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能成为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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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1908—1984），吉林省东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抗美援朝期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参谋长，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参加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解如川”到“解方”

解方，原名解如川，后来之所以改名叫解方，是他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改的名字。毛泽东为何要这样做呢？这与解方此前的经历有关。

解如川早年就读于奉天高级中学，毕业后被东北军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解如川回国后加入东北军，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总队总队长。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武装暴乱，史称“天津事变”。事变中，解如川与贾陶（中共地下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孙铭久、黄冠南等人临危受命，果断率队予以还击。因解如川精通英语、日语，又洞悉日军阴谋，就肩负起对日交涉的重担，其缜密的思维、快速的反应、无懈可击的辩才常常使日军理屈词穷。由于解如川等人的顽强抵抗，日军武力图谋终究未能得逞，转而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撤换天津当局。最终，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由亲日派担任，保安总队长、各科科长纷纷辞职，解如川也被迫“因病请假”。

解如川一直抱有“富国强兵”的理想，想做一番事业挽救国家于危难，但在天津的经历，使其目睹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始终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将东北军西调“围剿”红军，整日忙于内战而视国家前途于不顾，为此他深感苦闷。为寻找新的救亡图存道路，他曾多次向贾陶表示想要接触中国共产党。在赴广西考察途经西安时，贾陶介绍他与负责开辟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中共党员苗浡然认识。苗浡然向解如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使他感觉“犹如在迷茫中看见了指路明灯”，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解如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为党工作。同年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部参谋处任二科中校科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在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解如川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等爱国将领，发动了响应西安的兰州事变。事变中，解如川亲自指挥部队包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特务组织以及中央军第七军炮兵团。他们的果断行动，稳定了兰州局势，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西安事变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谈判地位。之后，解如川即被派往广西，与李宗仁等联络抗日事宜。1937年2月，解如川回到西安，向周恩来汇报了广西的情况和李宗仁的政治态度。周恩来肯定了他为促进东北军和李宗仁联合抗日所作的努力，并指示“要把东北人民、东北军、东北救亡团体团结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解如川被派往第五战区。徐州会战后，解如川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后调任第一一四师参谋长，并任中共第五十一军工委书记。解如川随部到达鲁南后，与中共山东分局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党在东北军的工作。1940年6月，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解如川等人被迫撤出山东，前往延安。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解如川等人，毛泽东动情地对解如川说：“你已经回家，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解方’好吗？”解如川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他终于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自此以后，“解方”成为解如川的正式名字。1942年，毛泽东专程到延安枣园中央情报部，向解方了解万毅在东北军被扣的情况。在延安，解方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室第三局局长和第一科科长、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先后参加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一系列重大战役。

参谋岗位运筹帷幄

解方一生戎马倥偬，所从事的多是出谋划策的参谋任务。在东北军时，先后任第五十一军参谋处侦查科科长、第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在八路军时，先后任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吕梁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可谓是资深参谋长。韩先楚称赞他“有勇有谋，敢打善拼，是个出色的指挥员”，并说“在一些重要战役战斗中，听了他的意见就打好了，有一次未听他的意见就吃了亏”。余秋里评价解方“有卓越的组织战役的才能，特点是周密、细致”。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为保卫我国东北边境安全，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开赴鸭绿江边，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分别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解方立即打点行装，告别妻儿，前往鸭绿江边。8月，解方到达安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洪学智召开司令部干部会议，向大家介绍解方。会后，解方来到司令部作战室，要求作战参谋汇报兵团所属各军、各师的部署情况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敌军的情况，并要求汇报朝鲜的地形情况和我军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等。在听取汇报中，解方不时对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使作战室的干部茅塞顿开。他强调：“我们司令部工作必须争分夺秒，迅速、及时、准确地向兵团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切不要拖延放马后炮。”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方快速熟悉所属部队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细考察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研究朝鲜战场敌我态势等军事情报。他指出：“将来进入作战的特点是现代作战、山地战，因此要具有现代兵种配合作战的知识与思想，做好可能采取攻坚战的准备。” 8月31日，解方执笔起草了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署名的《关于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给林彪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汇报了敌我力量对比、朝鲜地形、供应问题、敌人企图、我方作战方针等，就如何“速战速决”提出建议，其中包括空军参战、增加参战部队、为部队增配高射炮和反坦克武器、加强后勤保障机构、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侦察情况等。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中央首长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这是解方就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后，与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的第一次合作。他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精辟分析，得到邓华、洪学智的认可。他在兵团机关逐步树立起很高的威信，与各军首长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10月8日，应朝鲜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的电报，明确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

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后，解方在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宣布：兵团党委开会确定，彭总带来的干部到各处任正职，我们兵团的原正职干部改任副职。他说：“兵团党委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要求我们不仅组织上要服从，而且思想上一定要想得通，虚心向彭总带来的领导干部学习，真心诚意地接受他们的领导，主动搞好团结。虽然是副职，但若搞不好团结，主要责任要由我们来负。现在战争已打响，不容许我们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要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当好彭总的参谋，使志愿军司令部迅速、有效地运转起来，使彭总的指挥能得心应手。”他还鼓励全体干部：“彭总本来想单独组建志司，在这次入朝准备工作期间，他看到第十三兵团组织指挥得很好，就决定以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司，这是彭总对我们兵团最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珍惜彭总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听完解方语重心长的讲话，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的干部一致表示愿意在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主动搞好团结，迅速把志愿军司令部运转起来，尽最大努力当好彭总的参谋。

解方很善于领会和执行彭德怀司令员的作战意图。他经常夜以继日地与司令部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分析研究，就如何有效贯彻志愿军首长的意图提出很有见地的建议与有效措施。入朝作战后，解方一直伴随彭德怀左右。他以超常的记忆、敏锐的思维、精深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很快得到彭德怀的信任和器重。每当彭德怀筹划一次战役、调整一次部署时，常常说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这个“诸葛亮”就是解方。志司机关干部后来回忆，彭总非常严厉、爱“训”人，但从未听到彭总训过解方。曾有一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一听火冒三丈，严肃地批评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彭德怀打仗是出了名的不怕死，经常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所以，对彭总的安全，解方格外注意，分外小心。有一次，敌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不进防空洞，解方如实将情况报告军委。周恩来总理得悉后，亲自起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要求“一定要注意彭总的安全”，并指定解方负责。为什么指定解方？周恩来说：“解方同志办事精细负责。”足见党中央对解方的了解和信任。解方还亲自在比较隐蔽的山沟里，为彭总选定一个防空地点，派人挖了个小防空洞，并强调“在必要时，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彭总的安全”。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解方非常重视如何发挥好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助手作用。他多次强调：“司令部要解决如何保证与部队不间断的联系问题。战斗的发展也将是迅速的，在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的情况下，司令部如何保证首长不间断的指挥，是极其重要而又是很艰巨的工作。”对参谋工作，解方也有明确要求，指出参谋工作在战前、战中、战后的最高要求分别是“能够贡献作战意见，检查与帮助部队对命令的执行；能将一天的情况或一个阶段的情况做出综合性的总结，有分析判断，提高战术水平，掌握战机；总结阶段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和提供下次作战意见”。每次战役间隙，解方都会组织志司干部到各部队了解第一手资料，有时也亲自到基层部队了解情况，并将调查的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归纳其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或者亲自向彭德怀汇报，或者写成文字材料分送首长们。第三次战役后，我方后勤供给线遭到敌空军轰炸，粮食供应成为难题。为此，解方派干部到各部队了解情况，结合战场实际，提出把炒面装在米袋子里，这样战士既方便携带又方便食用。志愿军司令部认为这是解决当务之急的好办法，命令在全军推广。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陈沂曾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在以‘炒面加步枪’的情形下，已能屡次给予在装备方面占优势的头号帝国主义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派解方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战役情况以及我军转入防御作战的部署与作战方针。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约见解方和陈赓，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在这次会见谈话中，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形象比喻为“零敲牛皮糖”。从此，“零敲牛皮糖”成为志愿军在防御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专用名词。当天，解方便将谈话要点整理成向志愿军党委传达的电报，经毛泽东圈定后发出。第二天，解方马不停蹄地经东北军区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回到志愿军司令部后，解方又向党委会专门汇报了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以及毛泽东的指示批示。

谈判桌上有理有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曾经说过：“战争，从来不单是孤立的军事行动，总是同外交斗争紧密结合。” 1951年6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9个月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美国和南朝鲜在武力取胜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7月3日晚，毛泽东就李奇微同意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和谈会议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同意李奇微提出的举行一次双方联络官预备会议的建议，时间定在7月8日。毛泽东强调这次预备会议很重要，为开好预备会议，特别嘱咐彭德怀“命令解方及部队首长加速布置开城地区的开会地址等事宜，务须保障双方联络官及双方代表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许出乱子，此点至为重要”。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7月8日以前准备完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建议邓华与解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并安排解方迅速投入到双方联络官预备会议筹备工作中，对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均事先作好准备。解方后来回忆：“双方由敌对的情况转入面对面的谈判，许多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到。”7月8日，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国军”三方代表为筹备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在开城近郊召开联络官会议。7月9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转告彭德怀：“同意增加解方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发表公报，公布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中朝方面对外公开的谈判代表团正式确定由朝鲜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邓华、解方4人组成。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谈判开始后，双方就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耗时一月有余，仍谈不到一起。8月17日上午，解方、李相朝与“联合国军”代表团代表霍治、勃克召开朝鲜停战谈判会议联合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初步讨论解决谈判僵局的办法。不料，就在谈判期间的8月19日，美国武装人员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板门店附近，突袭我方巡逻人员，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壮烈牺牲。解方得知后，立即与李相朝赴板门店附近的姚庆祥烈士遗体停放处致哀并发表讲话。解方说：“姚庆祥烈士是站在保卫开城停战谈判的和平前哨上牺牲的。他这种为了和平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高贵品质，一定会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捍卫和平的坚强决心。”第二天，解方与李相朝赴医疗所慰问负伤的巡逻队员王仁元。

美方不仅在谈判中采取故意拖沓态度和突袭我方巡逻人员行为，还悍然发动夏季和秋季攻势，造成谈判一度中断62天。1951年10月25日，双方代表团复会。为加速停战谈判，双方商定由联合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解方强调：“双方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提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11月14日，解方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发表重要声明，指出“朝中方面从一开始就为早日获得朝鲜的和平而斗争，现在仍为这一点而斗争”“过去4个月的经验证明，美方一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不定”。《巴黎今晚报》报道，美国奉行的是“如果撒谎撒得够大，重复的遍数够多，它是会被人相信的”原则，但“不能长久地欺骗所有的人”，解方的声明“像阳光戳破雾幕一样地揭穿了美方最近几天的歪曲宣传”。

经过我方不懈努力，并在原则范围内适当让步，谈判就分界线协议最终达成一致。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谈判又在停战保障协议上陷于僵局，其中一大分歧点是关于轮换军队和补充武器问题。美方要求有权轮换军队，我方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主张应把轮换的人数限为每月5000人。但美方认为这个数目不够，并要求有权把旧武器换成新武器，用满装的弹药箱来换掉空弹药箱，还要求对朝鲜北部的军事设施加以限制，包括绝对禁止修建飞机场，同时要进行空中侦察以保证飞机场不得修复和重建。解方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明确告诉美方绝对不能接受这一要求。他说：“你们明明知道，过去我们一贯地坚决反对这种要求，但是你们丝毫没有放弃这种无理主张的意思”“你们有权采取你们愿意采取的态度，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协商的态度，那么，拖延谈判的责任就应该由你们来负。”

12月24日，在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解方对我方的方案提出了几点修正，包括停战协议签字后，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输入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同意规定中立国监察机构在交战国双方或一方提出视察的请求时，即须进行视察。然而，美方仍没有放弃干涉朝鲜内政的要求。解方郑重表示：“只要美方放弃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会议就立刻会有进展。” 12月27日，解方在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总结发言中，详细回顾12月3日至12日、12月14日至23日，两次因美方提出无理要求而使谈判进程拖延的具体细节，痛斥30天来美方在第三项议程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拖延政策。解方指出，谈判以来的一切事实证明“我方是竭力赞成双方能达成一个稳定和有效的停战的。我们的诚意和善意表现在一个月以来我们历次所提的具体建议上”“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们，全世界所有公正的人士都会坦白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这个战争中的战胜者”。解方还明确向美方表明我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我方坚决认为停战期间我方在朝鲜境内处理某种设备的权利绝不容你方过问。我方的领空绝不容许任何人进行侦察。”

由于美方无休止地玩弄拖延手段，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历时40天仍未能达成协议。1952年1月5日，在第三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上，美方代表滕纳仍坚持美方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性要求，荒谬地要我方放弃主权。解方正告滕纳：“你们自称和平天使、文明分子，公然宣称要让别人放弃主权，将内政让人干涉。你们不要做这种梦想，这是绝不能允许的。”美方为拖延谈判，故意捏造一个所谓我方从朝鲜境外运入大批装箱飞机的谎言，借此掩饰他们拒绝接受我方所提方案的行为，为他们坚持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性要求作辩护。解方在1月7日的会上，再次痛斥美方制造这种可笑的、毫无根据的谎话，指出“这是有计划的污蔑行动”。美方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采取空袭我方代表团车辆以阻挠谈判的卑劣手段。解方在会上严正指出：“你方什么手段都用过了，但同样的手段在去年8月没有行得通，现在也是绝对行不通的。”

1月24日，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会议再次召开，解方系统阐述了美方各种论点的虚伪和空洞，驳斥美方支持所谓“限制机场修复与兴筑”的无理要求。他指出：“我方坚决反对你方在朝鲜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与坚持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规定，基本理由是因为这种限制干涉到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政，它是一个双方在对等基础上进行的军事停战会议所不应该和不容许提出讨论的条件。”他还一针见血地正告美方代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如果辩论不能帮助你方达到这种非分的目的，挑衅行为与恫吓，也决计帮助不了你方的。”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及美方在战场上已无胜算，最终，美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公平合理主张：双方各提出两个中立国家，组成监察国。监察国由我方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方提出的印度、丹麦组成。1952年4月28日，停战保障问题最终达成协议。

谈判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战俘遣返，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最为顽固，因为在前面两个问题上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所以这项谈判议程从1951年12月开启，中间经历多次小休、中休，至1952年10月中断。10月25日，在开城纪念抗美援朝两周年大会上，解方作了题为《打的坚决打，谈的努力谈》的报告，对两年作战和十五个半月停战谈判作了详细分析。他指出，经过两年作战，“‘打到底’的战略思想群众化了，这是战胜敌人的思想政治基础”。今后停战谈判斗争的方针，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美国破，不怕美国破；坚决回击，坚决揭露，严守立场；不怕美国拖，扭转美国拖；争取停，准备停”。

1953年4月26日，谈判重新复会。此时，双方谈判代表均有变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由丁国钰将军代替边章五将军，柴成文将军代替解方将军为谈判代表。此前，中央军委于4月18日决定，解方与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韩先楚、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任职，由李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4月19日，毛泽东正式签署命令，解方调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解方在谈判期间，牢牢坚持公平合理原则，以极大的耐心推动谈判，有理有据与美方开展斗争，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最终取得胜利。他回忆道：“谈判桌上就是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解方在谈判期间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党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甚至是美方的高度评价。彭德怀曾对他的办公室主任杨凤安说：“回国后，我要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外交人才不多呀！”李克农称解方在谈判桌上“立场坚定，善于动脑子，讲话有水平，非常机敏，是个难得的人才”。美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也在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1954年，越南与法国在日内瓦举行停战谈判，越南方面请求中国派一个顾问帮助他们谈判。周总理亲自点将让解方去，并说：“解方同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人精细，组织纪律性好。”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近3年时间里，解方忠实履行志愿军参谋长和谈判代表的职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军事指挥员的良好素质，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53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解方朝鲜最高荣誉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授勋典礼，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位列少将第一。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