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人格魅力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张闻天（1900—1976）的一生，经历过辉煌，也有过磨难。然而，他博学善思的学者风范、崇尚真理的政治品格、坚持原则的领导品质、谦逊低调的民主作风，都无处不彰显着他独特的人格魅力。2020年，适逢张闻天诞辰12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表纪念。

学识素养

张闻天17岁时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他在出色完成了国文、英文、绘图、物理、化学等学业的同时，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初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五四运动期间，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时事新报》《少年世界》《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出“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10条纲领。

理论的启蒙，现实的召唤，一个理工类毕业的青年学生就这样把自己的志趣从工程技术转向了社会问题研究。一个19岁的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笔锋初露，显现出不凡的文字功力和深远的洞察力。

五四运动后，张闻天和好友沈泽民一起赴日本留学。当时，写文章、译书稿已经成为张闻天的生活常态，因为他生活和学习的经济来源都来源于稿酬。在日本只待了半年左右，他们又回到上海。他开始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1年4月9日，他完成了第一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

他还被朋友介绍去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是一套以介绍欧美社会科学为主的丛书。由此，他接触到欧美前沿的社会思潮，在反反复复的思考比较后，认定了中国“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从1921年到1924年初，张闻天在《小说月报》 《创造周刊》 《东方杂志》 《少年中国》《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译作和评论文章。不到3年时间，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5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专集或与他人的合集有9部。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

张闻天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远播海外，美国旧金山的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他一道开展社会活动。当时，旅美的知识分子在旧金山成立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张闻天被推举为《大同报》编辑。1922年9月，他乘远洋轮船来到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历程。

满以为留美生活很惬意，可现实却大失所望，虽说有份工作，但月薪仅有40美元，且常常被拖欠。他不得不把大半时间用在翻译、写稿上，以稿酬贴补生活。短暂的美国生活，令他黯然神伤，“觉得中国是可怀的，犹之别了久亲的朋友”。1924年1月，他又回到上海，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在《小说月报》发表；创作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在《少年中国》发表。这两部作品应该说是姊妹篇，开“恋爱与革命”文学创作之滥觞，给当时的读者以新的阅读体验，实是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中华书局工作半年多以后，他又来到重庆，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川东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令许多学生为之倾倒。他的学生刘孟屏回忆说：“张老师给我们教的是白话文，通过学习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作文，不用打草稿，一写就是1000多字。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我们在图书馆看到过张老师的作品，对张老师很崇拜。下课后，同学们经常找张老师问功课、摆龙门阵……他还教我们写小说和散文，组织我们出壁报。”

1925年6月，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上海地委派送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又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批中国学生中是唯一留学日本和美国的人，因此担任了学校的英文翻译。因为有留学经历，兼之在国内已是知名的新文学家，他很快便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突出人物。同学们都“蛮崇拜他的，他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中央选送，张闻天入红色教授学院（苏联最高学府）深造，同时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此前后，他已与吴亮平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校订了李敬永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他投入很大精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发表多篇文章，得到学院导师的高度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是令人满意的，适合于做专业工作。”

崇尚真理

1931年1月，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而行，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张闻天担任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及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毫不推诿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在后来一再检讨，并从中汲取教训。

与博古不同，在一些具体的策略方面，张闻天有一些反“左”的主张。例如，1932年3月初，他就不主张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盲目举行罢工，认为这是“空洞的叫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很多人以为敌人“不会再向苏区与红军进攻”，他却说这是“‘左’倾的空谈”。

他与博古的公开分歧始于福建事变。当时，十九路军有意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而红军正遭遇严酷的第五次“围剿”，如果能与十九路军合作，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为另外一个局面”。然而，博古拒绝张闻天的正确主张，放弃这一“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良机，仍然把十九路军当作敌人去排斥，致使红军失去化险为夷的重要机会。

博古不懂军事，所有的军事决策都交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定夺。张闻天出于对革命负责的考虑，提醒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听后却置若罔闻，他们的分歧就这样越来越公开化。李德知道后让博古去找张闻天交谈，并带去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抱成团，张闻天对此嗤之以鼻，他只尊重事实，服从真理。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样安排，一方面使得张闻天被排挤出中央高层，另一方面使得毛泽东没有了具体权力。对此，杨尚昆回忆说：“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张闻天）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时，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完全决裂了。”

长征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他们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根据实际的军事形势，与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一次次地使红军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在遵义会议上，针对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作的总结报告，张闻天有理有据、系统全面地直指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因此，张闻天的报告被称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正是这篇反报告起了重大作用，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将毛泽东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恢复其军事指挥权，真可谓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耿飚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个人觉得对闻天同志的评价还应该更高一点。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

1935年2月，红军中央纵队行进到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张闻天在这里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2月8日，中央纵队到达扎西，他在这里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份文献是在他的遵义会议“反报告”的基础上，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发言而起草出来的。决议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功绩时说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他尊重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做法，引起党内一些同志的异议。他听后置之一笑，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坚持原则

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不久，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在装备和人数上的优势，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执意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

张闻天是最早系统阐述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人。在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期间，张闻天既坚持原则，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又顾全大局，为维护党的统一战线贡献了力量。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张闻天和毛泽东等断然决定立即北上，并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在北上途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连连致电张国焘，希望他从错误中自拔，和中央一道北上。

恰在此时，林育英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张闻天、毛泽东和林育英商量，让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教育张国焘。

此后，张闻天领导中共中央又同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进行了坚决而又富有策略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6年12月13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张闻天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和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当务之急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党的工作会有转变，那就是“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

张闻天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善方案。12月19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事变发生6天以来，“现象和本质显得更充分”了，所以，我们的方针也应该有所调整，要比以前“更进步”。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表示“不站在反蒋的立场”，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对于蒋介石的处置方针应该是“和平调解”。

会后，他又致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中共中央的策略：“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进而确定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亲自到西安，与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朱德等通过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和平的方针。中共中央的决策使东北军、西北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西安事变在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得以和平解决，一场祸及华夏大地的内战得以避免。

从1937年2月至7月底，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谈判。面对红军坚决的态度，8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表示，“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张闻天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红军改编后，党内存在着过于相信蒋介石、急于出动的情绪。张闻天看到这一危险苗头，及时在会议上提醒全党：“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又说：“右倾危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具有相当的危险。这样，我们队伍中一些不健全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

改编后的红军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1937年7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由于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被包围缴械。9月，湘鄂赣边区又出现在武汉谈判时丧失独立性的错误。鉴于此，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提出：“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定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就在中共中央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时，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从1937年12月9日开到14日，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兜售一系列错误主张，如“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的分法” “红军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的指挥”等。

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又在共产国际担任相当高的职务，他回国的任务就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种身份和背景，在党内有一定迷惑作用，令许多人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在这些根本性的路线、方针问题上，张闻天进行了果断抵制，一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保存党的领导” “我们对友党在许多问题上是互相让步，而不是让步政策”。

谦逊低调

1937年7月14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采访了张闻天，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外貌上，洛甫是属于一种最不平常的知识分子型。他的大脑头上盖满了‘知识瘤’，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他那富于思想的表情是非常不规则的。他身高而瘦，给人一种工作过度的印象。现在，他是唯一在美国留过学的共产党领袖，也是唯一出生在上海的共产党领袖。”

正如韦尔斯所说，张闻天确实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领袖，可他并没因此而矜才使气、自命不凡，而是虚怀若谷、和蔼可亲。同志们很少称呼他的职务，都是亲切地称呼他“洛甫同志”。他从不孤行己见，凡事与同志们商量，决策由中央集体研究决定。

1939年初，他实际上已完成职责的过渡，中央的会议在形式上由他主持，而他实际负责的是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工作，他虽几次提出不在党内负总责，却没有被采纳。1940年5月，他把党内负总责的工作全部移交出来，只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后又负责《共产党人》和《解放》两份刊物。他很满意这一分工，并在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把战略重心转向东北，他是最早被派往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只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扰，我国迟至1971年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因此而没有履职。后来又担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到副部长，他坦然接受。对于曾经犯的错误，他从不讳疾忌医，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延安整风时，经过回顾与学习党的历史，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张闻天说：“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他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服从真理，闻过则喜，修正错误，受到同志们的敬佩。李维汉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对张闻天是“敬而爱”，这是很多与张闻天交往过的人的共同感受。中联部原副部长赵毅敏回忆说：“张闻天作风很民主，他主持开会总是要大家先发表意见，自己耐心认真地听别人讲。对下面好的意见他都能采纳，不正确的意见则给予说明，使大家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思想上没有一点顾虑，说错说对，都不用害怕。我和他相处中还没有哪一回是以他的意见为主，非要大家执行不可。相反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总是深思熟虑，又反复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才作决定。”

他待人和蔼亲切，和他相处如沐春风，很快便会为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谈吐风雅的学识所倾倒。青海省委原第一书记刘贤权回忆说，张闻天“对人很热情，对工作很认真，考虑问题很周到，对什么工作都有具体指示。他生活得很随便，能吃苦，不讲究。我们到他那里，也很随便，感到他很好接近，没架子，和罗帅一样。他知识面广，给我们讲形势时，一讲就好几个钟头，讲解得很深刻，分析得很透彻”。

整风运动时，他带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23个村镇，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地都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见了年纪大的群众，亲切地称呼大爷、大娘，由于没有官架子，老百姓对他什么都说，收到了调查研究的效果。随他一同调查研究的薛一平说：“他是学者型人物，有政治家的风度，能够动脑筋提问题，让大家分析讨论。他很有本事，却谦虚谨慎，总是和大家商量问题。在调查中没有任何框框，有什么调查什么，不强调一致，根据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结论。各村各户有些比例数字完全可以不同，他是很讲实际的。他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做硬性规定。”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