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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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还是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牵挂着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为发展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人民十分需要它，一定要安全送到医院，不能有差错”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领导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时常往返延安、重庆之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刚进驻延安时，当地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为尽快改善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高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中央卫生处、军委卫生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下设各机关卫生所、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一大批医疗卫生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条例。

周恩来时常鼓励医务人员，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医疗卫生事业，造福广大劳动群众，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是差一些，但我们要努力奋斗。在重庆期间，他多次为延安的医院招募医务人员，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他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购买一些医学方面的杂志，每次回延安，他就把这些医学杂志带去送给延安中央医院和有关的医生。

1940年夏天，延安及周边地区暴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医院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医疗物资匮乏，药品奇缺。中央医院院长何穆听说周恩来要从重庆返回延安，就向中央卫生部请示，希望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从重庆带来一点伤寒杆菌菌种，这样就可以研制出疫苗，减少抗日根据地军民伤寒疾病的发生。

不久，一纸电文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当时周恩来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与国民党方面正进行紧张艰巨的谈判。他深知菌种对延安百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硬是挤出时间，亲自出面，弄到了一些伤寒杆菌菌种，分装在三个玻璃瓶中。医生一再叮嘱他：人的皮肤不能接触菌种，否则很容易传染。在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下，若是染上伤寒病很可能危及生命。

对于如何携带这三管菌种，周恩来费尽心思。放在箱子里，怕颠碎；放在包里，怕摔坏；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保管，又担心他们不小心弄碎或弄丢。最后，周恩来不顾医生的忠告，决定把菌种放在自己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他都不同意。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第一时间把菌种交给工作人员，让立即送到中央医院。他反复嘱咐道，菌种很珍贵，延安人民十分需要它，一定要安全送到医院，不能有差错。

在医院，看到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管菌种，医务人员都愣住了，不由责怪道，伤寒菌种不能随身携带，这样很容易感染。

但是，当得知周恩来携带菌种的经过，医生们感动万分，久久说不出话来。

“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累积成山的垃圾。

1952年3月至12月，全国清除旧社会积留在城市的垃圾约7465万吨，修建下水道3.3万千米，改善和新修厕所492万座，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高度评价，说“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为了使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恩来仍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纷纷为会议题词。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才能将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否则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为此，周恩来建议卫生工作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恩来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1952年在检查北京的卫生工作时，他曾对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市政府搞不好，就点市长的名。”

百忙之中，周恩来还经常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等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的卫生工作。一次在首都机场检查卫生工作时，他对现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耐心的教诲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央和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农村面貌大有改善，出现了南京五老村、上海南翔镇、山西太阳村、广东水东镇等一批先进典型。南京五老村，之前在歌谣中的卫生形象是：五老村苦恼村，垃圾污水臭水熏死人，蛆成堆，蝇成群，灶上爬，碗上飞，蚊子碰人脸，尿球随水流，瘟神赶不走，疾病不离身。卫生状况大为改变后，“苦恼村”变成了“欢乐村”。

1960年12月，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参观了五老村，对那里的卫生工作表示赞赏。

“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

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特别指出，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使他们都能为中国人民的卫生、防疫、医疗、助产等工作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团结中西医”也成为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中的重要一条。

针对当时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强调“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新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中医科研机构——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医研究院会集了全国各地几十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名老中医，建成后，卫生部请示中央领导人为该院题词，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题”。周恩来热情地题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建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根据一些名中医的提议，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最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后来又一度增至23所。1962年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周恩来知道后当即指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最后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初具雏形的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

经过中央和周恩来的努力，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逐渐得以纠正，但又一度犯了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周恩来为此专门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以此来廓清那些思想迷雾。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全面系统阐述了党的中医政策，强调必须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号召“在我国的医药学遗产里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努力推动、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最后强调，“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是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关键，也是做好我国医药学遗产研究整理工作的关键，希望各级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团结全体中医西医，努力地正确的执行党的这个政策，取得更大的胜利”。

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

“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传染病肆行无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甚烈。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1949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当月，察哈尔省暴发鼠疫，半月内蔓延300余里，前后共波及10个村子，一度逼近平津，给华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毛泽东亲自出马，董必武挂帅，和政务院一起运筹帷幄，仅用了一个月就扑灭了鼠疫，取得了新中国防疫第一战的胜利。

那时，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大的一种疾病是血吸虫病，其在我国流行已久，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1亿以上。

周恩来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明确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决地为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并强调：“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

由于时刻惦记，甚至在接见外宾时，周恩来也会主动询问国外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的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察看，对我们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见。

1955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说，血吸虫病是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今后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

11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阿部胜马、堂森芳夫率领的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的情况，坦率说道：“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中国几种传染范围较广的病，其中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分布很广，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

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

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下，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1958年6月，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七律诗二首，高呼“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9月，周恩来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参观了卫生部在北京举办的展览会，重点关注了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事迹的展览部分，详细询问了治理过程，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一成就。

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