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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支部制度及其实践——以大革命时期上海党组织支部建设为例

张仰亮

2020年02月13日09: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支部作为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建党初期,党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直至中共四大时,支部被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制度才得以正式确立和逐步完善。通过考察中共上海城市支部的革命实践可以发现,上海党组织支部建设采取了建立部委员会监管机制、扩充支部数量、完善支部机构和培养支部干部等举措。上海党组织的支部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不但使上海的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大增,还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总之,党通过支部建设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社会最基层,从而拥有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网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支部制度;中共四大;中共上海区委;基层组织

[中图分类号 ] D231 [文献标识码 ] A

支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共建立初期,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小组指定为党的基层组织,直至中共四大时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目前,学界对党的早期支部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党对支部制度的探索、贡献以及对某个城市支部或农村支部的考察。但是,囿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学界对党的早期支部的研究还有薄弱之处,特别是对党的早期支部制度的形成及其革命实践的专门研究,尚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利用档案、回忆录、文集等资料对中共早期支部制度的形成历程作一史实梳理,并以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城市支部为例探讨支部的运行状态,以揭示党的早期支部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效力和张力。

一、支部制度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 年12 月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其中第二章对支部的人数、名称和领导方式等作了专门规定,并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建立了30 个支部或小组,提出应使“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 页。)。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对支部建设十分重视,使支部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1919 年12 月,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章程》中指出,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支部至少应由党员三人组成并经县、市或区委员会批准”。对于支部的任务,章程规定,“(1)在群众中实现党的口号和决议;(2)吸收新党员;(3)协助当地委员会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4)作为党机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 年版,第25 页。)。

中共的支部制度受到了俄共(布)的深刻影响。在中共建党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支部制度就有了初步的认识。1920 年间在一份《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中规定:“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须成立党支部。”这可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借鉴俄共(布)支部制度的最早例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施行支部制度十分关切。1922 年12 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工厂、矿山、铁路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384页。)。

在中共建立之初,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地域分布有限,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只是对地方委员会作了简要的规定,即凡有党员 5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中共二大对地方党组织的认识更进一步,并提出了“支部”的概念。中共二大通过的首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工厂、各农村、各矿山、各铁路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 3至 5名党员的地方均成立“组”,公推组长 1名,并“隶属地方支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1-3、16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未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地方支部”更近似于地方党组织,而“组”则处于党组织的最低层级。另外,在一份 1922年冬成文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的补充报告中又提到,党组织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支部,并规定支部设在工厂、兵营、农村、铁路工会和学校里,凡有 3至 5名党员的地方或机关成立一个支部,每两个支部合成一组,两个小组以上的地方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9页。)在四级党组织中,支部处于最低层级,这符合俄共(布)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但小组高于支部的规定却与中共二大的相关原则有抵牾之处。

实际上,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各组”为“本党组织系统”,是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的“基本单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册,第 165页。)换言之,在中共建党初期,小组是作为党员训练和活动的基层组织单位存在的,而支部并未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基层组织。1922年 6月 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册,第 309页。)。这里的支部更近似于地方党组织的代名词,如建党初期的中共广东支部、湖南支部、济南支部等。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在成立初期就称为地委,如中共上海地委、武汉地委、北京地委等,但在日常工作中同样以支部相称。(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页。)可见,建党初期中共对支部的认识还不明晰,“支部”更像地方党组织的代名词。

1925年 1月 11日至 22日,中共四大召开。这次会议首次将支部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初步制定了党的支部制度:一是规定了支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指出支部的作用不仅限于“教育党员”和“吸收党员”,还肩负着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二是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支部的设置应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也可以地域为标准;三是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新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支部“公推”书记 1人,由 3人组成支部干事会。党员人数较多的支部,可以斟酌情形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 1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258-259、259、263-264页。)从中可以看出,中共的支部制度基本沿袭了俄共(布)的做法。

之后,中共对支部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1926年 1月,中共为加强支部建设发布了《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计划工作等》。首先,通告对支部的构成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每个支部应由书记、组织员、宣传员、会计员组成,“各有专人负责”;其次,通告要求各级地方委员会加强对支部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再次,通告要求每个支部应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特别是支部会议的议程“须有支部干事会事先讨论准备”;最后,通告又对党费收缴及统计报表作了规定,要求各项统计要有专人负责,按期呈报。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在《党刊》发表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对第二号通告作了几点补充:一是系统阐述了支部的八大职能,即“党的组织单位”“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党的生活中心”“党的战斗的武器”“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二是规定了支部自我教育的标准,也就是“思想的政治化”“研究的系统化”“生活的集体化”“行动的纪律化”“信任党的心理”“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三是规定了支部会议的基本内容,要求支部每周应开会一次,会议主席轮流担任,主要内容为“政治报告”“讨论如何发展党”“分配同志的工作”“讨论实现党的政策的具体方法”“同志工作的批评”“报告和讨论党内外生活”;四是规定了支部书记的职责,主要执行上级“交托的一切政策和计划”“教育同志”“组织群众”“具体的工作计划”“出席团的支部会议”“吸收进步的分子入党”六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35-36、611-618页。)

二、支部制度在上海的实施与成效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央机关长期驻扎地,也是党早期革命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的罗亦农曾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地方,因此上海应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地。”(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12月—1927年 2月)》乙5,1990年,第 235页。)可以说,上海为党开展支部实践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上海党组织成立初期(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1922年 7月底,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1924年 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1925年 8月 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在本文中,统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简称“上海党组织”。),最先成立的基层组织是党小组,是教育党员和党员活动的基本单位。1923年 7月,上海党组织“将居住相近的同志重新分组,每组设组长一人”,每一周或两周开组会一次,并指定瞿秋白等 8人为教育宣传员,“轮流到各组或大会讲演”。(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1989年,第 2-4页。)据早期党员许德良回忆:“大约从一九二三年七月起,党内开始按照居住相近的原则,将党员编成小组。”(《党史资料丛刊》第 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6页。)可见,小组在中共建立初期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中,均是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单位存在的。

直至中共四大后,上海党组织才开始推行支部制度。1925年初,中共上海区(地)委(以下简称“上海区委”)根据中共四大决议将辖区的党小组统一改编为支部。1925年 8月,为便于指导辖区内的支部开展工作,上海区委根据支部的集散情况和人数多寡组建了 5个支部联合干事会(以下简称“支联”)。(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156-168页。)稍后,为应对支部日渐增多带来的管理难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大的工业区或农村集合临近的若干支部组成“部委员会”(以下简称“部委”),“管理本区域内各支部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册,第 281页。)。10月间,上海区委将各支联改组为部委,新增加闸北、南市两个部委。至 1927年 3月,上海区委通过重新组合后,形成了沪东、沪西等 8个部委。(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6-61页。)此外,上海还存在着直属于区委的独立支部。独立支部是从普通支部发展演变而来的,甚至可以一直发展成为部委。就上海区委的组织架构来说,大体是区委—部委(独立支部)—支部的三级结构,部委是支部的直接上级。(参见孙会修:《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的城市支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 1期。)

中共中央强调,部委(或地委)应是支部的“监护者”,对支部的所有工作和发展状况应“严密的监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第 35页。)因此,各部委负责“管理全区域的所有工作”(《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44页。) 。上海区委作为部委和独立支部的直接上级,负责监管各部委和独立支部的日常工作,并时常派人到各部委、独立支部甚至支部检查工作。这成为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如在1926年2月18日至22日,上海区委罗亦农、庄文恭等人到各部委检查工作,检查事项包括支部与部委的关系、支部开会情形、支部日常工作和党员倾向等。(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202-203页。)

就机构设置而言,每个支部应有书记、组织员、宣传员等,构成支部的主要领导层。此外,干事会在支部工作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陈独秀强调,支部“干事会非常要紧”,“如干事会组织得不好,结果把人才湮没,且或使有能力者出来反对”。按照规定,10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成立干事会。干事会有工运、济难会、妇女等具体分工,干事人数根据支部党员人数灵活设置,一般取奇数,干事会下设小组,5人一组。(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1989年,第254、276页。)干事会成员一般由支部的骨干党员组成,不但要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和个人威望,而且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支部肩负着发展党员的重任。按照规定,“每次支部会议关于该机关内发展本党组织问题应为支部会议中重要的议程之一”,每个党员“都应负有介绍新党员之责”。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1986年,第 61-62页。)在一段时期里,上海区委往往借助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支部。1925年 3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通过上海纺织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当中有 50多人加入了我们党,并成立了两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92页。)。不过,在中共四大后的最初几个月,上海的党员人数并未迅速增加。迟至五卅运动开始后,上海的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才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参见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版,第 79-80页。)为迅速增加支部数量,上海区委一度要求每个党员在“最短期内”必须介绍工人 5人以上或知识分子 2人以上。上海区委解释道:“支部多多益善,支部愈多则发展愈快,如此螺旋式不间断地去发展,是扩大本校组织于广大群众中之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上海区委还为此重新修订了支部的组织原则,特别要求以一工厂、一学校、一机关为单位设立支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39-40页。)

就实践而言,支部的日常工作相当繁杂。支部除从事发展党员的工作外,召集支部会议、催交党费、推销书报等也成为其例行工作。支部会议是教育党员和党员活动的重要载体。支部书记通过支部会议可以及时向党员传达最新通知、讨论支部重要事务和安排支部新近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第 614页。)党费是党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交纳党费是党员履行义务、增强党性和组织观念的重要途经。因此,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应严格督促各支部征收党费,务使征收党费的工作健全的建筑在每个支部的身上”。此外,推销书报是支部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上海区委组织部通告各部委,若要使党日益深入群众,“惟有尽量做我们的宣传工作”,其中推销党报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员最低限度的责任。根据要求,凡能看报的党员,除自己必须购买一份外,还应各负推销之责,至少每人推销一份。(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130、246、248页。)

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无疑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党员进步的重要手段。1926年 1月,上海区委表示,自五卅运动以后,本区委的党员迅速增加,为了“使党的发展在数量上与质量上相称”,各部委、支部应举办各级训练班,其中部委设立的高级训练班主要“灌以政治的常识”,支部举办的低级训练班可由一个或数个支部联合或轮流组织,要使“支部同志必须人人参加此训练班”。(《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95-96页。)具体来说,各部委举办的高级训练班以培养和教育支部骨干党员为主,各支部举办的低级训练班以培养和教育普通党员为主。

应当说,上海区委的支部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均大幅增加。在1925年四五月间,上海本埠仅有党员 220人,支部 15个。(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44-346页。)截至 1927年 3月,上海党员人数一度增至 14000人,支部数量达到 180个。此时,支部已逐渐成为上海区委的基层组织单位,组织形态更为饱满,组织基础更为稳固。就每个支部的平均人数来说,在不同时期略有起伏,除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支部的平均人数激增至约 77人外,其他时期大体维持在 15人上下。(参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 4月)》甲3,第 194页、第 344-346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 3月—1927年 5月)》乙6,1990年,第 550页。 )但是,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差异较大,如在 1925年 9月的杨树浦部委,恒丰支部人数最多,达 30人,最少的支部仅 2人,尚不足法定人数。(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156-157页。)

按照支部的性质划分,上海区委的支部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产业或职业的支部”;二是“区域形式的或城市中按街道而划分的支部”。(《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78-479页。)截至 1926年 9月,上海本埠共有 113个支部,其中工厂支部 79个,占总数的 69.91%,学校支部 12个,占总数的10.62%,街道支部 9个,占总数的 7.96%。在工厂支部中,纺织支部最多,达到 37个,另有交通支部 12个,钢铁支部、手工业支部、印刷支部各 7个。显然,上海区委支部的性质与上海的产业构成息息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的产业属性和城市特质。(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566—569页。)

就各类支部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来说,在大革命时期上海区委一直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所以对工厂支部关注最多、用力最大,成效也最为显著。上海区委总结道:“现在支部性质,一为工厂支部,一为学校,一为党内机关支部,最起作用的为工人,学校支部作用较少,机关支部则全无作用,只少收费。”(《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第 277页。)事实亦是如此。上海工厂支部数量的激增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罗亦农就指出:“上海工运从五卅后,到现在三月来,总现象为经济罢工,次数三百到三百五十,人数二十万以上。最多的为纱厂,丝厂,再次手工业,为上海从来所无。”(《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1页。) 重要的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三、支部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纠正

上海区委支部建设在建党早期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不少党员干部将支部理解为党的分部,以至于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难以高效发挥。其中,支部日常党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一直是困扰上海区委的棘手问题,主要表现是有些支部无法按时开会。上海区委即指出:“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 181-182页。)较之于支部会议,党费无法如数上交的问题更让上海区委倍感无奈。上海区委反复强调,征收党费并非“简单”的“金钱问题”,主要是衡量党员“懂得党的组织否,对党信仰否,能就党的组织之范否”,实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问题。即使上海区委三令五申地强调征收党费的意义,依然成效有限。如上海区委两月前已通知各部委征收党费,有时甚至“缴来者不过百分之一”。此外,各支部推广书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上海区委直言,党员对于《向导》的推广,“到现在仍然没有努力”,“许多同学没有买自己的机关报《向导》看过”。(《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129、456-457、150页。“同学”一般指共产党员,有时也包括共青团员。)

支部日常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的原因比较复杂,就支部来说,其本身的一些问题亦制约了日常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以支部会议来说,有些支部书记在会上习惯空谈政治理论,致使党员兴趣缺失。如有的支部书记“连他应做些甚么工作,在党中负有甚么使命,都不知道,只是听了上级党部报告,依样葫芦地对同学报告一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214页。) 。

党报推广不畅的原因亦是如此。由于《向导》一般刊登政治理论,而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导致阅读困难。有党员就表示:“缺少通俗的出版物,缺少同志基本的读品,这都是我们感觉到不良的地方。”(《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66页。)

基层干部人才缺乏的问题也成为困扰支部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虽然上海区委尽力以举办初级党校和高级训练班的形式培养支部人才,但人才缺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且随着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的迅速增加,问题有被进一步放大的趋势。1926年 10月,引翔港部委向上海区委报告称,“全部工作完全在‘不死不活’状态中,根本原因是支部不起作用,缺少支部干部人才”(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1927)》甲4,1987年,第 84页。)。上海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不无担忧地表示:“党务状况,仍在忽进忽退的状态中……其主要原因,在工作人才不得力,尤其下层无干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12月—1927年 2月)》乙5,第 33页。)

此外,支部机构不健全的情形为数不少。截至 1925年 12月,以执行情况较好的小沙渡部委为例,其下属的 15个支部中,有干事会的支部仅有 4个,分组的仅有 5个。执行情况最差的南市部委有 10个支部,无一设立干事会和分组。( 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88-89页。)上海区委甚至认为:“现在没有一个机关是健全的。”(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7月—1926年 9月)》乙3,1989年,第 334页。)更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支部常受到帮会势力的胁迫和破坏。如日华支部书记,常被地痞流氓敲诈。对于此种情况,支部书记往往只得支付一些钱财,以息事宁人。(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第 103页。)然而,这种妥协退让行为却助长了帮会势力的嚣张气焰。(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14页。)

在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支部工作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难能可贵的是,中共对支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并及时进行了纠正。1926年 7月,中共中央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支部并非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学校、矿山以及某区域的“核心”,要求今后将工作放在支部上,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80-283页。)在此形势下,上海区委也对支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反思。9月,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在最近都须有一番自己整顿的计划,开会时到会,按期纳党费,推销书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85页。)。具体而言,上海区委主要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第一,落实“一切工作归支部”。赵世炎对支部存在的问题作了反思,认为现在支部工作“始终是某一方面某一种工作的活动,而未看见支部的工作,这与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一切工作归支部’是恰好相反的”(《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70页。)。为此,他认为若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必先实行“一切同志归支部”,除极少数负指导责任及参加特殊活动的党员外,“一切工作要归宿到支部里来,一切的支部要活动起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369页。)由于上海本埠的支部多为工厂支部,支部的日常工作也往往与工厂的产业属性紧密相连。赵世炎解释道,支部的具体工作“要以支部的性质而定”,并以工厂支部为例作了解析,其主要职责是“工会运动、纠察队、自卫军、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交通、童子团、推销书报、介绍同志、调查、办墙报、体育游戏、平民学校、讲演”。(《赵世炎选集》,第 478页。)

第二,加强上级机关对支部的政治领导,注意培养支部急需的干部人才。为强化部委对支部的领导和监督,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做好工作分工,每个部委委员具体负责指导若干支部,责任到人。(参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10月—1926年11月)》乙4,1990年,第 88页。)在具体落实上,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委员分头参加各支部的会议,进行现场指导。(参见《赵世炎选集》,第 470-471页。)同时,上海区委也加强对各部委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并“随时到各部委考核支部组织实况与支部工作人员分配及成绩”(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6年—1927年)》甲2,1986年,第 285页。)。培养支部急需的干部人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是改进支部工作的重要一环。针对以往支部开会呆板、缺乏生气的问题,上海区委对支部开会的内容和方式作了规定,要求“支部开会时,部委的书记、组织、宣传绝对不要命令式,要采取启发的方式,引诱其能力”(《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 10月—1926年 11月)》乙4,第 237页。)。为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对支部会议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除对支部书记加以督促外,还注重对普通党员的训练,使每个党员明了自己的责任,若党员第一次无故不到会,当面警告;第二次无故不到会,由支部书记报告部委,由部委派人单独谈话;第三次无故不到会,即执行纪律,实行处罚。(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甲4,第 426-427页。)此外,为有效缓解支部干部人才缺乏的难题,上海区委除继续举办党校、训练班外,更加注意在革命实践中培养干部人才。上海区委表示:“教育与训练最紧要是靠负责同学在群众中行动及一切实际活动工作中行之,决不是单靠室内学院式的讲章所能收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3-4页。)

第三,健全支部的组织机构。1926年 7月,赵世炎在上海活动工作同志大会上指出,“要想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只有在组织工作上下功夫”。他解释道:“每个支部有干事会,是支部的指导机关,是社会核心中之核心。”(《赵世炎选集》,第475、477-478页。)在此情况下,上海区委多次强调:“支部组织中最重要者为干事会,干事会组织得不好,支部必不能起很好的作用。”上海区委规定,每个支部有 10人以上,必须成立干事会,干事人数“看(党员)人数、事业多寡而决定”,并要有书记、组织、宣传、工运、妇运等分工。干事会之下设立小组,每满 10人即可分成两小组,并挑选有能力者担任组长。同时,发展街道支部是上海区委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1926年 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发展街市支部亦是目前的急务,因为有街市支部之发展,然后才可以说在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有我们的核心”。

街道支部是上海区委支部建设的薄弱环节,上海区委要求各部委把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组织起来,吸收进步分子,以所在地域或某条马路、里弄为单位,成立街市支部,“使之成为街市群众的核心”。(《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216、308、220页。)

综上,通过考察上海本埠的支部实践不难发现,支部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为不易。这不但使上海的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大幅增加,还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高涨,推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更重要的是,党通过支部建设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社会最基层,拥有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网络。此外,党早期的支部实践还为土地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储备了有经验的干部人才,可谓影响深远。

﹝作者张仰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241 ﹞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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