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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在延安的难忘岁月

冯晓蔚

2020年07月07日08: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今临澧县修梅乡)凉水井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底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

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以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的身份从西安回到延安。此后,他以主要的精力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政府中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为了贯彻这个指示,1941年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规定了选举的重要事项。随后领导边区进行了普选,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地建立起来。第二年,又完成了乡选举。

“三三制”的普选是一次广泛的民主运动。当时,不少人对“三三制”不理解。尤其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要把曾经被我们领导群众打倒的、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绅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比如当时边区政府拟遴选绥德县的一个著名绅士、大地主作参议员,党内一些同志就是不同意。林伯渠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曾找绥德的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结抗日,请他们出来当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并说明了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经过这样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干部的思想也就通了。许多县、区、乡把开明的绅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绥德那个著名绅士也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和正、副主席,林伯渠连选连任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副主席。李鼎铭分管边区的财政工作,他曾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陕甘宁边区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精简了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各事业单位的人员,改进了公文制度,减少了经费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开明绅士、民主人士虽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同实行民主政治,但对减租减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时表现抵触情绪。林伯渠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帮助,使他们很快转变了看法。林伯渠经常教育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来确定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并保证执行。他主持的政府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必要时提前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再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他在主持讨论问题时,争论是常有的,但反对搞个人攻击。如在建政、司法和审干问题上,曾有过一些原则性的争论,林伯渠一般是不直接参加争辩的,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出各种看法,等到是非将明时,他以长者的态度表示支持那些正确的意见,否定错误的意见,但允许保留个人的不同看法。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判别的带理论性的争论,他十分慎重,直接去请示毛泽东主席,然后作出适当处理。

“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出现某些隔阂。在1943年上半年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划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对此,林伯渠与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均感到意外,因而决定由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从他受到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讲的感动而出来工作说起,侃侃而谈,一直到最后尖锐地提出:“你们党上决定了……”,“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这次谈话表明,问题的症结就是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上”而说“我们团体”了。后来,中外记者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谈话,边区政府给他配了个翻译,让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铭谈话。

在谈话中,这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

李爽朗地笑了,回答说:“我有职有权。”

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

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有时也发生原则性分歧。1945年3月5日的边区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将“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虽经反复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林伯渠同秘书长李维汉等一起商量,认为原则要坚持,但方式可以灵活,于是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李鼎铭也表示同意。

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初,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林伯渠立即投入了这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他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深入地解剖自己;同时,也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掩盖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襟怀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就像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同年秋,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了把边区干部的思想水平再提高一步,彻底克服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缺点,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进行了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和整学,在这七整中特别贯彻了精兵简政政策。会议过程中,林伯渠就整党、整政、整财等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当时,在如何认识陕北苏区党的历史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林伯渠肯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陕北苏区的功绩。他说,由于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白区的党十分之十都失败了,许多苏区也没有了,只有这个苏区存在着。这使得革命事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全世界人类改造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今天还继续着。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我看,我们陕甘宁边区是堪当这句话的意义的。”他还说:“今天边区不仅是仅存的一个苏区,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担落在我们每个党员的肩上,我们要使党员的“质量更精一些”。他指出,在边区党内有许多坚强的很好的干部,使得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然而也的的确确还有那样一些人,在思想上享乐腐化,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这样的人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耻辱”。“如果教育后他还不改正,那就不能不用纪律和一些别的办法来处理。”

这次高干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接受了林伯渠的许多正确意见,基本统一了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以往边区党的斗争历史的认识,检查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又确定了边区党的中心任务。

党中央于1943年决定审查干部。直接主持这一工作的康生,搞了所谓“抢救运动”,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把一些地方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当作反革命进行“抢救”。林伯渠坚决抵制,不许乱怀疑、乱整人。他说:来边区的青年绝大多数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对来历不清的人应该进行审查,但要调查研究;一时搞不清的慢慢搞,还要看他们的表现,不要乱戴帽子,不能逼、供、信。当时,老同志张曙时也被扯上了“红旗党”。林伯渠挺身而出,说:张老是我们的老同志,是经过党长期考验的,大家不要乱怀疑。从而避免了一大冤案。后来,边区政府有几个同志被送到党校第三部学习和接受审查,林伯渠不是歧视他们,而是亲自去看望,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安心学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在被审查时要实事求是,绝对不要乱说,乱说不仅对组织、而且对自己都会造成麻烦,使问题复杂化。

通过整风学习,林伯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会上发言时,说他很早就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也“不懂得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有些盲从”。接着,他用大量史实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幅员辽阔的中国,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全党同志应当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

在谈判桌上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举动勾起了蒋介石“招降”中国共产党的幻想。6月间,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约请毛泽东赴重庆“当面谈一切问题”。信件通过张治中托林彪带回了延安。半年过去,中共方面没有回音。

1944年1月16日,为了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利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知我党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3人中择1人,或者3人同时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2月2日,国民党复电表示欢迎周、林、朱3人同往。

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说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

4月29日,林伯渠偕王若飞、伍云甫等从延安启程,5月2日抵达西安。同一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到达西安。4日,两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请问究竟如何解决。张、王两人避而不答,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判。于是林伯渠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四、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五、恢复新四军番号。张治中和王世杰不同意,主张就两党目前有关军事及边区问题进行商谈。于是林伯渠说,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人,并组织了220000民兵,请国民政府先给6个军18个师的番号。

张治中、王世杰只允许4个军12个师。以后又谈了几次,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议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代表签字后,各方报告自己的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5月11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在纪录上签了字。可是张、王二人竟不顾事实,说纪录上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他们不签字。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一同飞往重庆。20日,中共中央将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方案中提出了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等二十条意见。

22日,林伯渠将这个提案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认为所提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足以使人生气”,故不肯接受,希望进行修改。

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近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出了估计。6月3日,党中央复电,同意林伯渠等对形势的估计及所提的谈判方针;同时,把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发给他们,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6月4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便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中央已复电指示,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随信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张、王二人将国民党政府《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面交林伯渠。《提示案》坚持只给我4个军10个师的编制,对我党的合法地位不予承认。至于各党派的地位,人民的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更是只字不提。

6月6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国民党的《提示案》,与我党所提十二条,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二人将我党十二条转报国民党中央。他再次声明,西安谈判纪录是“为最后共同做出的初步意见”。8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6月5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前面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谈话纪录,既经过你修改、签字,应作为你的意见,且已将此件上报,政府的《提示案》已尽量容纳了你的意见,希望能够完全接受。

11日,林伯渠又写信给张、王二人,说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与西安谈话纪录是略有出入,但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和西安谈话纪录亦有出入。谈判过程中的出入,双方都有,不足为异。同时指出,张、王拒绝将我党的正式提案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对方个人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

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这一来,谈判遂成僵局。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15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发言。他在谈到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有47万余人,应全部编成47个师才是合理,而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4个军10个师,并要“限期集中”,而编余的则要“限期取消”;我方要求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解放区;我方要求我党和各党派有公开合法的地位,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但都未能做到。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严重分歧呢,林伯渠曾在8月30日给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指出:“(国民)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最后指出:“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林伯渠代表我党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积极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

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林伯渠于1945年冬,领导边区人民举行了乡、县、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运动。边区群众在投票选举参议员时议论说:“白胡子老头林主席,一心一意为咱们老百姓办事,经验多,领导好,一定得选上。”在次年4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再度荣任边区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领导开展了减租和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作了一定的物质准备。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动员令,动员边区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在9月16日检阅边区自卫军的大会上,他发出号召:“全边区人民要武装起来,积极训练自卫军,防止蒋介石的进攻。”

1947年3月,国民党派遣胡宗南等部23万兵马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而我西北解放军仅两万余人。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这时,林伯渠已是61岁了,党中央照顾老同志,想要他东渡黄河去华北。但他觉得自己是边区政府主席,坚持要留下来,同边区人民一起战斗。

3月8日延安举行万人动员大会,林伯渠致开会词,号召边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粉碎敌人的进攻。3月14日,他率领边区政府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开始了一年多的转战历程。

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林伯渠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率领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陕甘宁边区是个约150万人口的解放区,可是由于“胡祸”以及干旱、雨涝、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灾民竟达25万之众。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放救济粮,成立生产救灾会,召开各种会议,组织生产自教,并亲自检查救灾工作。他在绥德检查救灾时,以一日两夜的时间找人谈话和批阅材料,然后召集分区党政负责同志20余人,对当地救灾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他还领导边区政府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方。边区政府在转战期间先后动员了数万青壮年参加主力军和地方兵团,一万余人参加游击队。还组织群众进行救护伤员、运送物资、缴纳军粮军草、缝制军鞋、拥军优属等项工作。由于部队调动频繁,粮秣运输存在困难,特别是马草需要量大,调拨运输更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曾动员干部每人割100斤草,作为生产任务。林伯渠白天紧张工作,晚上经常行军转移,身体又不大好,大家劝他不要参加割草劳动,他不听,坚持拿着镰刀、绳子同同志们一起上山割草。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1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绥德县义合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会议有些“左”的倾向。林伯渠对土地改革和干部政策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等一套作法,有着不同意见,并始终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鉴于当时有些群众受“左”的影响,他适当地很有分寸地从党的基本政策上加以解释说明。会后在绥德雷家沟的试点工作中,他毫不犹豫地纠正了排斥中农和吊打地主等一些“左”的作法。陕北大地主安文钦,比较开明,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这次土地改革分了他的土地房屋,“扫地出门”。林伯渠得悉后,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认为作法不妥。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亲自处理了这件事,退还了他的一些房产,并向他道歉。安文钦十分感谢,说共产党不忘旧情。这件事,对于纠正土地改革初期某些“左”的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使党在各阶层人士中赢得了威望和信誉。

同年12月,林伯渠出席了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重要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事实证明,他对土改工作的看法,完全符合“报告”的精神。1948年4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支援下,光复了延安。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勉励大家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5月11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机关回到了阔别一年多、而今已是满目疮痍的延安,立即投入了领导边区人民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战斗。

12月间,党中央调林伯渠去担任新的工作。他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离别了奋战13个春秋的陕甘宁边区——延安,前往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又投入到了迎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神圣工作中。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6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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