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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平的抗日传奇

鲁南

2020年06月24日08:2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在鲁西南地区,当时老百姓中至今传颂着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他驰骋沙场多年,出生入死,为巩固和发展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卓越战功,并荣膺“鲁西南半壁屏障”的称号,他就是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支队司令员、定(陶)曹(县)支队司令员等职的王道平。2015年8月,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道平的英名赫然在列。

“武林盟主”成了正规军

1937年1月的一天上午,天气异常寒冷。连日来,怒吼的北风卷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搅得鲁西南大地白茫茫一片。在曹县县城东南部东张楼村的一座四合院内,一个50岁上下、满嘴胡楂、身披一件粗布大袄的中年人,坐在一张八仙桌前,正同身旁的几个年轻人悄悄地说着什么。这个中年人正是王道平,他正在以走亲访友为名秘密发展抗日武装。

王道平原名王喜太,1886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砖庙镇王阁村,外号“王四瘸子”。他自幼好交朋友,讲义气,在鲁西南民间颇有影响力。王道平于辛亥革命时投军,不久因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愤然返乡。北伐战争时,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二十一军特务团团长。

1930年,王道平看到国事日非,军队中腐败盛行,遂又解甲归田,奔走于郑州、开封、洛阳、张家口等地,广交江湖好汉。1936年初,他在张家口结识了共产党员于子元。在于子元的启发教育下,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劳苦大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底,王道平按照和于子元共同研究的计划,从张家口返回曹县,着手组建抗日武装。在家乡,王道平利用自己过去积累的人脉,秘密做起串联工作。不久,他们拉起一支100多人枪的武装,号称“飞兵游击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大好河山沦落敌手。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道平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他激愤地说:“我们要来个刀对刀,枪对枪,誓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当时,鲁西南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真正的抗日组织,有土豪劣绅拉起的队伍,也有土匪流氓拼凑起来的武装,可谓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王道平和于子元研究决定:分化瓦解和收编地方武装,继续扩充人枪,努力将“飞兵游击队”打造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正规军。

此后,他们积极筹措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王道平听说直奉军阀混战时期,在陇海铁路附近的吴桥遗弃有两门大炮,便立刻命他的警卫员刘德胜带一班精干人员前去寻找。在知情人的指点下,果真挖出了两门“八二”迫击炮和27发炮弹。王道平见到大炮,高兴万分,笑哈哈地说:“有了大炮,这下子就好办了。”

1938年初,王道平指挥“飞兵游击队”用大炮轰开了国民党曹县二区区部,活捉了作恶多端的区长王建勋,并缴获步枪100余支和部分弹药。接着,他们又活捉了地主武装首领冉三疯子,并将他手下的四五百人枪收编。由此,王道平和他的“飞兵游击队”声威大震,队伍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

1938年秋,为大造声势,联合各路武装共同抗日,王道平决定在曹县魏湾集东门外召开鲁西南“武林大会”。这天,魏湾集高搭戏台,唱起两台大戏,鲁西南的绿林武装首领——胡金泉、魏公琦、马逢乐、张辛义“四大司令”应邀前来。他们的队伍最多的有1000多人,少者也有七八百人,连同王道平的“飞兵游击队”共计4000余人。会上,各路武装一致表示团结抗日,并决定成立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推举王道平为“武林盟主”——司令员。

时隔不久,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覃健、政委常玉青,率部东进至黄河岸边的桑村集一带,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王道平、于子元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带领队伍前去接受八路军的训练和整编。

出发前,王道平面对几千人马,高声说道:“女大了,得找个婆家了,咱们还没个主儿哩,没主就没有依靠。我和几个副司令商量好了,要去黄河北找八路军。今后,八路军就是咱们的依靠……”随后,几千人马迎着呼啸的北风,浩浩荡荡向北进发,数日内行军200余公里,来到黄河北的桑村集附近。

这时,隐藏在王道平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加紧了破坏活动,四处煽动说:“八路军明着让咱们接受改编,暗地里会收拾咱们的。”在他们的蛊惑下,部队在一天夜里被拉走一大半,仅留下了王道平原属老部下52人。

第二天一早,王道平发觉队伍哗变,但为时已晚。他自感无颜去见八路军,想返回鲁西南。于子元劝慰他说:“四哥不要生气!就是剩下你自己,八路军照样欢迎你!”就这样,王道平率领仅剩几十人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朝桑村集出发了。

桑村集到了,八路军指战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覃健、常玉青对王道平受挫而不馁、坚持抗战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一个月后,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决定:将原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一一五师陇海支队,任命王道平为司令员。就这样,这位鲁西南昔日的“武林盟主”,成了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正规军。

鲁西南除霸抗日

1938年底,经过3个月整训的陇海支队重新踏上鲁西南大地。他们在这里熟门熟路,易于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不久,王道平的原部下郭启云、申三瞎子等纷纷率部回归。

王道平的“飞兵游击队”成为八路军正规军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鲁西南的村村寨寨。菏泽县李庄集村的恶霸地主陈百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他过去曾诬告王道平为盗,害得王道平差点坐大牢。此时,怕遭到王道平的报复,陈百顺慌忙拿出1万公斤麦子换取20支长枪,成立了100多人的地主武装——“杆子会”,扬言要叫王道平人头落地。

王道平闻讯后十分气愤,决心消灭这股地主武装。1939年农历正月十三是李庄集庙会,这天一早,王道平向侦察排排长刘成德做了一番秘密交代。刘成德30岁上下,中等身材,长得眉清目秀,外出执行任务时常常男扮女装。这天上午,刘成德装扮成一个俊俏的小媳妇进了李庄集。随后,王道平带领20多名身藏武器的战士也扮成赶集人潜入李庄集。

陈百顺在李庄集街中心经营着一家烟酒糖茶大商店,字号叫“陈家丰”。刘成德来到“陈家丰”门口,以陈百顺“相好的”之名,骗过门岗,直扑二楼陈百顺的卧室,控制住了他。随后,王道平和20多名战士一齐亮出身藏的武器,拥进“陈家丰”。陈百顺的家丁们正赌得难解难分,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炸雷似的声音:“都不许动,你们被俘了,我是王道平。”家丁们早被王道平的大名吓傻了,都乖乖做了俘虏。陈百顺的那20支枪,一枪未放就成了战士们的战利品。

1939年3月,杨得志率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部分主力来到鲁西南发展抗日武装。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为了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杨得志提出部队要节衣缩食。王道平心想,自己的队伍来到家门口,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打鬼子。他出了个主意,动员地主捐粮捐钱。

于是,王道平以个人名义给每一家地主发了封信,意思是:眼下国难当头,应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支援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大部分地主都知道王道平的威名,捐出了一些钱财,唯独曹县高辛庄的高圣军(外号高二穷种)分文不出。

高圣军是鲁西南头号大地主,占有田地2万多亩,豢养着100多名家丁,有10多支长短枪、4挺机枪、2门迫击炮,村子筑有内外两道寨墙。日军侵占鲁西南后,他一头扎进日本人的怀抱,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还担任伪总联庄会会长。王道平曾3次登门交涉,高圣军概不见面,还传出话来说,王道平要敢动他的一根草棒,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一次,王道平决心收拾这个恶霸。

一天,王道平命令部队把高辛庄团团包围起来,杨得志还特派一个营的兵力协助这次行动。此前,王道平已选出几名战士化装打入了高辛庄,以策应攻寨。围寨的第二天,我军政工人员多次向高圣军喊话,要他缴械投降,而高圣军自恃武器好、守备严,决心与我军对峙到底。

夜幕降临,攻寨的战斗打响了!陇海支队的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炸响,高辛庄的寨围子在气浪和硝烟中颤抖。午夜,外寨被陇海支队占领,但守寨家丁仍凭借内寨负隅顽抗。突然,内寨的大门被打开了,我内应同志高喊:“大门开了,快冲进来吧!”我军一拥而入,守寨家丁只好举手投降。

攻开高辛庄、捉住高圣军以后,王道平命令开仓分粮,附近的穷苦百姓都分到了粮食,同时也解决了杨得志部队的吃饭问题。此外,王道平还利用从高圣军家收缴的一笔钱,买了机器和布匹,在鲁西南办起八路军被服厂,不到一个月,就为八路军将士做了2000多套新军衣。

陇海支队在实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扩充到1000余人枪。同时,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高,破寨子,拔钉子,锄奸除霸杀鬼子,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响大小战斗20余次,使盘踞在鲁西南的日伪军和地主武装遭到沉重打击。

1939年春,根据上级指示,一一五师陇海支队改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三营,王道平改任三营营长。按说,王道平任司令的陇海支队同冀鲁豫支队是“平级”的,现在冀鲁豫支队不仅“吞并”了陇海支队,王道平大司令之职还被缩编成了小营长,杨得志担心王道平想不通,便亲自找他谈话。没想到,王道平丝毫没有狭隘的想法,愉快地接受了任命,他说:“司令、营长都一样,反正都是打鬼子!”

1939年6月22日,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在曹县东南苗堤圈一带设伏,痛击300多日伪军。王道平率领三营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奋勇冲杀,毙敌200余人,缴获山炮1门和许多枪支弹药。6月30日,杨得志指挥冀鲁豫支队攻克了国民党顽固派姚崇礼盘踞的定陶县城,消灭顽军1200余人,王道平和三营又参加了这一战斗。不久,王道平亲率三营官兵利用夜战拿下南章集,击毙了顽军头目袁金花。

王道平在鲁西南声名日盛,一些地主和顽杂头目为自保,纷纷请求与王道平结拜为兄弟。王道平自知此事非同小可,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首长指示本着统战原则,但拜无妨。1939年夏,王道平一次就结拜仁兄弟80人。此后,王道平的这些仁兄弟大多都为抗日做出了一定贡献,为鲁西南抗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鲁西南半壁屏障”

1940年7月,冀鲁豫支队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第二大队三营被改编为鲁西南军分区定(陶)曹(县)支队,王道平任司令员。随后,定曹支队在定陶县城西的力本屯村召开誓师成立大会。自此,王道平率部在定陶和曹县一带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抗战和保卫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八九月间,杨得志率冀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北调,鲁西南仅留下地委机关和实际兵力不足一个营的军分区独立团以及王道平的定曹支队等少量地方武装,依靠当地群众坚持斗争。于是,日伪军和石福启、马逢乐、胡罗头、王子杰等盘踞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周边的顽杂头目,气焰又嚣张起来,他们纠合在一起,集中六七千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

面对大兵压境、四面合围的险恶局势,鲁西南抗日军民虽奋起抵抗,怎奈寡不敌众,偌大的根据地不久就仅剩下曹县、定陶交界处的刘岗、曹楼、伊庄3个大村庄。而“三村”一直是鲁西南地委所在地,一旦失守,这块红色抗日根据地将不复存在,因此形势万分严峻。

在此危急关头,王道平带领定曹支队日夜转战在同“三村”毗邻的定陶等地,一边筹集粮款弹药,一边按照地委指示,利用一切关系和能力,动摇、分化、瓦解和打击敌人的“四面合围”,以减轻对“三村”的压力。

从西面进攻“三村”、拥有1000多人枪的考城县顽军头目胡罗头,原为王道平旧交。王道平几经思考,决定只身去见胡罗头。胡罗头念及旧谊,设宴招待王道平。酒过数巡,王道平向胡罗头论及我党的统战原则和坚持抗战的前途,指明若继续与“三村”为敌对胡罗头将有“三大害处”:一、八路军主力部队虽暂时撤离,但并没走远,一旦回师,他必成覆巢之卵;二、马逢乐与他是同床异梦,马逢乐让其打头阵,损兵折将的是他胡罗头,而坐收渔人之利的是马逢乐;三、我地委领导指挥英明,“三村”军民同心戮力,如誓死与“三村”为敌,他胡罗头绝对占不到任何便宜。

王道平言辞犀利,分析句句切中要害,令胡罗头心悦诚服,不住点头称是。最后,他向王道平说:“四哥说得真好啊!为弟现在才弄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从今日起,保证按兵不动。”此后,胡罗头不仅不再进犯“三村”,还偷偷卖给他们一些子弹和药品。

从东南直扑“三村”的石福启部,仗着人多枪多,气焰极为嚣张,一直充当进攻“三村”的急先锋。王道平决心利用与石福启的旧关系,通过有理有节的斗争,阻止该部对“三村”的进犯。恰在这时,王道平接到石福启的诱降信,他立即向地委做了汇报。地委研究决定,同意王道平去见石福启,让他设法拖住这股顽敌。

一天上午,王道平只身来到位于蔡堂村的石福启司令部内。石福启几句寒暄之后,虚情假意地对王道平说:“四哥呀,你投靠共产党真是念错了经。你赶快把队伍拉回来,咱兄弟干个痛快的吧!”王道平嘿嘿一笑,说道:“我自打跟了共产党,才算走上了光明道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才真正是念错了经呢!我劝你及早改邪归正!”

石福启脸色阴沉了下来,两只狡黠的小眼睛挤巴几下,挑拨说:“四哥,你好歹在国民党里干过团长,也好歹拉起过自己的队伍。现在,共产党把你的大部分人马都拉走了不说,还只给你个定曹支队司令的虚衔!”

听石福启这么说,王道平气不打一处来,他宛如一只发怒的雄狮,厉声说道:“凡是真心抗日的人,不会只盘算自己的小九九!为了抗日,不要说其他的,我就是贡献出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你若再继续进攻‘三村’,铁心同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敌,不要说共产党、八路军饶不了你,四哥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不信咱就走着瞧!”

王道平充满正义的言辞,对石福启震动很大。他当着王道平的面,立即下达了停止进攻“三村”的命令。

不久,经过根据地军民的奋力抗争以及冀鲁豫支队主力部队的及时回援,“三村”终于打退了日伪顽杂多路的疯狂进攻,保住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著名的“三村”斗争,是鲁西南抗战史上最艰苦卓绝的一页。王道平和他的定曹支队在这场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鲁西南抗战军民的一致褒奖。

多年来,王道平率部在鲁西南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的壮大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不辞劳苦,历尽艰险,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多次得到杨得志等上级首长的嘉奖,被誉为“鲁西南半壁屏障”。

王道平戎马倥偬之间,不幸于1940年前后染上了肺病,行军作战中经常吐血不止。组织上和战友们多次劝他离开部队静养,他都以“抗战要紧”为由而婉言拒绝。后病情日趋恶化,他仍继续坚持不下火线,每次转移和战斗,就让战士用床板抬着他,随军行动。

1944年3月14日,王道平病故于军旅之中,终年58岁。鲁西南地委将其安葬在他的老家王阁村,并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随后,为纪念这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党组织决定将其家乡所在的砖庙区改名为道平区,并在王阁村为其建纪念碑一座。纪念碑正面上款为“冀鲁豫边区第五(鲁西南)军分区定曹地区支队”,下款为“鲁西南各界敬立,中华民国33年3月”,碑后刻有纪念碑文,碑帽正面刻有“百世流芳”四个大字。1980年纪念碑经过翻修,如今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4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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