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后三杰”的红色情报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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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情报战线上有“龙潭前后三杰”之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龙潭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可谓是“龙潭前三杰”。另外，还有被周恩来称之为“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熊向晖等三人长期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为党中央安全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潜伏敌营，功勋卓著

熊向晖是中共情报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一个官宦家庭，祖籍安徽凤阳。

1936年9月，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2月，经蒋南翔、杨学诚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入党不久，即改名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特点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1937年11月，熊向晖奉命赶赴长沙。在长沙，他接到上级指示：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团长）部“服务”。

1938年初，熊向晖随战地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到了武昌。一天晚上，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因有事外出，董必武接见了他。董必武对他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5月初，熊向晖被胡宗南送到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毕业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密文电、起草讲话稿及日常事务等。

1941年夏，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并与熊向晖等人联络。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北方各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熊向晖及时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秘密布置胡宗南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不想，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

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面对大军压境，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胡部“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严正警告胡宗南莫要“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与此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胡宗南部兵力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停止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未怀疑过熊向晖。

1947年3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其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被送到延安。当周恩来收到情报时，十分激动地说：“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潜伏敌营12年，危机四伏，稍有差错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其间，他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意外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飞机上不慎遗失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记录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及时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石坚等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在美国学习，军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竭力压下了此事。

1949年4月底，熊向晖回国。7月的一天，他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又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和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们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同年11月6日，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张治中等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今天我请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大家入座后，周恩来指着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罢，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英国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等职。曾作为周恩来的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1972年8月后，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陈忠经，191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幼年随家迁到北京。1934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他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并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陈忠经于8月经天津南下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在这里，他进一步靠近党组织。

12月，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退，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便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党员伺机进入胡宗南部。陈忠经的好友、中共党员许焕国奉命行事，陈忠经也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之后，服务团随胡宗南的部队到了陕西。

1939年秋，陈忠经借赴重庆探望父母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董必武。他向董必武汇报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打算。董必武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陈忠经及其战友工作的方向，并要求争取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回到西安后，陈忠经于1940年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陈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后又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性格活跃，善于交际，创办了《研究月刊》《新秦日报》等报刊，游走于西安的高层交际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还特意邀请他当证婚人。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陈忠经的身份掩饰得极好，搜集情报也更加方便。

陈忠经精通外语，西安地区的三青团遇到有招待外宾的工作，经常由他负责。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捏造谎言，企图在国际社会上丑化八路军。陈忠经限于身份不好公开反驳，便利用晚上聚会，巧妙地同外国记者一一解释，帮八路军澄清事实。

作为三青团的高级干部，陈忠经为了隐藏真实的政治立场，有时不得不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1946年3月，他会同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人员，组织了一次由西安大中院校3000余名学生参加的反苏反共游行。

在敌后秘密工作中，细枝末节往往关乎大局。陈忠经自小有一个对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险的毛病：爱说梦话。一次，他奉命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一名人员出差。当时条件不好，两个人需要同住一个房间。陈忠经知道爱说梦话的毛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出差第一夜，他就以赶写报告为名，一宿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因不能再以写报告为托词，他只好躺在床上假装睡着，时不时还要发出一点鼾声。就这样，他连续三夜未合眼。白天还要正常工作，甚至要在宴席上喝酒，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派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先后赴美学习深造。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对汇报人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到美国后，陈忠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后因身份暴露，经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于1949年6月乘船离美到香港，后安全到达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忠经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等职。2014年7月13日逝世。

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申健，原名申振民，1915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夏，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联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申健正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秋，晋南前线战事吃紧，西安临时大学成立战地服务团到潼关、华阴等地进行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申健任副团长。

1938年春，服务团回到西安，不久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县正式组成国民党军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健、熊向晖、陈忠经得以在服务团相识。

10月，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解散，申健、陈忠经等被安排到西安战干团受训，之后到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由于深受胡宗南赏识，申健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以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中统。当时，申健拿着党、政、军、特、商五份津贴，但他把所有收入作为党费上交。

后来，申健被提升为三青团陕西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任务是视察督导各地的团务。他以此为名，进一步兼带视察各地军纪，了解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健手中，申健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及时将有关情报电告延安。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在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获取情报的同时，申健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申健一直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开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蒋介石任团长。党政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在毕业典礼上，申健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形象出众，充满激情的演说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他，询问他在胡宗南处的工作情况。蒋介石对他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召见申健，对他慰勉有加。

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危险。申健凭借大智大勇，多次转危为安。当时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他报告：“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健立即意识到那是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他深感情况危急，和陈忠经研究后，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

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谁去都意味着危险。危急时刻，申健挺身而出，说：“你们都有妻小，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我牺牲了只是我一个人，我去。”赶赴现场后，申健凭借胡宗南亲信的身份稳住了局面，化险为夷。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组织，申健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有同志不幸被敌发现，敌人有意或无意地派他们中另一人去审讯、执刑，在无法营救那位同志时，执行者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指示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前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共产主义理想深埋心底，以保护其他同志。

抗战胜利后，申健调任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这一职务经常能接触到胡宗南的核心文件资料，因此他为党组织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6年春，胡宗南决定派申健去美国留学。当时熊向晖的姐姐熊汇苓，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申健和熊汇苓情投意合，在组织的安排下，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仰走到一起。

1947年，申健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7月回国。从这时起，他由申振民改为申建，寓意献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字加了单人旁，从此正式改名申健。

新中国成立后，申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历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司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驻印度大使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3月23日病逝。

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