考虑,还在于党执政后如何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并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长,提出做好商业工作一定要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他说,即便是卖鸡、卖蛋也有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陈云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4页。)。1957年,他在 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又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陈云文选》第 3卷,第 64页。)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政策出现“左”的偏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61年,陈云通过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的调查,提出我国的集体耕地占全部耕地的 90%以上,再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说:“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 95页。)

我国工业化建设是在经济尤其是农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带有很大的突击性,因此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粮供应,长期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要说民生,这是最大的民生。对此,陈云始终高度关注,提出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库存锐减,许多地方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等现象。他顶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风险,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紧急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为了尽快摆脱粮食供应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又顶着风险,直接向毛泽东提议,在部分困难地区暂时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群众尚不能满足温饱的情况,他直率地建议今后三五年每年进口 2000万吨粮食。他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36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陆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政策,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化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粮食连续 4年增产。但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农村和农业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误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提出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政府不必再管的主张,结果出现上下都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反复提醒大家绝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掉粮食生产,并在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警醒地提出,要注意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的问题。他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片面强调“无工不富”,忘记了“无农不稳”。全国 10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既是很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正所谓“无粮则乱”,千万不能低估粮食问题。(参见《陈云文选》第 3卷,第350 页。)就在他讲话的当年,粮食总量减产,而且连减 4年,直到 1989年才恢复到 1984年的水平。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一系列生活必需品价格跟着上涨,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事实深刻说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社会大局稳定。

二、处理好基本建设与民生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也即基础建设),不可能马上解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问题,但它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如果不搞,人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然而,凡事皆有度,如果基建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势必损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影响民生。因此,陈云一向主张,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要兼顾,兼顾还是没兼顾的衡量标准是:第一,看对民生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安排在基建之前;第二,看基建规模的大小是否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195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章指出:“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陈云文选》第 3卷,第 53页。)对于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他提出:“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他说:“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陈云文选》第 3卷,第85、86页。)

在经过“大跃进”的曲折后,毛泽东对于陈云的上述主张,表示出了十分肯定的态度。他在 195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文集》第 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8页。)1962年,中央针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并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陈云提出,为了照顾民生,要对年度计划作相当大的调整,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对此,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还当场口占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参见《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10页。)

1979年,党中央同意陈云关于用两三年时间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由于调整初期党内认识不统一,行动不得力,致使不仅没有将1979、1980两年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而且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货币超发,物价大幅上涨。陈云在 1980年 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77-278页。)他关于“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著名论断,就是在那次讲话中提出的。(《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80页。)在讲话中他还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81-282页。)他这里所说的“左”,主要就是指经济建设上要求过高、过急,因而忽视了民生。他后来曾说过,他那段时间的很大精力用在了“砍项目”上。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过急,陈云也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样会影响基本建设的投入,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从长远看同样不利于民生。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提倡高消费、滥发奖金和随意提高福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和企业折旧、技术改造资金的提留。针对这种偏向,他用形象的语言指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陈云文选》第 3卷,第 309页。)1988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陈云文选》第 3卷,第 367页。)他不同意提“人民生活现代化”的口号。他说:“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62页。)对于他的这个思想,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然而,后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追根溯源,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三、处理好改革与民生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与民生,虽然在本质和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但部分时间段、部分

情形中也有不完全一致的一面。改革的一个目的是使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物价等经济手段更加符合经济规律。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但金融、物价改革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低收入群众生活的影响尤其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害到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因此,陈云历来主张,改革绝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

为消除旧中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后遗症,新中国一成立就考虑进行货币改革。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根据陈云指示着手发行新币的技术准备。当时正值全面学习苏联,陈云对苏联经验一向非常重视,但他认为要结合我国实际有选择地学习。比如,在他看来,苏联 1947年搞的货币改革,在新币换旧币的办法上,按照不同阶级、不同所有制,区别现款和存款,采取不同兑换比率,并限定兑换时间,损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因此,新中国的货币改革没有盲从苏联的改革方法,而是不分阶级,统一采用一万比一的兑换比例;以新币换旧币,不限时间,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338-339页。)为了做到慎之又慎,我国直到1955年 3月才宣布货币改革。由于改革办法合情合理,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拥护,进展十分顺利,仅用 3个月时间就在市场上完全收回了旧币。财政金融工作中的这一成功范例有力说明,改革只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设想周到,准备充分,照样可以不妨碍民生,不损害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切身利益。

20世纪 80年代初,由于棉花价格节节攀升,棉布价格却始终没有提高,造成纺织企业赔本经营的问题日益严重。有鉴于此,国务院在 1982年制定了纺织品价格调整方案,向陈云征求意见,并派负责同志向他作了汇报。在陈云了解到调整方案实施后,尽管棉布价格有所上涨,但化纤价格却有所下降,因而纺织品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后,明确表示赞同。(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353页。)1984年,国务院就价格改革提出整体设想,并征求他的看法。他指出,现在确实是实施价格改革的有利时机,应该稳步推进,并可以借鉴此前棉布提价、化纤降价没有引发市场波动的成功经验。(参见《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685页。)可见,陈云并不是不赞成价格改革,只是不赞成破坏物价水平总体稳定、降低人民生活、引发社会动荡的那种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陈云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但他同时指出:“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因为“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78页。)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建议把讲“物价与价值要一致”的话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进口粮食是要贴钱的,即使按照粮食进口价卖,我们还要贴钱。然而,粮食赔了钱,市场稳定了,市民有肉吃,有菜吃,使我们有时间搞体制改革;另外,经济作物发展了。钱从那里赔了,又从这里拿回来。”“如果粮食不补贴,市场就要大波动。”他还说,假如马克思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也会赞成保持一种合理补贴的社会主义,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陈云文集》第 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96页。)

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价格补贴在逐步减少,但无论消费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很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物价和弱势产业的扶持措施仍然是包含补贴的,有的补贴还在增加。比如,粮食售价、义务教育费、取暖费、公交费等,都有财政暗补。近些年,政府还陆续出台了种粮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环保产业和产品补贴,以及发放养老金、推广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等财政补贴。这说明,陈云关于价格改革要照顾民生、财政补贴不可能完全取消的思想,已成为考虑改革的一大出发点。我们毫无疑问应坚持推动价格改革,减少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更加能反映价值。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也要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状况,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

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起,陈云由于年龄原因,除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外,不再负责其他日常工作。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无论大事小事,只要发现或想到,随时给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函提建议。例如,当他了解到中年知识分子工资收入低、工作负担重的情况后,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中年知识分子是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把钱用在他们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参见《陈云文选》第 3卷,第 312-313页。)当他在报上看到儿童剧演戏难的反映,便给中央书记处领导写条子,建议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儿童开放内部礼堂。 (参见《陈云传》下卷,第 1766页。)当他想到前些年一些大城市发生冬储菜冻烂问题时,立即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说“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要赶在寒流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陈云文集》第 3卷,第 513页。)他还让秘书转告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提醒他们想办法让市民尽可能多买一些,不要让菜烂在街上。事后,他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根据他的批示,北京市计划减少郊区大白菜的种植,改在河北邻县多定购,并写出书面报告。对此,他又批示:“这一条必须由市委和河北省商量好。”(《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391页。) 当他从报上看到大龄未婚青年多和师范院校招生难的情况,又给中央书记处领导写信,建议中央指定一个部门抓一下大龄未婚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婚姻问题。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399页。)他还让秘书转告中央有关领导,要想办法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使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参见《陈云文集》第 3卷,第 527页。)

像这类事,在陈云晚年是家常便饭。这是他崇高党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在向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有意识地传帮带,以便使他们也能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从端正党风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民生问题。由于他经常过问这些其他领导同志不大过问的事,香港一家杂志把他称为“不管部长”。他听后很感兴趣,要秘书把杂志拿给他看。还有一位同志转来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陈云同志为“标准共产党员”。他听后哈哈大笑,并把这六个字端端正正地记在便笺上。他一向不喜欢听赞扬的话,唯独这一次,不仅接受了这个赞扬,而且显得十分高兴。

陈云曾多次强调,“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73页。)。对于我们党来说,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行动上积极落实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就是实实在在地贯彻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将我们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党风继承好、发扬好的重要一步。这既有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锋地位,又有利于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总之,在陈云看来,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党风问题。重视还是不重视民生问题,对我们党既是一个是否善于做经济工作的检验,又是一个是否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检验。

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陈云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并着重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日报》2015年 6月 12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又指出:“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人民日报》2016年 10月 28日。)我们要把学习、研究陈云的民生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切实从端正党风的高度看待民生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在民生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得到不断巩固;使党的执政地位,在为人民谋福祉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强。

﹝作者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100732 ﹞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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