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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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朱德围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刻思考和丰富实践。他重视瓦解日军工作，帮助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发展，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他领导筹备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总结了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阐明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等重要问题。朱德还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不仅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极大地影响全人类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朱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 D613 [文献标识码 ] A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世界，深入思考中国抗日战争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的关系等问题，倡导并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曾多次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作出重要指导，但学界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朱德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参见胡光：《朱德对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史林》1997年第4期；辜堪生、冯维东：《试论朱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3期；吕晓健、刘鹏：《论朱德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等。），而对朱德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研究较少。比如，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朱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题发言，大会选举朱德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11月23日至26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朱德讲话的第3至7章，但鲜见现有研究对该文本进行详细分析。（目前关于中共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研究，参见曲峡、于志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述评》，《史学月刊》1992年第4期；庄友桂：《毛泽东关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初探》，《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金贞淑：《试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编《论抗日战争》，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547页。）本文拟以相关史料为依据，结合朱德的思想生平，就他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与实践作初步探讨。

一、重视瓦解日军工作，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

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曾提出过“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概念，它们实际上都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中共对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探索最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红旗周报》1931年第19期。）。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列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199页。）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德与彭德怀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其中强调：“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1938年2月3日，毛泽东同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截获了大量书信，日本士兵对他们的亲人说，他们是被强行抓来参加这场战争的，他们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日本人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很注意掌握技术，而不重视建立自己军队的政治稳定性”。（《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同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提出“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概念，他指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在中共中央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高度重视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朱德曾在1939年两次致电国民党，介绍八路军瓦解日军工作的经验与成绩。4月25日，朱德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总结八路军对日本战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朱德指出，八路军对俘虏士兵“绝对不加侮辱以尊重其自尊心”，并“予以朋友、弟兄之待遇”，使其精神愉快、生活舒适。八路军通过个别谈话、开会、上课、发动民众慰劳、召开军民欢迎大会等方式，“揭破其过去所受之欺骗，知我抗战本意，侵略战争之无益于彼等及其国家，争取其同情我抗战或积极反对其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8月，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等，指出八路军通过开展对日宣传战，大小龙华（易县西）战役共俘日军官兵14人，“内半数以上是自动缴枪投降过来”；团山（满城北）战斗共俘虏日本士兵7名。瓦解敌军工作与反战运动已“引起日军中严重注意”。（《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文献（2）》，第106-107页。）1941年七七事变四周年之际，朱德在《致各地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书》中指出，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阵线”的日本士兵增加，“中日人民已开始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号召“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与中国同志的并肩战斗”。（《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7-1068页。）1942年1月，朱德与彭德怀命令部队，“凡从敌军中逃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应以国际友人看待”（《朱德年谱》（中），第1092页。）。

为开辟对日军工作的新局面，中共进一步健全了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创建改造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并和日本共产党一起培养在华日本革命者。朱德指导、支持与关心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发展，对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发展给予了悉心指导和鼓励。

1941年10月26日，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特别设立了35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学员加入八路军的仪式，朱德致辞。他指出，八路军始终为人类自由幸福平等而战争，八路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服务的一支军队，“日本兄弟劳苦群众受着贫苦和压迫已经很久了，因之你们的要求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1942年5月16日，朱德出席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周年纪念大会，他强调了武装斗争对日本革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日本学员除了从书本上学习革命理论外，更须学习革命工作的实际经验，尤其是八路军的历史。（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9日。）8月15日，朱德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解放日报》1942年8月16日。）9月9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在电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民族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时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进行争取日本兵士工作，成绩优良。当此反法西斯胜利前夜，希望你们百倍努力”，“日本军阀被击溃之日，即日本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之时”。（《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1943年1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向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祝贺新年，电文指出：“反战同盟在日本士兵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响应”，“最后胜利之取得，尚有赖于国际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之更益扩大与巩固，其中日本人民士兵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之兴起实有重大意义”。（《解放日报》1943年1月4日。）

1944年1月，朱德出席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他强调，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及其前身觉醒联盟的成立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反战联盟又是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帮助的起点，将来日本建立人民政府……中日两国人民再也不像今天这样打仗，这样大家才能成为真正亲密、互助的好朋友”。（《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会议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筹备委员会，朱德在会上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

截止到抗战胜利，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本士兵和侨民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北和华中发展了21个支部。（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5月29日。）日本工农学校设立延安本部与晋西北、山东、华中分校，累计培训了上千名日本学员。（参见《人民日报》1995年8月21日。）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肯定了中共建立中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瓦解日军的工作。他指出：“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二、筹备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阐明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扩展和延伸。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缅甸、泰国、朝鲜、越南和中国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在会议上讲话，朱德领导筹备了本次大会。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朱德领导林哲、罗迈、贾拓夫等七人组成东方民族反侵略会筹备会，筹备经费一万元。（参见《朱德年谱》（中），第1075页。）9月16日，朱德邀请在延安的“各东方民族友人”，于21日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座谈会，“以交换意见，加强我东方民族之团结，共同努力反法西斯反侵略大业”。（《解放日报》1941年9月20日。）9月21日，朱德主持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在目前东方各民族的联合反对日寇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因此，“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以建立“和平自由的东亚新秩序”。越南代表梁金生、中国蒙古族代表乌兰夫、日本在华反战同盟代表松本敏夫、朝鲜代表武亭等相继发言，会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解放日报》1941年9月22日。）

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同时登载《各民族代表发起召集延安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日本人在华反战同盟延安分会、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越南革命同志会等组织为会议发起单位。大会筹备委员会至少召开了七次常委会讨论策划会议日程、准备会场、排练歌舞节目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5日。）此外，为扩大宣传，《解放日报》记者林朗采访了犹太代表桑德柏尔格、印度代表巴苏、日本代表团等，以人物访谈的形式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组宣传文章。（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6、18、20日。）与以往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不同，筹备委员会希望与会代表可以体现民族的多元性、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这也是建党以来，中共首次以“东方各民族”这个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概念来组织国际会议，以此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拓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包括来延安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频繁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华侨、在华日本反战士兵等。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朱德在本次大会的主题报告及会后致尼赫鲁的信中，表达了中共希望凝聚东方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张。

（一）倡议东方各民族内部加强团结，回击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在朱德看来，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回击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有力举措。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确立日本的根本方针在于建设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的世界战略由北进向南进转变。9月，日本通过《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划定了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之生存圈”的地理范围。朱德将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归纳为四类国家或民族。（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3日。）他在分析日本法西斯侵略东方各民族的意图与方法后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商品输出、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挑拨各民族间的斗争、假借宗教拉拢欺骗、扶植“日本的第五纵队”等方式侵入东南亚。（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即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南亚地区人民“民族解放的要求”作为“日本的侵略工具”。朱德指出，日本在入侵东南亚时，提出了一些有迷惑性的煽动口号，诸如“打倒白色帝国主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驱逐英美法荷兰等白色帝国主义出东洋”，“东洋各民族为了独立非借重日本的力量不可”等。同时，为配合日本南进计划，日本蓄谋已久地援助泰国、缅甸、印度等的反对英国的运动，荷属东印度的反荷运动，菲律宾的反美运动。（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些举动并非为了各民族人民的独立解放，只是为了掩盖其侵略阴谋。再有，朱德强调，日本“挑拨各民族间互相的斗争”是其侵略方式的惯用手段，如促使“中国内部回人或蒙人与汉人的斗争”，“泰国人民与安南人民斗争”，“缅甸人民与印度人民斗争”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因此，日本是以“种族平等”的手段迷惑东南亚和南亚人民，从而瓦解各民族的抗日运动。在有理有据分析的基础上，朱德指出，东方各民族应加强团结，过去曾经几次组织这样的团结，然而却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分子所妨碍。“可是今天的形势，如果没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就不能同法西斯威胁作有效的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6日。）

（二）分析东方各民族人民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

远东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仅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也长期在英、美、荷等国的殖民之下，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的追求。朱德从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切入，回应了“东方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这一关键问题。朱德认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构成要素和形式等，是要根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家、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为了结成这样的统一战线，朱德特别强调：“在各个内部、民族与民族间、宗教与宗教间、阶级与阶级间、党派与党派间，都要互助互让，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切不要中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和挑拨离间。”（《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5日。）

朱德将东方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日本本土，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把反对法西斯军部与战争的一切日本人民，结成广泛的人民阵线。第二类是在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地区，由一切反对做日本帝国主义奴隶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其中的统战对象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与地主”。朱德认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以及我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5日。）

对于第三类统一战线，即泰国、缅甸、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当时尚未沦为日本殖民地但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式，朱德特别强调其与前两种统一战线形式的不同。在日本殖民地、中国沦陷区，“其统治者为日本法西斯，因此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民族统一战线，对其统治者和政府必须进行斗争”。但是，受日本威胁的东方各国需要认识到，“这里目前主要法西斯威胁并不在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所以政府如果真正是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话，就应该拥护政府，协助和鞭策政府”。朱德强调，由于这些国家“目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而且考虑到“英、美政府真正援助苏联的反德战争，并真正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威胁作斗争”，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应拥护政府，并与之合作”。（《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5日。）

与此同时，朱德也补充指出，建立统一战线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性：“对于美、英、荷兰政府的个别不坚定或违反民意的政策，决不能放弃批评与斗争；对其个别法西斯第五纵队份子，必须坚决的打击；同时，如果这些政府一旦放弃对法西斯作斗争，或甚至与之妥协的时候，民众的态度，当然也非变更不可。”（《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5日。）为结成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认为，英、美、荷等国也有责任“帮助远东各民族团结抗日，发展其民族的力量，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独立”。他提议，为了防止日寇的挑拨离间，使东方各民族与英、美、荷共同团结反对日本法西斯，希望英、美、荷对于东方其他民族，也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积极措施，以利于东方各民族与一切民主国家大团结的实现。（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5日。）

（三）指出印度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

在朱德看来，印度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国家皆意识到印度在战争中地缘位置之重要：“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很大的。正如最近日本法西斯中野公开演说的一样，他们梦想和纳粹德国会师于印度洋”；其次，印度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为中国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援助”；再有，印度人口众多，可以结成“三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广大统一战线”，并准备“百万印度军队”参与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6日。）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1942年1月23日，朱德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1月26日。）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通过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战场上一时取得了优势，并步步深入东南亚之际，印度也存在着被侵略的危险。基于此种国际形势，朱德在信中向尼赫鲁表达了他关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分析思考。第一，朱德回顾了印度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历史：“印度和中国——东方的两大邻国——在往昔曾有过光荣合作的历史，印度对中国的同情，已于一九三八年派遣医疗队来华的事实中具体表现出来。”（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1月26日。）第二，朱德表达了对同盟国获得战争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在西方，由于苏英军队之英勇抗战，加以苏英人民之团结一致，美国之援助及欧洲各被奴役民族之反抗，德意法西斯正被迫退却中”；而在东方，日本“用阴谋诡计在南太平洋上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就”，但是“日寇威胁蹂躏下各东方民族之联合合作及各国内部各党派之团结，共同向此人类公敌之英勇斗争，必获最后胜利”。（《解放日报》1942年1月26日。）第三，朱德用中国敌后抗战的实例指出印度武装与组织广大民众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性：“世人皆知，中国军备今昔皆非日军之敌，但中日战争仍继续了四年有半，并且中国抵抗力量与日俱增。特别是八路军武装及组织民众之经验，或将有助于贵国人民”；“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奉命开入华北前线时，为数不过数万，而今则拥有五十万之众，而且得到广大武装人民的拥护”。朱德强调：“印度有四万万爱国人民，一旦动员起来，必组织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决定的力量。”（《解放日报》1942年1月26日。）

三、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

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从“反帝国主义”向“反法西斯”的转变。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英国驻华大使积极牵线活动。英、美、日多次密谈，计划牺牲中国以寻求妥协。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成立汪伪国民政府。中共认为，日、英、美以牺牲中国换取互相妥协的行为与1938年英、法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法相同，称其为“东方慕尼黑”。朱德在为美联社撰写的《对目前战局的观察》一文中强调：“国际方面联合英美苏，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日本方面我们也努力与其人民联合起来，从而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求得真正的东西和平。”（《朱德年谱》（中），第850页。）

1939年12月12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英、法企图保持其在华的部分利益，打算和日本妥协，加上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妥协心理，中国出现了东方慕尼黑危机。我们必须孤立投降妥协分子，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来克服这个危机。（参见《朱德年谱》（中），第924页。）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441页。）。7月7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我伟大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其本身就是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肩并肩与社会主义苏联，及友邦英美共同进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匪徒的正义战争。法西斯现在是完全孤立的”。（《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

1941年10月27日，朱德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阐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相关进展。他总结了1941年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事件，指出：“这个反法西斯的国际战线，是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经过丘、罗会谈，以及莫斯科三国会议，与中美英荷在马尼拉的军事会议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马尼拉会议，是直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开的。这就使日本法西斯惊慌不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6日。）朱德这里所说的丘罗会谈是指该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商讨美英军事战略合作并发表《大西洋宪章》之事；莫斯科三国会议是指该年9月，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物资问题进而密切苏、美、英合作之事；“马尼拉的军事会议”是指1941年春秋，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两度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军事会议，

讨论在远东联合对日本进行防御的措施并积极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之事。

中共对英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以及苏、美、英在1941年初步达成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共识表示欢迎。朱德认为，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应当联合起来，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远东方面，世界列强从来没有像这样坚强的团结过。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常常利用英美间的矛盾，来坐收渔人之利。可是今天采取这样的政策，不但很困难，而且这些国家对于日本已形成了经济的军事包围”，“东方各民族应积极的拥护这个反日阵线，为他的扩大与巩固而努力”，“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法西斯都决不会有前途，胜利终久是我们的”。（《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6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关岛、泰国、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朱德在会上发言。他主张向英、美两国争取物资援助，并向会议提出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会议决定以朱德、林哲、李初梨、武亭、萧林、林仲、王大才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以朱德为主任，黄华为秘书。（参见《朱德年谱》（中），第1087页。）9日，中共提出要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37、732页。）12日，朱德出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整个远东形势，这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朱德年谱》（中），第1088页。）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朱德注重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将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动态联系起来统筹思考。1942年7月10日，朱德致电周恩来指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朱德年谱》（中），第1108页。）11月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他回顾了一年来苏德战争的情况，在预估战争发展趋势时指出，德国已经在战略上失败了，英、美应开辟第二战场对德作战。中国战场消耗日本很大力量，应很好地配合盟军作战。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敌后坚持抗日根据地，消灭敌人，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力量。（参见《朱德年谱》（中），第1115页。）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获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扭转。10月，苏、美、英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11月至12月，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4年1月，朱德指出：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决定了迅速结束战争的计划”，“一九四四年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抗战，比起往年是更加有利了。但在达到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前，我们中国和东方各民族，还要经过一段困难的过程”。（《朱德年谱》（中），第1151页。）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6月14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民众庆祝联合国日和保卫西北动员大会时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各路盟军的伟大胜利，是联合国人民坚持团结、民主，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胜利的新阶段。”（《朱德年谱》（中），第1164页。）

朱德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由反法西斯国家组成的同盟国的作战形成了战略配合，中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可以为盟军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1944年7月，朱德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需要盟国帮助，同时盟国也需要中国抗战，这是互相帮助”，“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毫无保留地为盟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我们能够切实帮助盟国完成轰炸任务，因为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几乎包围着华北和华中每个想达到的目标，包括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工厂和运输线”。（《朱德年谱》（中），第1167页。）这一年，在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参见《戴维斯致居里备忘录》（1942年8月6日）、《庄莱德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43年1月20日）、《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3月1日）、《中缅印战区指挥部致包瑞德令》（1944年7月21日）等文件，《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8卷（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81-992页。）9月1日，朱德在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时指出：“现在美国派了观察组来，如果他们要求我们配合，可以与他们合作，从小到大。”（《朱德年谱》（中），第1170页。）1945年5月11日，为庆贺盟军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朱德致词指出：“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击败日本。”（《朱德年谱》（中），第1187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中国战场是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朱德看来，法西斯阵线是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威胁”，反法西斯阵线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雄伟的力量”。（《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6日。）他指出：“我国神圣的抗战，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而且是为了世界人类，抗战的结局，毫无疑义地要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对于世界人类的命运也将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朱德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进程的推进，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重要指导。他重视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瓦解日军，指导、支持与关心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发展。他领导筹备召开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总结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深刻阐明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的问题。朱德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将改变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朱德关注的世界反法西斯统战对象从“日本人民”扩展到“东方各民族”，再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范围不断扩大。回顾和总结朱德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我们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和历史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牧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084﹞

原载：《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