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家风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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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是革命前辈和典范，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了求真、无私、廉洁、严格的家庭风尚，展现了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情怀和矢志不渝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追求人类最高理想为目标，不掺杂任何个人私利，在逆境中宠辱不惊、坚持真理，经受住了岁月和历史的检验，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学习。

热爱读书，勤于思考，永远追求真理

张闻天出生于20世纪初新旧交替之际，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功课出类拔萃，1917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放包容的校风让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接触欧美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受到民主、自由的熏陶和科学精神的冶炼，尤其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他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觉醒。后期投身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1919年8月发表《社会问题》，围绕中国革命问题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

讷于言而长于文，是张闻天读书时期留给同学最突出的印象。对于子女，他同样身教重于言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后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坚持读书，寻求真理，一生都保持着学习与思考的习惯。他教育小女儿张引娣：“读书要靠自己争取，要勤奋学习，只有读书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

张闻天在青年时代，翻译和评介了包括王尔德、歌德、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撰写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参加革命后，他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探寻正确道路呕心沥血；晚年被批判，他依然心系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结合当时的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实际问题将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写成了10万字的《肇庆文稿》，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张闻天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时，总是以真理为追求，以实践为标准。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分不开，也和他热爱读书、热爱独立思考分不开。他的儿子张虹生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也养成了热爱读书和思考的习惯，在日后回忆起父亲的时候说：“父亲话不多，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教会我不管多乱的环境都要静下心来读书。”

艰苦朴素，俭以养廉

张闻天出身富农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勉简朴的习惯，目睹中国百姓穷苦之现状，更是增加了他对贪腐的痛恨、对物质追求的厌恶。

张闻天和刘英结识于长征途中，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不论时代和生活格局发生多大改变，二人始终艰苦朴素、甘苦与共，营造了互相照顾、互相扶持的家庭氛围，成为模范夫妻表率。刘英晚年回忆起张闻天，说他生前节约，衣服领子坏了换领子，袖子坏了换袖子，同事都笑话他：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时髦啊！到使馆上班也总是先关电灯，仓库灯亮着也去关掉，到处关灯。他还说留钱给子女亲戚没好处，给多了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

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5年，他从苏联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夫妻二人将任苏联大使期间结余的1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1967年，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农场结婚，张闻天给他们寄了400块钱，和一些用过的旧被套作为新婚礼物。张虹生事后回忆起这件事不无辛酸地说道：“我结婚时用的新被子还是我爱人她家寄来的。”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病重，虽然经受党内极不公正的待遇，被批斗被监视，他仍一再嘱咐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逝世后，刘英将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69.6元作为党费上交，未给子女留下一分一毫，令人肃然起敬。

不搞特殊化，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任外交部副部长。儿子张虹生当时想报考外交学院，因对外语没有十分把握，希望父亲给分管学校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就上，没本事就别上。”张虹生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张闻天对人对己不搞特殊化，对待子女的严格更是近乎苛刻。古人云，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要留好样给儿孙。这不是他第一次拒绝儿子的请求，也不是最后一次。

早在张虹生还小的时候，他看见父亲的小汽车便也想坐一坐，面对儿子的“耍赖”，张闻天宁愿走路去上班，也不让他“得逞”。

后来，张虹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卫生条件艰苦，没多久就患了肝炎，并发展成慢性肝炎，他写信给父亲，希望回北京治病。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来。”这样的话语让张虹生心寒，但他最终理解了父亲。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他更要自食其力，他最终留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治疗，这一呆就是15年，在那里结婚生子，没有享受任何作为高干子女的照顾。

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张虹生才凭政策调回祖籍江苏。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回北京工作，时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却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母亲的意见，留在南京，后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

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闻天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他竭忠尽智为党和人民工作，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他不争名利、能上能下，在每一个岗位上鞠躬尽瘁、尽善尽美。

张闻天曾任党内最高职，整风运动后为实践其决心深入实际进行“补课”的诺言，他主动去东北任省委书记，在土改、经济和民主建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对全国起到了榜样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又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在“授权有限”的工作条件下，他成为新中国外交业务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通过调查研究和躬身实践，理顺了驻外使馆的日常内容和发展思路。

庐山会议后，中组部让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外交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哪怕到“文革”，他被批斗，仍不忘在黑暗中总结过往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写成文字留给后人以巨大的惊叹和警醒。

张闻天不计较个人得失，将自己比作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让步多少都可以。他对待自己如是，对待子女亦如是。1956年，政府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编制，张闻天率先把小女儿从打字员的岗位上精简下去，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在他的带领下，外交部的精简工作异常顺利，而小女儿后来靠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厂找到了工作，仍然做打字员，最终以工人身份退休。

1975年9月，两个女儿一起去无锡看望父亲。长女维英在上海兽毛厂当临时工，次女引娣在上海自行车一厂当工人，她们向父亲诉说生活的艰辛。这是父女分别了十多年后的重逢，张闻天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

如张闻天所言，他的子女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平凡即伟大，他的后代有多平凡，就映衬着他的灵魂有多高尚。以张闻天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以身作则，做党的好儿女，做子女亲属的好榜样，并将优秀的红色家风代代相传，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家风建设的楷模，具有学习意义。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