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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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帅彭德怀是享誉国内外的军事家，其军事指挥才能和显赫战功为人称赞。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他也紧抓要害，有的放矢，循循善诱，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是我党和军队里不可多得的文武兼优的干将。

巧妙劝导青年爱一行钻一行

夏纳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由于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觉得学非所用，心里不大痛快。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知道后，决定找他谈话。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连忙敬礼。

彭德怀温和地笑道：“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非常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

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完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心情轻松许多。他略微思索，说：“行，彭老总，我服从组织决定。”

彭德怀抓住时机，趁热打铁，继续开导：“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都是可以学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为了培养青年尽快成长，总部机关开办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培训班，组织干部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知识。彭德怀经常抽空给学员讲课，常常督促学员记笔记，并阅读他们的学习心得，指出他们在学习中的优缺点。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文章《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便坐下来认真阅读。

这年夏天，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残酷的“铁壁合围”，许多百姓惨遭杀害。夏纳参加了两次反“扫荡”战斗，对军事知识产生了兴趣，于是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对夏纳作了适时的指导和鼓励。他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接着，彭德怀告诉夏纳：“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重新换一个标题吧。”说罢，他从身上摸出钢笔，在标题上方端端正正地写下“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

夏纳将文章认真修改后，又拿给彭德怀提意见。彭德怀对文章十分满意，夸奖了他，从而激发他更加积极地学习研究军事知识。不久，这篇文章发表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

在彭德怀的关怀培养下，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彭德怀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知人善任的美名，也在八路军中传播开来。

给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作宣教报告

1943年春，一天早上，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云头底的一个山坡上，陆陆续续坐上了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将在这里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邀请彭德怀作报告。彭德怀首先分析了华北抗战的严峻形势，用数字和具体事例对整个华北敌我态势和发展趋势作了阐述。他明确提出今后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进一步阐明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胜利愈是接近，困难愈是增多”。

彭德怀通过对事实的剖析，引申出富有说服力的论断：“敌人越接近死亡，越会残暴、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封锁，使今后斗争极为残酷。这不是敌人强大的表现，恰恰是敌人垂死挣扎没落失败的象征。”他警告：“在今后物资困难增多、政治复杂的斗争中，有些人是会昏头昏脑地被淹死的。”

彭德怀讲到困难时一点不掩饰，说：“根据地人民的社会积蓄和财富，被日军不断摧毁，已到了相当程度的贫乏，同时整个根据地的生产又在锐减。敌后根据地游击性加强了，地区缩小了。”

提及军队要帮助农民春耕，彭德怀讲了一个故事：“我听说司令部机关有个规定，首长的乘马不参加运输和帮助农民耕种劳动。我就问作出这个决定的同志，他的理由是‘战马不能担任勤务劳动’。我说，‘我还要劳动，为什么马比我还要尊贵，我去劳动，它也得干活’。现在我们处在严重困难的关头，战马也得下地！”

彭德怀绘声绘色的演讲深深吸引了大家，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直到吃饭号吹响，他才结束道：“困难尽管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们完全有力量战胜它。我看，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还是我们有的干部不认识困难。同志啊，对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才对！”

在矿洞里为志愿军干部上党课

1951年7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总部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出于防空需要，大会在一处可容纳200多人的矿洞内召开。

会场布置简单却庄严肃穆，临时搭成的讲台上没有一张桌子，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一直站着给大家上党课。

彭德怀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以亲身经历和感受，条理清晰地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到抗美援朝战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

当讲到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时，彭德怀说：“毛主席被全党全国人民公认为伟大的领袖，是革命实践证明了的。我到井冈山才认识毛泽东，那时，我只是把他当作先生老师，到长征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是我们党难得的领袖，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讲到自己，他非常谦虚地说：“我是山顶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不过我还是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走过来的，有功也有过。”

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彭德怀严肃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有人害怕同美国军队打仗，认为美国军队武器装备好，我们无法和它抗争，说什么‘肉弹碰铁弹，一碰就完蛋’，散布失败情绪，毫无勇气、骨气。难道我们的炮弹是肉做的，敌人的脑袋是铁铸的，我们的炮弹打不死人？！这岂不是怪事！再说，我们是怎样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的，难道只是靠铁弹吗？我们的铁弹少，但完蛋的是美国人。因为我们有着比铁弹更有效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全体指战员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

彭德怀给总部机关全体干部上了一堂异常生动的党课，所有参会同志都感受深切。

教育招待人员不准特殊待客

彭德怀一直保持清正为人、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极端讨厌请客送礼，对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从不允许人家招待他，不买票的电影不看，超过伙食标准的饭菜不吃。他总是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批评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无论到哪里，临行前他都要打招呼：“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搞特殊。”

1955年，彭德怀到烟台视察工作，招待所的同志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特地准备了一些小吃。彭德怀进屋后，见桌子上摆满了水果、香烟和奶糖，立刻让人叫来招待所所长和管理员。他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对招待所人员上起了“政治课”。

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招待费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该生气吧。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想着升官发财搞特殊。”

彭德怀每次外出视察，在离开地方上车时，都要严格检查是否多出东西。一次，他发现多了几个捆好的篓子，经过询问才知是人家送的水果。他马上对警卫员严肃地说：“讲过多少遍了，不许任何人拿公家的东西送礼，快搬下去，以后任何东西都不许收。”

两次回乡调研为人民说话

1958年和1961年，彭德怀两次回到湖南，在湘潭、平江等地调查研究。他关心群众疾苦、体恤民情，一言一行给当地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第一次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湖南湘潭。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其间，他召开干部、社员座谈会，详细了解粮食的真实产量，走访学校、幼儿园和敬老院，参观炼铁厂。每到一处，他总是关切询问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彭德怀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说：“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弄坏的。”如此等等，令他忧心。

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彭德怀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和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临行前，他殷切叮嘱干部，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并规定了“八不准”，即不准搞瞎指挥、搞浮夸、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罚口粮、拆毁社员房屋、乱伐山林。回北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

1961年1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并率先垂范。6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农业六十条”，纠正一些过“左”政策，进一步解决平调问题和公社规模偏大等问题，取消公共食堂。

被罢职后的彭德怀得悉后十分高兴，认为这对转变干部作风、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贯彻落实党的“八字方针”都有重要意义。他渴望到农村调研，说：“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说话。”立刻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随后获得批准。

同年冬，63岁的彭德怀带着一份早已拟好的调查提纲，又一次回到湘潭。

12月13日黄昏，风雪飞扬，寒气袭人。彭德怀在湘潭锰矿招待所内与当地派来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交谈起来。谈及当时有失偏颇的做法和效果时，彭德怀忧虑地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十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12月14日，彭德怀到鹤岭大队调查。他听取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等汇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年至1959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逐年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

周桂华谈到“五风”问题时说：“我们全大队有367户人家，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有水肿病的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0％。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拆屋2000多间，占总数的37.7％，我家5栋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怀诙谐地说：“那是你共产党员带的头嘛！”随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

彭德怀一路匆匆，深入农户问寒问暖，对未能认出他而连连道歉的老乡和蔼地说：“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

彭德怀这次回乡调研历时50多天。他每天冒着严寒往返跋涉十余公里山路，先后到湘潭县的3个区7个公社10多个大队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接触了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晚上，他坐在油灯前，亲自撰写农村调查材料，先后写下《乌石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的情况》《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还起草了一个向粮食部、财政部反映农村征购任务过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报告。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并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