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锚定初心 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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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重要领导人。他从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到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党为国家作了许多贡献。在晚年遭受迫害时期，张闻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炽热情怀，他的使命担当及其身上体现的党性光芒，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张闻天生长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的这一段经历，田园生活与传统文化的交织，伴随着现代思潮的熏陶，沉淀在张闻天意识的深层，在张闻天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张闻天从小生长在海塘边，曾亲眼目睹灾害给家乡带来的悲惨情景，这些经历让他从小就立志要学清代钦琏为家乡人民造福。17岁那年他考入当时设在南京的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当时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校每周的演讲会上广邀校外的社会名流及校内的各科教席进行演讲。其主题不仅仅局限于工程技术，更有哲学、文学、艺术、时局等。此类演讲让当时的张闻天拓宽了视野，也让他充分汲取了知识，培养了良好的逻辑思维。不仅如此，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所用的教科书皆为英文，教师也大多使用英语授课，在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张闻天的外语能力也得到提高，为他今后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一段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的经历，让张闻天养成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其作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思想渊源也可从此处追溯。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已在北京兴起。在校内，《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图书室公开陈列，为学生阅读新文化运动的读物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张闻天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改造中国”的问题，被陈独秀、李大钊等启蒙运动者的文章、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深深地打动，萌发了献身于建设“光明中国”的意愿。后来他成为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回顾这段生活，写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由此开始。”

张闻天从接触《新青年》自我觉醒开始，到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个人志趣和思想不断变化，终从一个五四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河海”成为了南京地区的中坚力量，校长许肇南先生被公推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临时主席，张闻天、沈泽民、刘英士、丁绳武、董开章等学生成为南京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他们忘我地投身运动，撰文抨击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张闻天和南京的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及时报道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宣传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是编辑科科员，该刊的重要撰稿人。1919年8月发表《社会问题》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反复学习钻研，到1922年初，张闻天思想上已完全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1月2日，张闻天针对社会上有人鼓吹要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论调，挥笔撰写了《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这篇文章里，他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并剖析中国的乱源。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资本主义，并反对“照抄西洋镜”，认定中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张闻天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撰文10余篇，不仅初显了他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才华，更是他认真学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记录。他对《共产党宣言》的宣传和介绍，使他成为南京乃至江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坚持真理，坚定信仰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投身革命的张闻天更加坚定对真理的探索与追寻。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从1934年12月上旬起，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为了党和红军进行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迈向胜利。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午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第一人，曾被毛泽东称为“开明君主”“不争权”；他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毛泽东曾言：“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的“作用很大”。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以报告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结合军委一局作战科提供的信息，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历史性文献。作为当时军事路线的理论旗帜，这一文献在“左”倾错误路线向正确路线的转变中起到重要作用。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浮夸风、“共产风”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中共八大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对此极为关注，并持有不同看法。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直言进谏，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科学的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分析，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方针的代表，不仅在当时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有指导和警示的意义。

逆境岁月，仍守初心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遭受错误的批判。但在遭受残酷迫害的同时，他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停止，仍坚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1938年张闻天离开总书记的岗位，通过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苦心求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

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闻天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张闻天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的天性让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新中国将要成立之时，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职位发生巨大的变化，张闻天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即使身处逆境时，张闻天也没有停止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到1974年，他已完成了近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他曾说：“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张闻天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工作了近十个春秋。他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外交队伍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总开关”。张闻天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中，勇于坚持真理，淡泊名利，奋斗不止，这都来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