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怎么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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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陈云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这样评价陈云：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那么，陈云是如何谈论自己的呢？

“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陈云孤寒的出身和家世使他自幼饱尝生活艰苦。在这种境况下求学也就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陈云曾意味深长地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他经常以“小学生”来自嘲和自勉，把“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学习精神和劲头坚持了一生。

青少年时期在商务印书馆勤奋学习。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教育出版单位，在这里当学徒、店员既给陈云带来了压力和动力，也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因此，陈云这段时间的发奋学习成效非常显著。一是使他成为业务能手。凡是文具柜里的粗细事务，如接待顾客、整理货物等他都能担当，而且都很熟练，珠算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二是使他累积了文化基础。在认真工作之余，陈云通读了商务印书馆内的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有时也翻翻杂志。同时还坚持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从而成为年轻同事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三是使他有能力传播自己的思想。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的刊物《职工》月刊从1925年11月20日创刊后的一年内，刊登了陈云撰写的6篇文章，其中创刊号和罢工专号都是一期登载两篇。可以说，陈云以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化程度，后来成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领导人，这几年的勤奋读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年时期在莫斯科、延安带着问题集中学习。1935年秋，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转赴莫斯科后，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同时，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进校学习。在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内容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陈云提出了“如何少犯或者不犯大错误”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看得很重，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1937年底，陈云回到延安并担任组织部长，他又多次就这些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他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回忆：“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他利用在延安相对安静的环境，珍惜分秒时间，工作之余，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这一段系统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令陈云受益匪浅。“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

晚年时期坚持反复学习。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里，除下厂“蹲点”外，陈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一遍，还精读了《列宁全集》中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各卷。1973年，陈云由江西回到北京后，由于工作不是太忙，他决定再拿出两年时间，有计划地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1975年3月，陈云开始从《列宁全集》第23卷《远方来信》一文起，直至1976年10月25日，读完第33卷最后一篇文章为止。反复通读了这些著作后，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实践，陈云充满信心。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陈云曾说：“我是在章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后来有人给我填大学，说我在莫斯科学习过。我说不对，我是高小毕业。”他说简历中要填写的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不是指实际水平，不要改。他用实际行动切切实实地践行了“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诺言。

“我就做不留名的”

陈云对女儿、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对自己就是不能宣传。他说不能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他坚持功劳属于党和人民。他说一个人的功绩是有限的。如果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十分，这种情形很少。一般情况下，因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的情形是很多的。一旦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只有二分、一分的成绩，错误有八分、九分。因此，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居功自傲。当然了，如果做出一点成绩，首先是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正确，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其次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所以，陈云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一生处事小心谨慎。陈云给自己定位不是功臣更不是“大官”，经常教导子女和革命后代守规矩、在思想上保持警惕。1949年6月19日，陈云在写给陆铨生之子陆恺悌的回信中特别提到：“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

他从来不突出自己的成绩，反对宣传个人。陈云时时处处注意摆正自己与人民和党的关系，也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已经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降低一个规格。早期的宣传文字、影视作品都被他强行压下。因此，他留下的影视镜头更是少得很，他说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不仅如此，陈云历来不赞成搞纪念地。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并说以后也不能搞。遵义会议纪念馆来信，请他回忆一下是否住过遵义会议的那栋楼，还说打算把他当年担任政委的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辟为纪念地。他回信指出：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的旧址，只要在会址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当时住在哪里就行了。

陈云曾经说：“我自己实际上是个工人出身的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陈云所以淡泊名利，是因为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初心使命。

“我要有自知之明”

1979年3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谈到：要我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我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陈云总是这样经常反省自己，通过深刻的自我批评进行自勉自律。

“作为共产党员是合格的。”陈云选定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以后，在革命生涯中就经常反思自己的经历，审核自己是否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1949年4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陈云直截了当、光明磊落地说：“关于辽东争论问题，开个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要走了，坚定一下也好。”陈云对自己在南满这段工作的估价是“有不少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够格不够格”？陈云的回答是“够格”。也正是由于时刻把共产党员的标准牢记心间，在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评价，陈云时时处处注意言行举止，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从来没有丝毫松懈。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经常有人来信，向陈云调查一些领导干部的历史情况。陈云都认真对待，亲自回信，有的甚至答复好几次。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知道的事而硬不给他证明，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记不起的事情随意加以不合事实的证明，这是不符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我决不会这样做的。”

“是好人，结果做错了事情。”陈云一直强调，做事情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关键是要认识到错误并勇于改正，坦诚布公地与群众商量，他们会理解并支持的。因此，陈云经常不顾情面地剖析自我，比如在中共七大上，他说：“我当中央委员，已经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中我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需要而且有责任在这个大会上讲一讲”，“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等等。1961年7月26日，陈云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农村问题时说：“人有三种，一种好人，一种不好不坏的人，一种坏人。他们说我是好人，我说是好人偏中一点。我们是好人，结果做错了事情。”针对“大跃进”期间造成的农业发展困难、群众饿肚子的局面，陈云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真诚地向参加座谈会的干部群众道歉：“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经济方面，几十年积累下来一点经验。”对于经济工作，陈云曾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只是想将来到上海或许可以再搞这一行。没有想到，1944年3月6号中央给我的中心任务是做生意，在陕北恢复了这一行。这也不要紧，不会做，我们可以学会。”所以，陈云始终没有停止过总结经验，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但是，陈云却时刻保持清醒，总是与时俱进地看待问题，觉得经验不够。1956年7月2日，他对国务院相关人员座谈时说：“从1944年起做财经工作，时间不比你们长，缺点不比你们少。”1979年他两次谈到自己经验有限。一是3月，他说：“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二是10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也指出：“我搞过一段财经委员会工作，感觉到自己在财经工作中间的经验还是很少的，特别在工业方面。现在很复杂的问题是在工业方面。”而且，对于新出来的借外债问题，他坦诚：“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

“我是唯物主义者”

陈云认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起来都会大不一样。陈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就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讲面子。为此，陈云做到了如下几点。

坚决不说四种话。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始终谨言慎行。他绝不说过头话。陈云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的党员，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既要坚持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又要杜绝放弃原则地当“和事佬”。他绝不说不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话。紧紧抓住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的目的，对事物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真切地了解，对事物性质和发展进行比较正确地把握。他绝不讲应景式的套话和空话。在重大转折时期，大家希望陈云出来讲话，因为他讲话一贯就是是非分明、旗帜鲜明，从不说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刻，大家盼望陈云站出来讲话，因为他讲话能切中时弊、解决问题，从来不说那些貌似全面、但听了后仍不明白该怎么干的话。他绝不说违心的话。从1956年起，他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若干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中多次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甘冒“检讨”、受批判的风险，坚守“实事求是”的底线。正是由于如此，陈云体现出了一种“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的精神，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绝不和稀泥，并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

坚持调查研究。唯物主义主张一切工作不能靠装腔作势、不能闭目塞听，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陈云明确提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用90％以上的时间搞调查研究，再用不到10％的时间做决策。陈云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而实用的调研经验。总体来说，陈云的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调查深入细致。他实地蹲点、现场勘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沪中巡视记》《青浦农村调查》就是生动案例。二是调查方式灵活多样。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民间来信等等都是陈云经常采取的调查方法。三是调查时反复比较。比如，有关水稻的耕作制度问题，陈云以青浦小蒸为基准，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区域、也找了和青浦小蒸条件不同的多个区域进行反复对比。四是调研要有明确解决对策。陈云认为，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只是在实践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还来不及对重大问题做全面、系统的分析，接下来要花力气、下功夫、全神贯注地在重大问题上集中精力对调查所得（包括集体研究的成果）作全面、系统的思考，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始终笑谈生死。陈云曾比喻自己是走走、停停的“木炭车”，还说自己是长期病号，能活到50岁就够本了。但是，陈云却拥有90岁高龄，不得不说与陈云的“唯物主义”论有着密切关系。陈云注重锻炼，从1953年开始每天擦冷水澡，坚持到1979年开刀时停止。80岁以后坚持散步，每天3次，具体散步时间根据体力而定。在日常生活方面，他讲究“综合平衡”，做到了饮食按时定量，荤素搭配。他心态平和，宠辱不惊，自得其乐，从不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面对疾病乐观开朗，看淡身后事。他总是说：“死怕什么，人总有一死嘛！”1987年、1988年两次离开杭州之前，他每次都笑着大声说：“只要不死，明年还来!”1956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等151人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相继签名。陈云未出席会议，也就未能签名。1959年2月10日，陈云为此专门致信杨尚昆：“我是赞成火葬的”，“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1995年陈云逝世后，遗体按他遗愿捐献给了医学事业。

如今，陈云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但是，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品格思想却日益显得高大、亲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所思所想所为，更是与他们客观真实、无私坦荡、淡泊致远的自我认识和评价密切相关。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