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创办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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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此后不到半年，在山西晋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干部教育学校——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它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史册里记述的“边区第一所以吸收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干部学校”，也被誉为“我党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抗大式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在晋东南开办，适应了山西抗战形势的需要，为敌后战场输送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

今天，当年这座干部学校的校名和办学情况已鲜为人知。从史料之中追溯该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有助于重现山西抗战教育工作浓墨重彩的一页，也将有助于传承山西干部教育事业的红色基因。

从河南新乡迁至山西晋城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的前身，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委员会书记朱瑞在河南新乡设立的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

七七事变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鉴于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托人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山西太原的周恩来请求，速派得力干部协助一战区的政治工作。1937年9月初，朱瑞受周恩来派遣，从太原赶赴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北邢台，参与一战区政训处工作。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朱瑞为上校主任秘书。后因战局不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从河北邢台撤至河南新乡。朱瑞与程潜协商后，在新乡设立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借住在新乡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办公。朱瑞担任联络处主任，以公开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对于自己在全国抗战初期到豫北的经历，朱瑞后来回忆道：

在这时期中，离开北方局到豫北一带工作(约半年)时，是我工作最有成绩时期之一。这时，我只以一个人，改名换姓去做一件代表党的光荣的半合法的生疏的然而是战斗性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常得利用每一时间去工作，向每一接触的人去宣传，向每一个可钻的空隙去寻找活动机会，针对国民党每一压迫与限制去考虑对策，利用一切可能去吸收、教育、团结与改造青年，培养干部，用一切方法寻找地方党，指导其工作，创造敌后斗争及武装……

在这一工作中争取、改造、培养了数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扩大我党信仰，争取许多国民党影响下青年（入“民先”、入党）到我们方面来，这对太行区及周围地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有了这一时期工作的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导才能去发展。在精神上亦是我最愉快、最战斗、最紧张积极的工作时期。

在新乡工作期间，朱瑞和当地驻军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合作开设了带有统战性质的训练班。张轸在北伐战争时曾和共产党有深入合作。1925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以前，张轸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战术总教官。同年冬，张轸改任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在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第六军各级政工人员普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第十九师更是“政工人员及团长以下军官多为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中，张轸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道：“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是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军队政治工作做得好，官兵的政治觉悟亦同时提高。每个官兵佩戴的胸章后面，都印有‘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四句话。”为此，他表示对共产党人“有好感”。

1937年9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退到新乡时，张轸作为师管区司令正在征集新兵。豫北师管区专门成立补充营，用以储备应征的新兵。为了给补充营及时提供军官和军士，张轸在新乡设立了军官军士训练班。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再次合作的背景下，张轸听闻朱瑞是八路军的著名将领，立即邀请其担任教官。朱瑞觉得这是一个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的有利阵地，于是答应了张轸的邀请。几年以后他回忆，“自行转至豫北师管区，任其干部队及学生游击战之教官，并做了些宣传联系的社会活动；提高了党及八路军的威信”。

新乡作为当时的交通枢纽，云集了大批奔赴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为了借助豫北师管区军官训练班的名义而公开培养我党急需的抗日骨干，朱瑞与张轸协商又在培训班里组建起学生队，以对青年学生进行训练。朱瑞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与张轸达成协议：原军官训练班改名为军官队，与学生队统称为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军政训练都归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负责，物资供应由师管区负责。此时，转移至新乡的李世璋也出面请张轸协助朱瑞办好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他借给长短枪200支，以供学生练习实弹射击。

在多方配合下，朱瑞掌握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课堂上，他极力向学员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听了朱瑞的讲授后，学员们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训练班学习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也掀起过几次反共逆流。为了在新乡监视和控制张轸而排斥共产党人，蒋介石派出以前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担任中校教官的詹行旭前往新乡，担任豫北师管区参谋长。詹行旭是复兴社的特务，上任后千方百计地限制朱瑞在学生队的抗日言行。他不仅对朱瑞进行监视，又将十几个参加过复兴社、政治上较为反动的学生，安插进训练班学生队。这些学生在训练班里散布排共反共言论，制造谣言，扰乱正常上课秩序。

面对詹行旭等反动势力在新乡城内的不断干扰，朱瑞和张轸商定把训练班迁入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的校园里继续办学，以此摆脱詹行旭的控制，同时避免侵华日军航空兵对新乡城的空袭。

1937年11月，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在百泉结业，军官队的学员被分配到驻军担任初级军官，进步学生学员则被分为政工队和民运队，政工队到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民运队到地方上参与宣传和发动民众的工作。

1937年12月，在日军的进逼下，新乡的国民党军开始向黄河南岸撤退。当时，程潜和张轸都劝朱瑞和他们一起过黄河。朱瑞以处理训练班善后事宜为名，仍留在百泉工作。随后，考虑到张轸等部撤退后，训练班必须在抗战前线重选合适地方继续开办，朱瑞遂暂时离开百泉到周边地区为办学选址而奔走。

不久，留校学员接到朱瑞的通知，按要求立即动身前往山西晋城，在那里继续训练班学业。

在晋城正式开办华干

朱瑞为何选择把训练班从河南辉县百泉村迁入山西晋城呢？

首先，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赖若愚于1937年12月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的公开身份赴晋城，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他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其次，晋城当地国民党驻军团长阎揆要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有上述两个方面有利条件，朱瑞决定把训练班迁入晋城县城。此外，从实际交通情况看，晋城当时有连接山西、河南两省的交通要道——晋（城）博（爱）公路。训练班同学从河南博爱县乘车即可前往晋城，可以避免徒步穿越太行山脉，从而实现快速转移。

据训练班学员赵洛方回忆，1937年12月15日，学员们到达晋城，随后和朱瑞会合。在12月中旬太原沦陷、山西危急之际，一个全新的、党领导下的干部教育学校在山西境内开办起来了。

为适应统战环境、便于开展工作，学校仍然使用统一战线性质的名称。朱瑞重新通过八路军和国民党河北民军的统战关系，为这一学校定下完整的名称——河北民军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

河北民军是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民众训练处。民众训练处下设干部养成所，负责招兵买马、扩充部队。1937年9月24日，保定沦陷。民众训练处和其下辖的干部养成所辗转撤退到山西陵川县和河南林县，在晋豫交界地区活动，不久正式改番号为河北民军。河北民军初建时，主力部队活动区域恰好和军政干部训练班迁移的地区接近。并且，朱瑞之前和河北民军有过统战合作，曾安排地下党建立了冀鲁豫边区首个抗日武装部队——河北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在训练班学生赶到山西晋城后，在党组织还不能完全公开的情况下，朱瑞再次通过上层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办学争取到了合法地位。校名里的“训练所”一词，其实正是源于原保定行营民众训练处下辖的干部养成所的番号。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实际上只是借河北民军的名义办学，从在山西成立时就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运转的。训练所的整个教学工作和党的工作重担都落在朱瑞的肩上，招生、选配教师、制定教学方针、组织教学、筹措资金等工作，他事必躬亲。

随着河北省大名县等地沦陷，河北省立第七师范校长王振华、教务主任晁哲甫，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孟夫唐率领爱国师生撤退到山西境内。在朱瑞的指导和帮助下，王振华、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也参与到训练所的办学中。这两所学校撤退时带走的款项也统一交给党组织，作为开办训练所的经费。

朱瑞对重新办学一事回忆道：“得同情者之资助，得继续以师管区之学生队为基础，自行创办学校（华干），先后办了5期，训练青年干部约2000人。这些青年现均成为太行及平原的中坚干部。”在这样一个筚路蓝缕的办学背景下，依靠朱瑞的努力及王振华、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的支持，一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在晋城落脚，以华干学员的身份继续接受朱瑞的教诲，从而成长为敌后游击战的中坚干部。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校址位于晋城县城的私立崇实中学，办学条件十分优越。学校建有校舍300余间，高15米、宽13米、深8米的券柱式结构校门是当时晋城标志性建筑之一。宽敞整洁的校园里，不仅有许多高大明亮的教室，还有一栋装饰有高耸尖塔和尖拱券的大礼堂。部分办公室、寝室和自修教室建筑也装饰有拱形廊柱，让校园建筑整体风格颇为气派。校园里露天的地方大多用砖铺成平整的地面，下雨天走在校园里也不用担心踏到泥泞和污水潭里。

从河南迁来山西的学生十分珍惜朱瑞为大家争取到的校园环境，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更多山西境内的爱国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加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

据学员张立云回忆，早在给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授课之初，朱瑞就比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训练所的课程及其实施办法。政治课有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国内外时事等；军事课除制式训练外，还有一门游击战术，由朱瑞亲自讲授。课程的实施方法，主要是作大报告、分组讨论、课堂总结等。为开展课外活动，学校建立了统一战线室（军人俱乐部），组织了统战室委员会，下分学习组、墙报组、文娱组等。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课外学习、出墙报、开展文娱活动、开辩论会等。

朱瑞给学员们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时，引用了红军的许多战例。为了加深学员的印象，他给大家分析具体战例时尽可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不仅介绍各次战斗的特点、战术的运用、注意事项以及经验教训，还会引导大家了解如何适应战斗的需要而开展战前和战场的政治工作。课堂上，朱瑞演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形象，声调铿锵有力，能够将当年红军指战员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活灵活现地再现出来，使学员们如同亲身经历了当年的战斗场面。曾在华干担任教员的著名作家李尔重，生动地回忆了朱瑞和学员在一起的情景：

他对青年有着一种超常的热力，引你向党靠拢……当他一到大家面前，男的女的，都围过去，一边喊着朱先生，一边把他们吃着的花生、核桃、糖也递过去了：“朱先生，你来啦!你吃不？”实际上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谁也未把他当成那种“敬而远之”的先生，而是当成亲切的同志了……

青年们活泼，他就给你活泼……可是他在工作上又十分严肃，他知道这伙青年重要，也知道他们的弱点，因此，凡事细心教导。为着大家争嘴钻牛犄角，他个别谈，开会又批评又劝解，使大家打掉了错误的无原则纠纷的思想。

华干里有许多理论功底出众的教员。例如，时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秘书的刘子超，在负责华干行政事务的同时，讲授多门课程。到华北参加八路军前，刘子超已是党领导下的上海社联青年理论家和鼓动家。朱瑞给予刘子超以高度评价，称他为“我们党很有才华的一位理论家”。作为朱瑞的助手，刘子超讲授的课程也被评价为“非常有说服力”。

当时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同学们课余进行分组讨论时，王振华、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会在讨论会上对同学们进行辅导。校园里的民先组织也健全，定期召开生活会，大家分别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大家也积极参加出墙报和歌咏队等课外活动。同学们还成立话剧组，走上晋城街头演出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的《逃难者》。围观的民众看到剧中逃难父女的悲惨遭遇，啜泣声不断。演出结束时，观众和演员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华干当时的学员里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战人士、后来成为革命队伍里第一位日语播音员的原清志（中文名程清子）。原清志到晋城后，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华干学员日语。当时，大部分同学参加革命前仅学过英语，他们通过华干的学习，第一次对日语有了一些了解。

培育出一批敌后抗日骨干

就在群山环抱的晋城县城里，华干送别了全国抗战的第一年，共同迎来1938年。

各位学员在华干接受培训时，并不是仅仅学习理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委员、中共北平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陈沂，当时也受朱瑞邀请前往晋城，到华干担任教员。陈沂后来回忆华干有4门固定功课：“一门叫政治常识，一门叫群众工作，一门叫统一战线，一门叫游击战争。”其中，朱瑞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两门课程，刘子超讲授政治常识课，陈沂讲授群众工作课。

同学们常常在群众工作课老师兼学校群众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沂的带领下，通过实践巩固学习内容。他们走出课堂，走出晋城县城，到学校驻地周边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实践。这样的培训模式迅速提升了每一位学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能力。并且，华干还举行野外军事演习，让学员们在接受短期培训后很快可以胜任敌后抗日斗争工作。

1938年2月，侵华日军迫近晋城。为唤起民众抵御侵略，华干学员立即毕业，分别到晋南、豫北各县开展抗日活动。华干在晋城持续开办50多天，毕业学员约有270名。这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随即走上敌后工作的一线。

根据统一战线的要求，华干少数学员被安排到国民党部队从事统战和政治工作，大部分学员成为敌后游击队的骨干。

朱瑞带领十余名干部，从华干挑选出20余名学生，向西前往阳城县。他们和地方党组织创立的群众抗日武装结合，成立晋豫边游击队。随后，刘子超和陈沂带领华干的另一部分学生离开晋城向东进发，前往陵川县，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担任司令员，陈沂担任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司令部很快发展到5个支队。华干毕业学员分赴上述两地后，作为部队的年轻干部为开辟晋豫边和太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晋豫边游击队后来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下辖主力部队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以华干学员为骨干的两支敌后游击部队逐步融入主力部队。

华干还有部分教师和学员奔赴华北其他地方，成为开辟当地敌后斗争新局面的骨干。例如，参加华干办学的晁哲甫被派回河北省直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被中共直南特委任命为中共边东（清丰、南乐县东部）县委书记，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学员刘耕夫被分配到河南省北部的淇、浚、滑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华干毕业学员里十余名男女青年知识分子，由中共太南特委派往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河南林县开展地方群众工作，为建立党组织打下坚实基础……

华干的干部教育并没有在1938年2月彻底结束。在以毕业学员为骨干的游击部队中，以华干名义开设的训练班仍一度招生和教学。1938年5月，以原华干教职员和重新返校的部分学员为骨干，在山西沁县大端村又组建起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晋南干校），朱瑞担任校长。该校的游击战术课曾由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亲自讲授。晋南干校在1938年秋季停办时，部分教职员和学员并入抗大一分校，从此汇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洪流之中。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