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的战“疫”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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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在这一特殊时期，重温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回顾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不仅能深切体会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为民解难、为民造福的责任担当，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而且也必将有利于汇聚起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磅礴之力。

人民健康大如天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毛泽东心目中，卫生防疫始终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大事，更决定着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关心人民疾苦，情系百姓安危，是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和深厚情怀。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33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1944年年初，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领导相关部门及时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还切实领导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鼠疫，毛泽东特别指示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予以援助，使察北鼠疫疫情迅速得以控制。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把集中力量预防流行性疾病作为头等大事。毛泽东为此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1年4月，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的具体办法。9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提出“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

1952年春，华北一些地方相继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疫病并出现蔓延势头，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12月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同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既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落实“预防为主”的重要措施。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1956年1月，他又把除“四害”及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列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来，他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毛泽东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极为关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方针，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殚精竭虑为血防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一种疾病，在我国流行甚久。考古发现，我国在21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尸体中已有血吸虫卵，晋隋以来就有关于血吸虫病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遍及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患病人数达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血吸虫病死亡率极高，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群众称之为“瘟神”。

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时有大批指战员感染了血吸虫病，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疫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立即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毛泽东点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处理中央层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时，专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报告后，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以及卫生部、农业部的负责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简称“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区）的血防工作。领导小组甫一成立，立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针对血吸虫病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3月20日至28日，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4月20日，毛泽东把徐运北给中央关于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批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给该报告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标题，批示分发给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省委书记。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批示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为了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体组织，卫生部正式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确要求建立各级防治委员会。

毛泽东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统筹领导防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江西省余江县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间，患病死亡达2.9万余人，毁灭村庄42 个，2万多亩良田变成荒野，竟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余江县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县、试点县。

1951年3月，毛泽东即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务人员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血防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和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县人民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下定决心“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县共发动人民群众3.6万多人，投入劳动日231.4万个；填旧沟347条，长191千米；挖新沟87条，长117千米；填旧塘503口；完成土方416.4万立方米，基本上完成了大面积的灭螺任务。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发表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的《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6月1日《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在《江西日报》刊发，宣告余江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浓情高歌送瘟神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当晚，毛泽东在读罢这则通讯后，心潮起伏，兴奋不已。7月1日清晨，他激情赋诗：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写完之后，毛泽东当即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还为这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为《七律二首·送瘟神》又是写小引，又是写后记，这是他自注和解释得比较多的两首作品。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太乐意发表诗词作品。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时，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就曾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七律二首·送瘟神》可算是一个特例，毛泽东急于发表，无非是想给血吸虫消灭战鼓劲助威，只是因为毛泽东反复修改，迟至10月3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毛泽东消灭血吸虫病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感情是多么投入、决心是多么坚定！

第一首诗写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流行，广大农村凄凉萧条，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恨。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旧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血吸虫使大好河山萧条黯淡，神医华佗也无法根治这种顽疾。“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村落不见庄稼，到处杂草丛生，千家万户人丁稀少，只有鬼在唱歌。诗句饱含着对深重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是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由于虫害长期肆虐，人们只好坐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公转茫然地巡视太空。毛泽东对人民的关切之情随着想象飞到天外，遨游广阔宇宙长河之中。人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解脱疾病、消灭瘟君的救星呢？“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牛郎是劳动人民的化身神，十分关注瘟神肆虐之“事”。如何回答牛郎的发问呢？诗人的答词是：一切悲欢离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了。血吸虫祸害人间，是天怒人怨。

第二首诗写新时代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壮举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浓情歌颂了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绪热烈、语调高亢，与第一首感情抑郁、语义哽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荡漾，杨柳轻拂，生机盎然。翻身解放之后，六亿中国人民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像古代圣贤尧舜一样奋发有为，勠力同心，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接，就像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毛泽东是在盛夏时节写这首诗的，却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里。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五岭”泛指山脉，“三河”泛指河流，代表了整个中国。“银锄落”“铁臂摇”，指农民大力兴修水利。作者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试问瘟神，你要到哪里去呢？人们已焚化纸船，点燃蜡烛，火光照耀天际，送走瘟神。瘟神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最终会被送上西天。这与第一首中的“华佗无奈小虫何”遥相呼应，表达了对瘟神的蔑视和嘲笑，生动表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

在所有毛泽东诗词作品中，《七律二首·送瘟神》是纯粹以民生问题为主题，具体又以防治血吸虫病疫情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作品想象丰富，对比鲜明，语言生动，情致高昂，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科学，又有神话；既有对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叹息，又有为新时代人民壮举的喝彩。两首诗浑然一体，以始终如一的爱民思想和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给后人以战胜瘟神、战胜邪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

原载：《党史文苑》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