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初心使命的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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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华，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

徐特立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立志为社会服务。正因为有了这份初心和使命，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跃进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徐特立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共中央这样评价他：“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评价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评价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刘少奇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朱德评价他“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任弼时称他是“延水青松”。

创造事业，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岁月，列强侵略、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此时，一些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西学”的读物开始在湖南传播。维新派的出版物，诸如《湘学报》《湘报》，很快引起了正在家乡苦读、教书的徐特立的注意，他经常前往长沙城购买新书报，开始关注社会脉搏和时代风云。他特别赞赏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论说和谭嗣同的慷慨激昂之作。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一个时期内，徐特立一度以康梁的信徒自居。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改良的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愤慨、迷惘，忧国忧民的思绪，促使他下定决心，结束塾师生活，离开温暖小家，报考宁乡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校长周震鳞，系同盟会会员，他创办宁乡速成师范学校的目的是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培养能为民族革命事业奋斗的人才。在这里，徐特立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特别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学习之余，他还经常阅读《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新式读物，他的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毕业之后，徐特立牢记校长教诲，抱着“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的奋斗目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济寰、何雨农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开发民智、教育救国为宗旨，专招农民子弟入学，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这改变了长沙附近农村没有新式学堂的状况。由于家境贫寒，徐特立不出款只出力。为了节省开支，他给自己立了一条“多教课，只吃饭，不拿工资”的规矩。为了给学生保质保量地上课，徐特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在《我的生活》中回忆道：“我教书的地方离家五十里，过中秋节回家时，才知道生了一男孩。学校不能缺课，家中又无人照顾，妻子刚刚生产，还有一个三岁小孩正在拉痢。不得已，只好上午上课，下午回家，准备药物，第二日清晨，走五十里左右，天才明，到校吃早餐，又上半日课”。这时，他“已决定为社会服务”，“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到社会上”，“希望一家之困难，随整个社会解决而解决之”。创办梨江高小，是徐特立走上新的教育道路的一块里程碑。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积极响应，支持革命。长沙新军起义胜利后，他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议会内部争权夺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意识到革命政党已经变质，于是愤然辞职，回到教育界。徐特立说：“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培养更多师资力量，徐特立应长沙县知事姜济寰之请，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兼教员。担任校长期间，徐特立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负债600多元。五四运动爆发后，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深受感动，他感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了。为了学习救国本领，1919年9月，42岁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前往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到祖国。

徐特立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学校向劳动人民敞开；反对把学校当成政治投机的资本，去投靠反动统治者；也反对把学校当作私人产业，从中牟利肥私。徐特立常常说：“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他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后来，徐特立在《六十自传》中写道：“长沙县（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的教育，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辛跋涉、艰苦创业，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像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许光达、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革命救国，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生

地位、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论地位，他已是湖南有声望的教育家，多所学校争相聘请他担任教员，许多学校的教员还是他的学生；论收入，他的教书所得已是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但是，地位和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徐特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富国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些后来都成了压迫人的人”。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令他惊讶的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天朗气清，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一边感慨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他虽然始终决心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直到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才看到了光明。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他放弃了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国论”，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全力以赴地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当时由于斗争残酷，革命队伍已引起了分化，开始了反革命的疯狂进攻和革命力量的坚决反攻的武装冲突时期，使党的一切经常生活也转变到空前的紧张，竟至使我入党没有举行过入党仪式，且没有填过入党表，也没有候补期，入党即在党工作。”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许多同志感慨地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陆定一高度评价徐特立入党：“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入党以后不久，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徐特立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翻越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时，徐特立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病倒了。高烧不退的徐特立被送进了长汀福音医院，一起住院的还有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陈赓。住院期间，徐特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燃起了革命的火苗。傅连暲回忆时说：“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后来，傅连暲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院长职务，投身到极其艰苦的革命事业之中。

加入党组织后，徐特立觉得自己“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他解决了政治上的苦闷，精神也变得愉快起来，他始终坚信“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徐特立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在徐特立的鼓励下，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4年10月，57岁高龄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长征中，徐特立将马匹让给伤病员，忍着饥饿带头挖野菜，教战士识字，亲自下河探路，鼓励战士们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逐渐成为红军队伍中无形的精神力量。徐特立回忆时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骑马时间至多不过二三千里。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

到达陕北后，徐特立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之中。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对徐特立这一时期的印象：“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别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高级参议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1939年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从延安回到长沙后，徐特立就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中。繁重的工作之余，徐特立还念念不忘湖南的困难同志和留守的家属，他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申请经费救济和帮助他们。李维汉后来感激地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徐老在长沙沦陷前，将我的老母接到邵阳，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一段时期，照顾得很周到，体现了我党对干部的温暖，也安慰了我老母多年思恋儿子的心情。徐老对其他同志的家属，也是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的。”1940年8月，徐特立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然科学院校长。

入党后的革命斗争是十分艰苦的，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但徐特立没有丝毫害怕，他时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他感慨道：“我一生过着极不平常的生活，把这一老古董推到革命最先锋的队伍中，将来革命史上也占着光荣的一页，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光荣并存，我值得高兴，我愿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为民族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徐特立总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坚守初心，传承革命事业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一些人开始滋长不求进步的情绪、骄傲自满的思想、贪图享乐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地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之中。

早在1949年2月7日，徐特立在《祝吴老七十大寿》的诗作里写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并以“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与吴玉章共勉。徐特立还告诫身边人，“一不要有特殊思想，二不要有优越感，三不要脱离群众”，劝告女儿徐静涵“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自新中国成立到徐特立逝世的近20年中，他以身作则、勤勉奉献，为中国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实践了他“尽瘁此心血”的誓言。

进入北京后，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他还制订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繁忙工作之中，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徐特立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对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初心和使命的传承，徐特立是十分重视的。他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革命前辈“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继续开创共产主义之业。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时，徐特立著文指出：“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公，哪有私；没有集体，哪有个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他告诫广大青年：“青年时代，精力旺盛，正应该在这个时候去为祖国创功立业。眼光狭小，只看到生活中小事，对个人得失考虑太多，就会分散精力，消耗韶光，就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蓬勃的朝气，成大器，做大事，也就会毁坏了个人的远大前途，损害了革命事业。”后来，他又在《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一文中指出：“青年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不仅要守业，而且要继续创业，创立共产主义之业。”

徐特立一生坚守初心，实事求是。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时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作风。他在1949年10月21日为《河北教育》创刊号的题词、1950年11月6日为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以及1963年3月26日为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的题词，均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大跃进”时期，说真话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徐特立却不随风摇动。1958年秋，徐特立南下途经河南，在一个公社参观时，当面质疑当地负责人关于皮棉亩产可达三四百斤、稻谷亩产可达数万斤的说法。回京后，徐特立对身边人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大话容易，到头来还是老百姓遭殃！”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徐特立却先后三次专程看望，同他倾吐心怀，嘱其保重身体，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特立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这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收听广播的老人，却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收音机关掉。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尽力去保护一些受冲击的同志，还将受冲击的周世钊接到家里。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逝世前，他留下遗言：过世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至此，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徐特立逝世后，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

“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这是董必武对徐特立的真挚评价。徐特立一生热爱光明、追求真理，他用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徐特立逝世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悼念和宣传”。198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教育部重写悼词，对徐特立光荣的、革命的、伟大的一生重新作了评价，称赞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82年2月6日，习仲勋在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徐特立“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并指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徐特立同志做榜样，增强党性锻炼，树立良好的党风，并且把它推广到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中间去。”（叶松 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