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虎穴建奇功 青山留忠魂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的胡底革命烈士纪念广场格外醒目。胡底塑像用紫铜锻造而成，他手执木棍拐杖，英姿飒爽，神采飞扬，目光坚定，眺望北方。那里，是他生前向往的方向。他身后的纪念碑，从底部到顶部四分之三处皆为深红色花岗石砌成，顶部为汉白玉并镶嵌党徽。对于很多人来说，胡底这个名字可能并不太熟悉。作为中共早期情报战线“三杰”之一，胡底是最年轻的一位，从1905年到1935年，胡底30年的人生岁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终点又为什么会停留于此？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一起来聆听这位传奇英雄的传奇故事。

　　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曾化名胡马、裳天、伊语等。1905年3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胡底幼年启蒙于大伯胡继章的私塾，后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和合肥省立二中读书。胡底虽生在富庶之家，但他不分贫富贵贱，与雇农、牧童相处亲密，常常帮助身边的穷苦百姓。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该校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学期间，胡底结识了李大钊等“红色教授”，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京，胡底结识了后来也成为红色特工的钱壮飞，他们志趣相投，来往密切。钱壮飞结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家中聚谈，成为莫逆之交。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胡底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胡底与钱壮飞等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他们一起拍摄了故事片《燕山侠隐》，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正当胡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火热的革命活动之时，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举起反革命屠刀。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惨遭杀害，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胡底、钱壮飞等引起了军警的注意。胡底得到报警后改名胡马，字“北风”，与钱壮飞一起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计，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胡底从小爱好文体活动，吹、打、弹、唱样样见长，加上他在北京演武侠片奠定的基础，所以他演起武打片来得心应手，出手不凡，被人誉为“东方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是当时美国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动作明星，是第一位在电影中扮演蒙面侠佐罗的演员。把胡底比作范朋克，可见胡底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影响不一般。

　　胡底向往光明和进步，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表现出对封建家庭的抗争和叛逆。在大学读书时，他曾被家庭骗回家拘禁起来，目的是逼他接受由祖母和父亲包办的婚事，迎娶一位张氏表妹。僵持多日后，胡底回校心切，只好被迫应允，但婚后便一去不返。胡底到上海后，其父又将张氏送来。胡底立志革命，不愿有家庭关系的羁绊，坚决不从，等父亲回家后，就与张氏协商离婚，把她介绍给了一名职员，而后他给家中寄去一张登在《申报》上的离婚声明。

　　深入虎穴的潜伏特工

　　正当胡底在银幕上大展拳脚的时候，他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机。1929年初冬，正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这里，又使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钱壮飞1928年下半年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一份职业。这年冬天，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头子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就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发现钱壮飞精明能干、才华出众，又是自己的湖州同乡，遂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秘书。钱壮飞向李克农透露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委对此十分重视，指示钱壮飞、胡底、李克农3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打入进去，潜伏下来，直属中央特科单线联系。在钱壮飞安排介绍下，胡底、李克农先后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正在此时，陈立夫在其主管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系统内，组建一个势力庞大的特务机关，搜罗各方情报，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筹划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选用配备机要人员，设立秘密电台，建立各地基层机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借此机会，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是“长江通讯社”，由钱壮飞掌控，胡底任编辑，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不久，胡底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建立了一个“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则在上海主持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工作。就这样，钱壮飞深入国民党在南京的特务指挥机关，胡底掌握国民党在天津的情报机关，李克农渗透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他们三人虽不在一地工作，但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他们组成了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中央特科派情报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1930年4月，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指示钱壮飞带得力干员到沈阳获取张学良东北军的情报。胡底参与其中，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借此巡视了我党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带回许多重要情报，并在东北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党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底和战友钱壮飞、李克农在党的领导下纵横于龙潭虎穴，在敌人最高特务机关中夺取了一块极其重要的阵地，如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他们利用特殊身份，为党提供了大量反动当局核心机密，其中包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计划，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起到重要作用。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熟悉党中央机关情况，掌握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等许多重要机密。在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沉着机智地截获了顾顺章叛变这一重要情报。他一面迅速报告党中央，一面通知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钱壮飞发来的“潮病重速返”的电报后，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周恩来接到情报后，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转移在沪机关和人员，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破坏和灾难。

　　苏区多才多艺的剧作家

　　1931年底，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先后抵达中央苏区，胡底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除了从事政治保卫工作，他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苏区的3年多里，胡底才思敏捷、充满激情，不但创造性地因地制宜组织红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还动笔创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成为苏区最高产的戏剧作家。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为慰问起义将士和宣传我党政策，毛泽东亲自召见了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等人，要求他们组织一个宣传队，去做慰问工作。据李伯钊回忆，胡底向毛泽东报告说，去红五军团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宣传队组织起来了，共17人。毛泽东指示说，第一要稳住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要为苏维埃而奋斗。第二要通过演出让起义将士明白以前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三人立即创作了话剧《为谁牺牲》，主要讲述一位白军士兵被国民党拉壮丁去江西“剿匪”，妻子流落街头乞讨卖唱，白军士兵战败被红军俘虏，几经周折决定参加革命当红军，在瑞金最终与妻子相会的故事。在这部“大戏”中，胡底与李伯钊主演青年夫妻，钱壮飞饰演蒋介石。在起义部队演出时，效果出奇的好。全剧闭幕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部戏在部队里演出了一个多月，影响巨大。为教育原26路军中的中高级军官，胡底等同志还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人演出不同内容不同特点的戏。他们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么压迫黑奴的事。此戏表面上不关中国的事，也不关红五军团的事，但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种为黑奴鸣不平报仇雪恨的感情在军官们的心中升腾，很多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胡底参与的这些戏剧演出活动对宁都暴动将士的转变起了极好的教育作用。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从1933年起，将每年的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八一”前后，中央苏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各单位的文艺汇演盛况空前。胡底根据周恩来的腹稿，写出剧本《杀上庐山》。该剧的演职员阵容蔚为壮观，胡底与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等共同担任编剧，周恩来审定剧本，罗瑞卿担任导演，聂荣臻饰剧中人物宋子文，钱壮飞饰蒋介石，童小鹏饰宋美龄，李卓然扮演德国顾问塞克特，其他主要演员，几乎全是后来在革命战争中名字如雷贯耳的红军将领。至于观众，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红军官兵。该剧演出时现场气氛高涨，演到高潮处（红军杀入庐山蒋介石江西行营），舞台上下欢声雷动，对鼓舞部队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在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胡底激发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早期的演员经历、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经验、苏区朝气蓬勃的社会环境等都为其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借鉴，他创作题材广泛，内容深刻，主题鲜明，艺术性强。既有揭露日寇的残暴凶狠与表现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沈阳号炮》，也有揭示旧社会残酷阶级压迫和劳动人民强烈反抗的《阶级》；既有表现白军士兵反戈起义的《义勇军》，也有反映苏区反间保卫工作的革命侦探戏剧《松鼠》等。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称赞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评价说：“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也说，他们“三杰”中，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英雄血洒长征路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底，中革军委保卫分局改称红军工作部，胡底担任侦察科科长。侦察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并找向导；三是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胡底身负重任，在生活上与大家同甘苦，善于团结同志；工作中有远见，认真负责，缜密思考，每到一地，总是尽最大努力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上报总部决策参考。在中央纵队穿过湘滇公路，越过乌蒙山、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派遣侦察员乔装打扮，在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捕获了云南军阀龙云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从该俘虏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缴获了红军总部急需的军用地图，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情况，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几天后，中革军委即发出了关于迅速渡过金沙江的重要指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表面上同意，行动上却与中央唱反调，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针，仗着人多枪多逼迫中央，这给两军会师后的形势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胡底调任红军总部侦察科科长，随左路军行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言行，胡底很反感，不时有愤慨之语。8月中旬，在向阿坝进军途中，侦察科干粮所剩不多，开始采摘野菜野果充饥。有一天侦察员捡回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大家误食后都不同程度地中毒。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懑，大骂张国焘有野心，是“军阀”“法西斯”，被安插到侦察队的张国焘心腹听见。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胡底扣上“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罪名，撤销了他的科长职务，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中毒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行动十分困难。9月，张国焘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掉头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在部队行至由斯达坝到松岗的半路上，胡底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了。

　　两度追认为革命烈士

　　光阴荏苒，时光流转，英烈事迹没有在历史中湮没。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胡底名字载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1962年2月李克农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总理主祭。在悼词中周总理专门加写了一句话：李克农“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非同寻常的。这实际上是对长征中不幸去世的钱壮飞、胡底二位烈士补行的追悼，是人民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杰”永远的缅怀。

　　忠魂早逝，音讯全无，家乡亲人在望眼欲穿中寻找。由于胡底10多岁就离开家乡再未回来，名字也改了，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寻访到这位失踪亲人的消息。上世纪70年代末，在舒城县乡下任教师的胡底的四弟胡其昌，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写的一篇纪念其父钱壮飞的文章，文中介绍了钱壮飞与胡底、李克农等人的事迹，并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胡其昌顿时眼前一亮，他立即给钱江写信，请求帮助了解其大哥的相关情况。在钱江帮助下，胡底家人的声音传递到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给民政部长程子华写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至此，沉没半个世纪的音讯终于浮出水面，一张上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烈属光荣证，挂进了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堂屋。虽然迟到太久，但对含冤屈死的忠魂，无疑是一份告慰与肯定。2015年，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修建了胡底烈士纪念馆，用大量图文资料展示了胡底的生平事迹及其参加革命活动的贡献。201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修建了“胡底革命烈士纪念碑《北望》雕塑”，该纪念广场成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胡底从皖中山区走出，先后成为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上海滩的武打明星演员、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站负责人、享誉苏区的红色戏剧家、红军长征中的侦察尖兵，他的每一个身份都意味着一段传奇。在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胡底以其对党的赤胆忠心，非凡的聪明才智，无畏的斗争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作出杰出贡献，他的英名永远留存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