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收集重要情报，获得“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百万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三份重要战略情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阎宝航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李克农对他也给予高度评价：“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从东北民主人士到中共秘密党员

　　阎宝航，1895年４月生于奉天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因待人热情、诚挚笃厚，被同学戏称“阎老佛”。毕业前夕，出身寒门的阎宝航深感贫苦子弟读书之难，便和同学好友创办了贫儿学校。这一善举得到海城同乡张学良的支持，有1000余名少年入学接受教育。阎宝航还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和张学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成为少帅高度信任的政治“幕僚”，日后被长期倚重。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介绍阎宝航赴欧洲留学。西欧、北欧之行使阎宝航萌发了最初的革命思想。1927年回国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处于低潮，阎宝航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提出入党申请，由于有基督教背景而未果。

　　随后，阎宝航以积极的民主人士姿态出现在东北。他被推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所获日本侵华秘密文件“田中奏折”，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公之于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阴谋。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遍设场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图谋摧残东北民众身心健康。在张学良暗中支持下，阎宝航发起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任主席兼总干事。他站在第一线，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行动。仅1929年一次即焚毁查获的价值百万元海洛因。该联合会逐渐成为反日群众团体。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为拉拢东北著名人士，蒋介石聘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阎宝航深得宋美龄的信任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敬重，为沟通东北军与多方面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后来，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党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这些身份都为阎宝航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阎宝航和周恩来的友谊，始于西安事变的善后时期。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被软禁。阎宝航接戴笠通知，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与张学良见面。第二天，他乘专机前往西安，将张学良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杨虎城，要东北军、西北军释放被扣押的陈诚等国民党大员和一批飞机。然而，当大员们和飞机被放回之后，阎宝航却获悉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就在知道被骗之时，阎宝航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并讲了一句内心滴血的话：“我们东北人没有政治经验，还请周先生多加指教。”这是他和周恩来友谊的开始。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阎宝航和周恩来在南京多次会面。上海八一三抗战当夜，周恩来出乎意料地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中，两人彻夜长谈。周恩来相信，像阎宝航这样的著名人士，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9月，经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阎宝航毅然决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

　　阎家老店，搭在虎穴附近的“地下堡垒”

　　1939年，阎宝航带着周恩来、李克农关于建立情报机构和设置电台的嘱托，从南京举家迁移，抵达重庆。他在两路口村一个非同寻常的住宅区——17号安下身来。从此，这里成了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即“阎家老店”。周恩来常轻车简行到这里举行会议，商讨布置工作。董必武代表南方局曾在这里安排重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等事宜。

　　1941年，经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授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和设置无线电台，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为此，阎宝航在郊区北碚买下一栋古旧幽静的宅第，将电报员和地下交通员安排在这里。他还在家里的卧室箱子下面安装了活动地板，将电台隐蔽在地板底下。张志敏则以高坑岩水电站技术员身份作掩护，按时发送情报。在必要时，阎宝航则以洗温泉澡为名到这里安排一切。后来，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阎宝航还设立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为广泛搜集情报，阎宝航利用自己的优势，经常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他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觥筹交错，广泛接触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的力量，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交通员。

　　在很多人眼里，阎宝航是谜一样的“神秘人物”，却颇受一些国民党要员的信任，陈诚就说过：“阎宝航要是共产党，我们就都是共产党。”“中统”一个特务头子谈到阎宝航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

　　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阎宝航带着一家老小和秘密电台，一起经受着严峻考验，也凭借这样的优势和条件，他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

　　酒会上的惊天情报，苏联免遭灭顶之灾

　　1941年春，德国法西斯准备进攻苏联，为增加胜算，打算策动日本同时从东方进攻苏联。而日本由于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沼无法脱身，又曾在过去交手中被苏军打败，对德国的建议持观望态度。德国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便于6月初明确地告诉国民政府驻德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国决定于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桂永清回国后亲自向蒋介石报告，当时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高层欢喜欲狂、喜气洋洋。

　　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举行酒会，阎宝航应邀出席。但见烛光摇曳，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弹冠相庆。阎宝航见状不解地问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著名教育家于右任，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右任是个爽快人，一把拉过阎宝航，在其耳边喜不自禁地悄声说，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阎宝航听罢，极力使自己在很短时间里镇静下来，不动声色来到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身边。他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情报和盘托出，并且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阎宝航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深感震惊。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当即借故匆匆离席。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阎宝航回家后，见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此，于是让李正文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随后，李正文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到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不过，苏联方面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6月16日，周恩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毛泽东命令迅速将此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

　　斯大林很快就看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6月21日凌晨，苏联方面从一名投诚的德军司务长口中获悉：德军正在准备出发，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于是，斯大林立即下令，“1941年6月22日至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争准备”。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和平时期最后一个夜晚，即6月21日，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所内。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

　　1941年6月底，斯大林特意给延安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中共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封电报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也记录着阎宝航等人的默默奉献。周恩来评价说，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

　　深藏不露，意外截获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前夕，担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43台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这位刚刚从日本归来、学数学专业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一系列认真分析，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这一情报呈报上级特务机关的过程中，意外被阎宝航截获，他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

　　在苏联将阎宝航提供的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也得到国民党方面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傲慢的美国海军将军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但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这是阎宝航从事秘密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为他的一生增添了一笔精彩的亮色。

　　巧取绝密资料，击溃百万关东军

　　1944年秋，阎宝航又完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情报任务，也是很危险的任务。

　　当时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唯有其精锐部队——关东军还在东北挣扎顽抗。弄清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对中共抗日和苏联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接到命令后，阎宝航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经过努力，他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关东军兵力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等详细资料，就存放在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关——军委三厅。阎宝航通过一位老朋友牵线，和老朋友的内弟、时任军委三厅副厅长钮先铭开始了频繁往来。

　　正巧，这时候陈诚也给阎宝航一个秘密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阎宝航更加名正言顺地做起钮先铭的工作，说陈诚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阎宝航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3天之内必须还给我。”

　　拿到材料后，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及时转交给苏联使馆，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全套内部绝密材料。苏方拍照后退给阎宝航，交还给钮先铭。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挥师进军中国东北，和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分布、秘密要塞位置、军事交通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等等。短短一周后，日本关东军便被消灭。

　　身处“龙潭”，屡次冒险营救革命战友

　　阎宝航甘冒风险不遗余力地营救革命同志，当听到自己的儿子被捕的消息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党组织的安全。

　　有一天，阎宝航从复兴社一个特务口中得知，自己的儿子阎大新在山西被捕，关押在集中营里吃了不少苦。妻子焦急地征求阎宝航意见，是否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以便组织营救。阎宝航认为消息是敌人送的，未经核实，若营救阎大新，可能使一系列党组织暴露，中了敌人的圈套。此后，对于阎大新的消息，阎家从不轻易过问。

　　但是，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的阎宝航，始终是国民党高层中一根危险的“肉中毒刺”。特务头子沈醉曾一度想趁机干掉他，最终因戴笠的干预而未能实现。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

　　有一次，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突然把阎宝航叫去，质疑他为什么把4个孩子送到延安了？尽管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但阎宝航沉着冷静、理直气壮地说，延安要抗日，孩子们要抗日，他们自己走，我能够管得了他们吗？我是东北人，我不愿意当亡国奴。看着阎宝航义愤填膺的气势，刘峙一时没话说了，乖乖地把他放了回去。其实，“军统”的戴笠、康泽和“中统”的徐恩曾也都怀疑过阎宝航，但他们都没有充分证据，不敢轻易下手。

　　真正对阎宝航和他的情报小组构成威胁的事件，发生在1942年仲夏。这年夏天，一个与阎宝航接触频繁的地下党员突然失踪，而他恰恰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就是国民党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徐仲航。

　　徐仲航被捕后，被投进渣滓洞监狱，他是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地下党成员，掌握重庆村17号里的很多秘密。他一旦叛变，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将被立即摧毁。因此，周恩来、叶剑英作了最坏打算。徐仲航被捕的当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阎宝航家里，安排布置撤退事宜。所有人都按要求走了，只有阎宝航一个人留下来，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但是，徐仲航虽然受尽种种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重庆村17号的秘密。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阎宝航多方施救，最终把徐仲航救了出来。

　　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为了《反攻》主编于毅夫安全离渝，叶剑英约见阎宝航，向他下达了保护于毅夫安全撤走的任务。阎宝航联系宗教界的朋友，千方百计保护于毅夫脱离险境。东北地区早期党的领导人韩乐然到陕西地区开展工作时在宝鸡被捕，阎宝航极力设法营救，最后请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出面保释，终使韩乐然出狱。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宝航披肝沥胆、无私无畏，坚持不懈地建立和领导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团结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共赴国难，甚至不惜舍弃身家性命支持和保护抗日志士，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推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西斯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追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2015年9月，为了表彰阎宝航的卓越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