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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古田会议决议的传播及影响

冯宪书

2020年01月07日08:4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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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田会议决议,是 1929年 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决议案。该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并首先在红四军内得到贯彻落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伴随红四军发展壮大,该决议的影响逐步拓展,但也受到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全面抗战时期,决议成为延安整风必读文件,成为军队政治整训的理论武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成为加强改进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指南,在恢复健全军队党委制和军队民主制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古田会议决议的传播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宏阔历史,对于今天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古田会议;政治建军;军队党委制;传播

[中图分类号 ] D231 [文献标识码 ] A

古田会议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在党和军队历史上堪称经典。研究《决议》传播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揭示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建设纲领性文献的历史轨迹。本文拟就新中国成立前《决议》的传播过程及历史影响作一概要研究,以深化对这部经典文献历史作用的认识。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贯彻推广

1929 年12 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案,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218-219 页。)《决议》首先在红四军得到贯彻执行,随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影响不断扩大,其他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

(一)红四军学习贯彻《决议》,“着手使大会决议一一深入”。

针对红四军当时党内军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并首先在红四军内得到贯彻落实。1930 年1 月6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前委1929 年12月的工作在于召集九次大会,“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倾向,并扫除红军内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枪毙逃兵等),现在着手使大会决议一一深入。此一月当中,红军得休息整顿的机会,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屈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 页。)

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部队传达并指导部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部队利用行军作战间隙逐条学习大会决议,全面检查存在的问题,彻底清除错误思想,使红四军面貌很快改观。1930年 1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部署问题,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决议》。(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94页。)4月,红四军各部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关于废止肉刑问题的决议,公布不枪毙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深受广大战士的拥护。(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302页。)5月,毛泽东和朱德总结贯彻《决议》经验,在江西寻乌马蹄冈召开的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306页。)这七条原则是红四军贯彻《决议》精神的具体化。6月,红四军依据《决议》制定《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对军政治部、纵队政治部、支队政治部和大队政治委员的工作,在职责、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方面作出规定。8月,红一方面军组建,《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推广到方面军各部,还印发《政治委员工作须知》《红军士兵会章程》两个规定。这些法规制度是对《决议》“编制红军法规”(《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81页。)要求和会议精神的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红四军“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参见《人民日报》1961年 6月 23日;《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42、46页。)

贯彻执行《决议》不仅使红四军力量得到壮大,还极大促进了根据地发展。毛泽东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即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游击主义、流寇思想、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 146页。)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46页。)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28-129页。)1958年 8月 1日,朱德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一周年》一文指出:“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到 1929年 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止,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然适用。由于有了这条正确路线,就使革命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日报》1958年 8月 1日。)

(二)“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

1951年7月 19日,《人民日报》第3版公开发表了根据《决议》第一部分摘编而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该文“题解”指出:“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人民日报》1951年 7月 19日。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 1卷所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题解”与此相同。有学者考证,这个“题解”是毛泽东所写。参见逄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上),《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 3期;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4页。)这是对《决议》影响扩大至整个红军的有力说明。

那么,《决议》是怎样由红四军传播到整个红军的呢?首先是红四军前委第一时间将《决议》报送中央。1930年 1月 6日,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称,“陈定效同志因肺病不适宜军队工作,特介绍其回上海,并叫他带来九次大会决议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册,第 12页。)。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决议》,于 3月下旬“将八个决议案原件抄送共产国际”(黄允升:《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革命实践的几则史实辨析》,《党的文献》1995年第 3期。)。5月,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所作《红军第四军状况》报告说:“关于方式与材料,我不多报告,因为九次大会的决议已报告到中央了。”(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1册,解放军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87页。)熊寿祺在报告中还提到:“四军党在去年冬召集了全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对于各种工作路线都有具体规定,九次大会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正确倾向在九次大会中明白的指出了八点:(1)单纯军事观点;(2)极端民主化倾向;(3)绝对平均主义;(4)唯心观点;(5)非组织意识;(6)个人主义;(7)流寇思想;(8)盲动主义。九次大会之后,四军党努力同这八个错误倾向奋斗,现在已有相当成绩。最显著的是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两种倾向的减少,许多同志怕人说他是军事观点,自己特别的多注意于政治,多作群众的工作,相信群众的力量,以求减少他的军事观点,就是一个很显著的证据。”(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1册,第487、489页。)熊寿祺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极力推介和高度评价《决议》,使各地红军进一步关注这部文献。同时,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建设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运用《决议》精神指导部队建设。1931年 12月,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毛泽东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该军团的基本方针: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发给路费,来去自愿。(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361页。)《决议》在改造起义部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弘扬。

(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决议》贯彻的干扰。

《决议》尽管在红军中得到贯彻,并显示出巨大威力,但随后不久出现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党内军内受到排斥,《决议》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原则难以贯彻。特别是在怎样落实党指挥枪问题上,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观点并不认同《决议》提出的正确路线。《决议》提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毛泽东文集》第 1卷,第 81页。)各级党部有解决问题、指导实际工作和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毛泽东文集》第 1卷,第 80页。)。确立依靠党的各级组织来领导掌握部队的党指挥枪原则,是《决议》的重大创新,但它的贯彻也受到来自“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1931年 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出:“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43页。)这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开始削弱和否定《决议》明确强调的党委制。彭德怀认为,“古田决议案当时没有在全国红军中普遍引起注意,基本原因是那时教条主义占领导地位的中央没有批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被限制在极小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停止。那时已确定党委制,取消首长制。主张民主讨论的制度都是已确定了的,当时军队中有前委,各师团有党委”(《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85页。)。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红军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罗荣桓认为:“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长征了”。(《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54页。)1949年 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到:“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35页。)可见,《决议》在党内军内的学习贯彻并非一帆风顺。后来,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落脚陕北后,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决议》才逐渐成为全党全军学习贯彻的纲领性文献,人民军队才真正走上胜利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

全面抗战时期,是《决议》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时期。《决议》不仅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为整风运动的指定文件和军队政治整训的理论武器。

(一)收入《六大以来》,成为整风文件之一。

《六大以来》是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文件汇集,编入自 1928年 7月至 1941年 11月共 500余份文件,其中就包括《决议》。毛泽东指出:“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48页。)《六大以来》是延安整风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决议》也因此在全党范围内得到传播。1942年 4月 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 18个文件,其中之一即“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6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当时收入整风文献的并非《决议》全文,而是以《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为题,摘录了《决议》第一部分之“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念”的内容。);4月 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增加 4个整风学习文件。6月 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 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开展这一运动。7月 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392页。)7月26日,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发布关于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第二号指示:“全体干部应按文化程度分为两类:团级以上及能看文件的营、连、排级干部为第一类,不能看文件的营连级干部为第二类。”第一类干部须研究 22种文件全部,第二类干部着重研究的 8种文件也包括《决议》。(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7册,战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02页。)1944年1月1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布关于 1944年部队政治工作方针的指示:“部队中的整风运动,必须利用战争、生产的空隙,求其完成任务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密切结合。整风中应着重清算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因此,必须深入讨论‘古田会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68页。)可见,随着全党全军整风运动的展开,《决议》成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武器,在党和军队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于统一思想、凝聚意志起到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要求将《决议》印发部队,“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1942年 1月 23日,毛泽东为印发和学习《决议》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75页。)接到毛泽东指示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即大批印发《决议》,并于 4月 6日发出训令,对部队贯彻执行《决议》作出部署。训令指出,《决议》“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在我们的工作中,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比如各种制度尚未严格的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而没有切实的执行,党内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不正确的倾向,尚有某些残余存在,党内教育诸问题尚有不健全之处,主要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执行这个决议。因此,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做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的把它当做教条。”(《解放日报》1942年 4月 15日。) 训令还对学习教育及检查测验方法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把《决议》当作改进工作的指南和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锐利武器,一些熟悉军队历史的领导干部亲自讲解《决议》,部队掀起了学习热潮。(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11页。)《决议》还于 1942年编入以中央军委名义出版的《军事文献》(上)。1942年 4月 1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决议》部分章节。(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 4月 10日。)1944年 4月,新四军政治部以《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为题印行单行本。(参见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第 37页。)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决议》在八路军、新四军范围内的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决议》成为军队政治整训的理论武器。

1944年 4月 1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由谭政起草的。报告起草前,毛泽东曾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 3000字左右,并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阅,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506页。)谭政报告先后 5次提到古田会议,要求发扬《决议》传统,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和书宣组联席会议,坚决执行《决议》。报告发扬了古田会议精神,深化了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在整风运动后复活了古田会议与若干工作方式上的发展”(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76页。),成为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1944年 7月 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明确要求:“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7册,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31页。)此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524页。)10月 12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全军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实行全党练兵,全民皆兵。要求在当年冬季 4个月内,整训 60%的主力部队,30%的游击队,将民兵全部轮训一遍,并强调加强干部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上述指示和决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军政大整训的计划,对整训的内容、重点和步骤作了具体安排。整训分为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两个阶段。政治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决议》和谭政报告,总结先进经验,检查缺点错误,对政治工作进行认真改进。(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 145页。)通过学习贯彻《决议》和谭政报告,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端正对政治工作的认识和态度,改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建设水平和战斗力都得到很大提高。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深入贯彻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决议》成为加强改进党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部队政治工作的思想指南,成为恢复健全党委制和军队民主制度的理论依据,在更广范围内得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并在引领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

(一)随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成为军队建设指针。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作为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件之一,受到全党普遍重视。《决议》旨在纠治错误倾向基础上促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全党全军检讨缺点问题、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锐利武器。1946年2月 2日,晋冀鲁豫军区关于部队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提出:改造部队的政治工作,“首先要深入古田会议与谭政同志报告的学习了解,并大胆的揭发部队存在着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同时发扬部队中合乎需要的好的有力的政治工作的作法”(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第 177页。)。3月 14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春季练兵中的政治工作指示明确,强化部队政治工作,“由各级军政委员会(或他种军政干部会)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检查政治工作现存问题,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检讨某些人员轻视政治工作的原因,找出改进政治工作的办法”(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第 194页。)。1947年 3月 25日,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认为《决议》与谭政报告“这两个文件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的具体化”,“这两个文件中所阐明的思想,就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7页。)“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及所有我党领导下的军队,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或者什么部分,凡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案的思想、路线、原则去建设军队,去建设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那里的政治工作就有生气,有力量,就有生动活泼和丰富的内容;就朝气勃勃和富于创造性。”(《罗瑞卿军事文选》,第 458页。)“我们坚信:古田决议的精神如果被确认,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完全走上古田决议的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真正掌握了古田决议的思想,使其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生指导作用,那么我区军队今后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气象的。 ”(《罗瑞卿军事文选》,第 459页。)要“学习其中的思想、路线、方法,运用其中普遍的原理原则来指导我们今天情况下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罗瑞卿军事文选》,第 459页。)。晋察冀军区和其他战略区政治部随后纷纷印发《决议》单行本,运用《决议》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和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决议》在党和军队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二)根据《决议》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恢复健全军队党委制。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来实现的。人民军队党委制,始于建军之初,经历建立、中断、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南昌起义时,部队建立党的委员会,设立党代表。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决议》确立党组织在部队的领导中枢地位,部队一切重大问题经党委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由军政首长发动群众执行。1931年,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以“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取代党委制,党对红军的领导受到削弱。全面抗战期间,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设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后勤和党的工作。(1941年 2月,中央军委颁发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建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其成员由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领导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交由各部门执行。)军政委员会与党委会在机构设置、运行模式、作用权限上均有所不同,虽然对确保党领导掌握军队起到一定作用,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仍影响着党的集体领导。1947年 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党的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地进行。”(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第 567页。)同年 3月,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中央要我们采取红四军九次决议的做法,成立各级党委,代替首长单一制,党委决定后交各部门执行。这次政工会议,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过去党的组织,变成党务机关,而一切大政方针由军政首长负责。成立党委使首长制有更大群众基础,一切问题尽可能进行反复讨论,决定后由各部门负责执行。”(《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第381页。)同年 7月,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军队中的党委会,就是以古田会议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对于人民军队所订下的宗旨,作为领导的指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9册,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5页。)。1948年 10月,总政治部颁布《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规定“支部是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支部委员会是全连队的统一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10册,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 80页。)。这两份草案对军队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组织原则等作出具体规定,重新确立了《决议》所强调的党委制。人民军队依据《决议》原则恢复党委制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规定。这对于确保“党指挥枪”和加速推进革命战争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贯彻执行《决议》精神,在军队中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

注重发扬民主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与实践的鲜明特色。1928年 11月 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页。)《决议》延续这种民主传统,强调“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毛泽东文集》第 1卷,第 106页。),并提出具体要求:长官爱护关心士兵,士兵尊重支持长官;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作群众运动和士兵政治教育等。彭德怀指出:“军队中的民主制度是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已确定了的,古田决议解决了中国建军、建党的许多问题,如反对唯心论,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肉刑等,都是已解决了的。”(《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85页。)随着《决议》在解放战争时期深入贯彻,军队民主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曾因作战较差和群众工作不好背过很重的包袱。1946年 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该纵队“响应中央局的指示和号召,把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领导方法,古田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军队工作中的各方面去”(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第 523页。),每次均圆满完成任务,创立巨大战功,多次获得军区嘉奖,在提高战斗力和工作各方面均取得飞跃进步。王克勤运动就是该纵队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实行群众路线所创造发展起来的。“其他兵团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古田会议精神的执行,在工作中也有很大成绩。”“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新方向,这是政治工作上的重大改革,这是古田会议精神之恢复,这是我党整风和七次代表大会的成绩。”(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8册,第 526页。)

《决议》中所蕴含和倡导的发扬民主和注意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要求,在部队建设和提高战斗力中发挥着重大作用。1948年 1月 28日,毛泽东批转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告时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8页。)1月 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75页。)3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认为新式整军运动成绩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9册,第 416页。)按照古田会议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各部队陆续恢复士兵委员会,特别是广泛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探索创造新式整军运动、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等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的新的民主形式。这些措施对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部队的集中统一,提高部队战斗力,从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照亮前行之路。新中国成立前《决议》的传播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宏阔历史。认清这一历史,有

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决议》在特定时期发挥的历史作用的认识。《决议》所明确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所彰显的勇于批判、实事求是风格,所蕴含的团结一致、勇担重任精神,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和制胜密码。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必须恪守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冯宪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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