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被毛泽东称为“无名英雄”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领域素有“南潘北王”之说，其中“南潘”指的是潘汉年，“北王”则指王超北。王超北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被毛泽东称为“无名英雄”。

　　创建西安特科，开展秘密交通联络

　　王超北又名王琪，化名庞智，陕西澄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工作，负责管理省委的秘密文件、资料，并在杨虎城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共党员）的卫士营任军需主任，从此进入秘密战线。

　　王超北任军需主任后，因有良好的社会身份作掩护，在西安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熟悉西安社会环境，这对完成情报系统交给的任务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1931年，他开始担任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他不负重托，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付的各项任务。

　　中央特科派给王超北的任务主要包括：搜集杨虎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情报，全力支援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建立上海中央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与川北红四方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等。当时，国民党在陕西、甘肃、四川境内派出十余支军事力量“围剿”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各地方的地主民团和武装力量也在协助国民党进攻红军，他们把陕北和川北的红色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严密的层层封锁弄得路断人稀，大有插翅难飞之势。王超北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接受任务的。他深知，要完成中央特科安排的任务，不能没有一支自己的情报队伍。于是，他着手建立秘密情报组织——西安特科，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壮大这支部队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汽车为部队搞生产，积蓄钱财改善部队的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资助学生进无线电学校学习，为党培养和储备电台工作干部。为随时掌握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动向，他贯彻“长期埋伏、稳扎稳打、严守机密、不许暴露”的方针，尽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公开合法身份。通过精心策划，他委托张汉民在杨虎城机要处搜集蒋介石“围剿”红二十六军的情报，并派另一位同志在陕西民团指挥部搜集民团与国民党军“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相关文件资料。

　　在领导西安特科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王超北不辱使命，为确保陕北和川北红军的物资供应，打通中央同陕北、川北红军的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他为川北红四方面军购买了无线电器材和川陕甘地区军用地图，并通过陕西南路交通线送交至红四方面军总部。年底，中央特科命王超北送潘自力去川北红四方面军。王超北接到任务后，亲自陪同潘自力到汉中，再安排地下党员护送他到川北，并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递交了中央特科和川北红四方面军联系的密电码。1934年和1936年，王超北利用部队掩护，用汽车给陕北红二十六军送去大批轻重机枪、迫击炮、步枪以及炮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还从上海购运了新式驳壳枪、直流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器材以及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棉衣、军毯、帐篷等物资送交到北方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急需一部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王超北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胆量，在上海亚洲电器公司订购装配了一部250瓦的大型电台，并只身从上海把这部电台安全送到党在西安成立的办事机构。周恩来见到王超北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长时间没有松开，王超北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超北一度公开了身份。1937年夏，考虑到他在西安已无正式可供掩护的工作，党的情报机构通知王超北交出西安特科的组织和工作关系，调他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

　　采购转运物资，乘风万里行

　　全面抗战之初，出于工作需要，党组织任命王超北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运输科长。共产党、八路军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爱戴，他们竞相向共产党、八路军捐款和赠送各种物资。为解决这些物资的接洽和联络问题，党中央成立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的联络站，即著名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王超北负责物资的采购和转运，林伯渠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1939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设法将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一批物资运回来，这批物资主要有医疗卫生器材、救护车、各种通信器材及被服等；二是采购一批器材，特别是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台配件等通信器材。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虽已捐赠不少物资，但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围剿”和封锁，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电台等军事通信设备更是奇缺。王超北深感责任重大，接受任务后稍作准备便迅即赴港。到香港不久，他很快完成了任务。

　　物资备齐后，王超北决定取道越南运回这批货物。当时法德两国战争已经爆发，而这批货物有部分是德国生产的，因此在越南的法国人很可能将这部分扣留或没收。考虑到这种复杂情况，王超北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在一位懂法语的爱国青年的帮助下，从香港登上包租的货轮，海上航行至越南海防港；又曲折巧妙地打通法国驻越领事，顺利通过越南境内；再打通国民党海关、特务边卡，经广西、贵州、重庆、陕西等地运送这批货物。从香港到西安远隔千山万水，他不但要克服地理环境的困难，度过许多深沟陡坡，而且为了防止日军空袭，需经常夜间行车。王超北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将这些物资安全运抵宝鸡。到西安面见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成功完成了任务，另一方面又指示他暂留宝鸡，继续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和掌握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这批车辆和物资被安全运到西安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及延安。

　　巧设秘密机关，创造保密奇迹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任处长。当时国共摩擦加剧，长期的地下斗争经历使王超北认识到，应该建立有特殊结构的秘密机关，以便更好地保卫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存党的秘密文件，躲避敌人的追捕和搜查。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王超北建立了西安情报处的秘密地下工作室和联络站。通过这两个秘密机关，王超北向党中央提供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莲花池街7号，设计构造复杂，修建得很完备。地面是四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地下是长约200米的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地道有三个秘密入口、两个秘密出口，道路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曲折蜿蜒，人在地道走，腰是直不起来的。地下室离地面约有五六米，全用灰沙砖砌成，里面有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用于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此外，他还特意挖了两口水井，一口供传达消息之用，一口供销毁文件之用。为保密起见，秘密工作室采用分段分期施工的办法，即工人修建一部分后，借口资金短缺暂停施工，过些时候另招一批工人施工。这样，修建的工人虽参加了施工，但都不清楚这个工程的全部秘密。通过西安情报处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所，王超北把胡宗南部的军事、政治情报传送到延安，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记录也在这座房子的地下印刷所中印成《人民之声》在西安发送。国民党内部由于破获不了西安地下党组织，只能互相指责，推诿责任。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西安市政府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社会人士在西安各地开设茶社。当时，王超北正考虑增加一个可以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的联络站，便借此机会安排情报人员以股东身份竞标处于闹市区的莲湖公园。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因为莲湖公园内游人多，除普通百姓外，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常到园内游玩、吃饭和聊天，便于地下党从中收集情报、观察动态；二是公园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也有助于解决情报处的经费问题。1945年5月，茶社正式开业。王超北请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周体仁题写了“奇园茶社”的匾额，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他还请社会知名人士薛定夫先生写了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上联：奇呼？不奇，不奇亦奇；下联：园耶？是园，是园非园；横批：望梅止渴。奇园茶社由于“经营有方”，不仅“财源茂盛”，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党的许多机密工作任务。当时，数以百计在国统区遭到国民党缉捕的同志，通过奇园茶社与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全护送到延安。西安情报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也通过奇园茶社向上级党组织传递情报和请示工作。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指示也通过这里传递给西安地下党组织。

　　据王超北回忆，西安解放后，彭德怀曾陪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到大莲花池街7号参观。从地下室出来时，他一边喘气一边说：“这个地下秘密室，曲里拐弯，设计巧妙，这是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奋斗的一个历史见证。”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对西安情报处遗址很感兴趣，挥笔写了一副妙联：奇中生奇，纵横龙潭，地下十载斗白匪；室内有室，捭阖虎穴，天上一线通红都。

　　传送秘密情报，党中央撤离延安

　　延安自成为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后，蒋介石多次策划军事进攻，好战的胡宗南更是蠢蠢欲动。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更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果断作出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决定。这一决定的拟定和执行，与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提供的几份关于蒋介石、胡宗南企图攻打延安的重要军事情报是分不开的。

　　西安离延安不远，中间又无险要地形阻隔，如果敌军突袭，快速部队很快就可到达。因此，党中央历来重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对于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来说，精确获取敌方军事情报便成为头等大事。1946年11月，毛泽东起草了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他预料，蒋介石将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共产党，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尽管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发生在四个月之后，但当时毛泽东就作出国民党将要攻打延安的判断却不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在毛泽东作出上述判断之前，1946年1月，王超北发出的“子东电”就向党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可能打延安的动向。电报反映：胡宗南召集西安军政党负责人和各区专员会议，发表目前对时局的看法，向各与会者打气说：“在政治方面，五年内便可以把共产党击溃，军事方面半年即可把共产党从华北完全肃清。”继胡宗南讲话后，5月1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进行督促动员。王超北又于次日凌晨将蒋介石、胡宗南企图进攻延安的新动向电告中央：“5月1日蒋来西安检查督促军事部署，给高级将领打气，说国民党有美国支持，很快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全军已部署在陕北及关外各战略要地，严密监视共产党活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只等蒋介石一声令下。”该情报说明，在动员打延安这一问题上，蒋介石、胡宗南已经剑拔弩张。

　　不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上述发言并没有让国民党心悦诚服。胡宗南部下大将刘戡忧心忡忡。蒋介石专门召他到南京参加部署动员打内战的会议。刘戡自南京返回后，态度大变，跟着胡宗南叫嚣必打延安。王超北了解这一情况后，在1946年6月向中央发出“巳马电”，再次报告蒋介石、胡宗南企图打延安的新动向：“刘戡前奉蒋召，参加南京军事会议，已于日前返陕。其态度比5月1日蒋来陕时大不相同。当时，蒋离陕后，刘曾向其同僚表示，自己无力进攻延安，语气颇懊丧。这次回来则说：内战爆发后，必攻延安。美国人已将延安军事要塞拍成照片送军委会。军事极有把握，主要战斗全靠空军担任，必要时，不惜以毒气进攻延安。”

　　王超北上述几份关于蒋介石、胡宗南企图打延安的军事情报，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蒋介石将打延安”的判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接到电报后，于8月来电表示：“我们研究了上半年工作总结，认为你们工作有很多成绩，主要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你们坚持了工作，同中央保持了电台的联络。最近以来，军事情报质量很好，对我们了解敌情有帮助。”

　　及时提供军情，解放战场捷报频传

　　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我军很快转入战略反攻。从1947年夏到1948年，党中央先后发动了沙家店战役、宜川战役，并作出同蒋介石进行大兵团战略决战的决策。在发动这些战役和作出这一决策过程中，王超北按照中央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准确可靠、及时迅速地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关于蒋介石以及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配和作战部署的重要情报，对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夏，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为将胡宗南的主力牵制在陕北，保障陈谢兵团南渡黄河、进军豫西和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西北野战军果断决定出击榆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于8月亲自飞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并命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该师一二三、一六五旅轻装组成快速兵团，沿咸榆公路驰援榆林。王超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告中央。中央根据情报撤出榆林，将主力集中于榆林东南、沙家店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歼敌。钟松到达榆林时，错认为解放军闻讯逃跑，贪功冒进，陷入解放军设下的包围圈，大部被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战役。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战役胜利后，中央来电通告王超北：“最近你处所来军情颇有价值。”“陕北我军在沙家店大捷，歼灭胡系一二三旅全部，一六五旅大部，三十六师直属部队一部。生俘一二三旅正副旅长、参谋长等。我陈赓大军又在陕州、洛阳渡过天险黄河。西北战局已根本改变，解放军已开始反攻。”这份电报反映出中央对沙家店战役前情报工作的充分肯定。

　　沙家店大捷后，中央频频电示王超北注意搜集胡宗南部队动态及军事意图。王超北很快了解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陈谢兵团突破黄河天险，这使蒋介石、胡宗南乱了阵脚。1948年1月底，蒋介石命胡宗南部的董钊整一军，从陕北出潼关，去河南对付陈谢兵团，陕北仅剩刘戡部的整二十九军，宜川守军更是仅有约五千人。王超北即把这一情报电告中央。中央根据胡宗南近期军事部署的上述新动态，着手筹备宜川战役。这次战役是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战役打响前，从2月4日开始，王超北和西安情报处的同志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胡宗南军情的长电给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凌晨2时发出的“丑感电”。这是一份关于胡宗南军事部署的长电，提供了胡宗南在陕北的兵力部署情况，对胡军态势洞若观火，几乎可以说是胡宗南参谋部作战室里的兵力分布形势图，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宜川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对这一大捷和西北战场的形势发表了极其精辟的评论，评论中所说的有关胡宗南部军队的建制、番号和驻地等内容，与“丑感电”提供的情报如出一辙。

　　1948年8月，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获取了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情报。这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及时调整兵力，作出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很重视王超北提供的情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庞智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也称赞：“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

　　王超北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个中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初心不改。1945年，他在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于马背上吟诗一首以抒情怀：“抬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春风马蹄疾，鞭快身如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等职，1985年10月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