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将军的新四军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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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1911.11—2006.10），湖南省桑植县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战争年代，他历任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委，新四军襄南军分区政委，并任晋绥野战军一纵队政委、一野第一军政委等职；和平年代，他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9月，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廖汉生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对于从八路军到新四军这段经历廖汉生非常珍视，认为对他“锻炼很大”。在回忆录中，他深情地写道：

在抗日战争渡过难关、走向胜利的阶段，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大发展的战略方针。此时，我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告别延安，重返前线，来到新四军第五师暨鄂豫边区所辖襄南地区工作，从八路军的老战士转为新四军的新战士，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指挥员转为负责一个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一元化的主要领导者。这个转变对我来说，肩负的担子很大，经受的锻炼也很大。我和同志们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紧紧团结和依靠襄南抗日军民，巩固并扩大了这块敌后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延安到襄南

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抽调大批兵力向粤汉等铁路线进攻，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在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军“一溃再溃”，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辽阔区域。在如此形势下，为了推进对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由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提出新四军缺少干部，要求调派大批干部支援，中共中央又决定组织干部大队随军南下，补充到新四军第五师中去。

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和3个干部大队组成，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下分6个大队。第一、第二、第三大队为第三五九旅战斗部队，第四、第五、第六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第五、第六大队是中共中央准备补充给新四军第五师的干部。第五大队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由贺炳炎任队长、廖汉生任政委，任务是回到原洪湖老苏区一带，加强第五师在那里的干部力量。对于重返洪湖，廖汉生兴奋不已，他曾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开始忙于物色干部。我在贺老总的支持下，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从中央党校学员抽调了原红二军团的老干部30多名，其中现任团职干部十来个，此外还有三五八旅教导队的干部和一批从宜昌来延安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全大队共百多人，编入八路军南下支队。

1944年11月初，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境内大悟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会合。

在大悟山休整几天后，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继续南下，渡过长江，向湘粤边地区挺进。第六干部大队留在大悟山，补充到第五师机关和部队中去；第五干部大队除留下几名干部充实第五师机关外，主力在贺炳炎、廖汉生带领下离开大悟山，前往襄河南北的三分区、五分区工作。到襄北后，贺炳炎、廖汉生把襄北籍干部留给五分区，他们带着另一部分干部渡过襄河，于3月2日抵达襄南三分区。

1945年3月3日，中共襄南地委、专署和第三军分区在潜江县熊口镇孙家台联合召开了欢迎大会。驻地军民以及从各县赶来的代表数千人参加大会。当地群众与部队鱼水情深，让廖汉生终生难忘，他回忆道：

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前来助兴，打旗子、吹喇叭、耍龙灯、舞狮子、划彩船、踩高跷，把过大年的所有名堂一下子全搬了出来，热闹非凡。妇救会、儿童团提着鸡蛋、鞋袜、香烟、小吃，一个劲往我们手里、衣袋里塞……

欢迎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开始，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放致欢迎词，贺炳炎、廖汉生代表南下干部感谢襄南党政军民的热情欢迎，表示要和襄南人民一道为完成大发展的任务共同奋斗。军分区原司令员吴世安、政委方正平和反战同盟日本友人大久保也讲了话。接下来，演剧队登台进行慰问演出，大家直到天黑才尽兴而散。

一连3天，各种慰问、联欢、座谈活动不断。地委机关报《襄河报》也发表头条报道《八路军大批干部莅襄河——军民欢迎盛况空前》。各县、乡的老百姓自发前来驻地慰问，对第五干部大队寄予厚望：“无能的国民党抛弃了襄南老百姓，新四军来后我们才有了保障，现在八路军来了，老百姓的力量更强了！”

来到襄南后，按照第五师首长的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的决定，贺炳炎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司令员吴世安、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方正平调回大悟山，另行安排。第五干部大队人员也都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去。至此，第五干部大队正式加入新四军的行列。

搞好“新”“老”干部团结

襄南的干部来源广：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也有四面八方的外来干部；有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也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有根据地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也有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武汉、宜昌、重庆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分区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则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开创根据地的第五师干部；一部分是受命于发展的南下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亲疏关系和“山头”问题，是搞好党内和干部队伍内团结的关键。廖汉生深感责任更重，律己更严，思虑更周。

他在工作中要求自己：一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切实结合襄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二是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老老实实地向当地原有干部学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向襄南的父老兄弟学习，吸收经验，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冷静克制自己，他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急躁冲动的毛病，现在到了新的地区，当了最高领导，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了，于是采取强行克制的办法，同时注意方式方法，提高思想修养。

对于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廖汉生一碗水端平，持论中肯：

我们南下干部多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干部，而襄南原有干部多是在党政群系统工作的地方干部。我们初到襄南，自然是“新”干部；襄南本地干部，自然是“老”干部。因此，我们要搞好军地干部团结、“新”“老”干部团结。我们要充分认识党中央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党，反过来，党要领导军队”这个道理，一方面充分肯定军队干部功劳；一方面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充分尊重地方干部，服从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领导。

由于廖汉生以身作则，全体同志紧密团结，襄南党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的战斗集体，并且把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为襄南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大力发展襄南

在襄南，如何落实中共中央大力发展抗日力量的方针，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发展根据地，成为摆在襄南党政军民面前头等紧迫的任务，也是廖汉生日夜思虑的问题。

所谓襄南，是指湖北省境内汉水以南与长江以北的地区，汉水在这一段又叫襄河，其中心区包括潜江、沔阳（今仙桃市）、江陵、监利和今天的洪湖、沙市一带。红军时期，这里是湘鄂西苏区著名的洪湖根据地的一部分。廖汉生知道：“这一次党中央又把我们派回来，目的是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大反攻时，这里就是收复武汉三镇的前进阵地。”

对于新四军第五师发展襄南的成绩，廖汉生由衷佩服：

襄南根据地能够在日伪顽交错盘踞的缝隙中，在江汉之间的平原水网上，在中原要地大武汉的一侧，坚持抗日斗争，取得这样的局面，很不容易。

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

襄南根据地还存在着一些弱点，尤其是军事力量和干部队伍还比较弱。与中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相比，我们的力量还显得很不够。这也促使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在襄南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廖汉生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中共中央方针，学习鄂豫边区党委指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同时紧密结合襄南地区和各县的实际情况，讨论襄南地区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经过10天的会议，重新确定了襄南地区1945年的工作方针是：“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巩固。”

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廖汉生等推断抗日战争有可能很快出现胜利反攻的局面，因此着重部署从3月到8月这半年内各项工作大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主要是：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扩大党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襄南地区地盘大、武装少。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七八个县团单位，总共只有六七千人枪。廖汉生等经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将现有力量扩大一倍的目标。

此后，在廖汉生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在根据地内广泛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发展形势，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军热潮；在不妨碍坚持本地斗争的前提下适当升格县区乡游击武装，加强主力的力量；向各据点的日伪军发动军事和政治攻势，在战斗中尽可能多捉俘虏，争取、改造日军士兵加入反战行列，大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策动其弃暗投明。扩大武装所需的枪支弹药则基本上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经过大规模扩充武装后，军分区指挥一个江北独立团、一个干部教导团，县一级建立了军事指挥部和游击总队，区乡纷纷健全充实了武装中队和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

扩大根据地是发展襄南的另一个重点。廖汉生、贺炳炎等把襄南地区发展与扩大的重点放在长江以南和襄河以西地区，先后建立了江南指挥部、襄西指挥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襄南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以潜江为中心，东至平汉、粤汉铁路线上的汉阳、嘉鱼、蒲圻（今赤壁市），西至荆门、当阳、江陵，北至襄河，向南则一直靠到洞庭湖边，并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一起，构成了对武汉外围的战略包围。

扩大党的力量，这是发展襄南的核心。洪山公学是鄂豫边区党委直属的一所干部学校，设在襄南潜江县熊口镇。廖汉生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开设了襄南地委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从区乡抽调了数批政治上可靠、又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熟记党纲、党章，明确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然后把这些同志派到新开辟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为了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廖汉生还代表地委提出了建设一个好支部的四条标准，即“对敌人斗争搞得好”“减租斗争搞得好”“生产运动搞得好”“防奸运动搞得好”。

扩大统一战线，是发展襄南的重要一环。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失利离开后，襄南地主、士绅曾参与迫害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因此，对八路军南下干部的到来，当地有一些地主、士绅很担心，怕被算旧账。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襄南专署召集了士绅会议，廖汉生在会上作了具体政策解释：

共产党人是不会为了私仇而违反党的政策的。只要那些人现在是抗战的，我们还是以朋友相称，过去的账不算了。希望襄南各界各阶层人民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一致团结，旧仇旧怨一笔勾销！这是我代表南下的同志要向各位表明的。

廖汉生以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地主、士绅们为抗战事业做工作，如认购公债、代购物资等。他们在襄南建立了各界人士组成的参议会，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建立了统战关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起三三制的地方政府。

在廖汉生的努力推动下，经过襄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在较短的时间内，襄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领导襄南大生产运动

襄南地区地处江汉平原，本是鱼米之乡。但由于战祸连年、敌人掠夺，导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血吸虫肆虐，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患血吸虫病、挺着大肚子的男女，许多人家每到冬天就把门一关外出讨饭。目睹根据地群众的惨状，廖汉生、贺炳炎借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于1945年春进一步动员全体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襄南地委、地区专署、军分区和各级党政军群组织纷纷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为此，廖汉生宣布了军分区制定的生产计划：要求实现县、团以上机关、部队自给粮3个月、菜半年，区乡武装自给粮4个月、菜8个月的目标。生产的内容应以开荒种田为主，同时从事纺织、编席、喂猪、捉鱼等工副业生产。奖励措施应采取公私两利、超产分红。

在大生产中，廖汉生、贺炳炎注意军民兼顾、劳武结合的原则，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从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到班排干部都应当亲自领导和参加生产运动。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时节，襄南各地到处呈现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为了扶持农民生产，地区专署及时发放500万元边区币的农业贷款，从江南的石首、公安、华容购运了数百头耕牛到江北，贷给缺牛农户。襄西地区1944年大旱，加上顽匪搅扰，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无种下秧，有些人家连吃的都没有。廖汉生指示地委运去几百担谷子，发放救灾款，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在襄南发展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利。这里是长江与汉水两大水系的交汇处，大大小小的河湖沟汊纵横交织，每到雨季内渍外涝，一片汪洋，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连通汉水与长江的东荆河，年久失修，一旦决口就将直接威胁潜江、沔阳、江陵、监利等县人民。襄南地委、专署、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廖汉生、贺炳炎都参加了劳动。廖汉生曾回忆过这段经历：

在赶筑马颈项堤的工地上，书记、专员、司令员一齐上阵，贺炳炎司令员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农民群众争先恐后出堤工，劳动英雄层出不穷。一位聋哑人，他妈妈用手比画给他看：堤要倒，有水，不能吃饭了！他扛起扁担就跑上了工地。

经过20天昼夜突击，大堤修筑工程用工15万个，完成土方3.59万立方，赶在汛期之前顺利完工，使百余亩农田受益。

7月3日，鄂豫边区党委领导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襄南地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边区的水利建设，“在襄南三军（分）区做得很有成绩”，“特别是争取时间，在农忙前完成，更刺激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

战斗在江汉解放区

1945年8月上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廖汉生、贺炳炎领导襄南分区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包围了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向其发出立即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坚决消灭那些继续顽抗之敌。廖汉生回忆道：

分区部队先后拔掉了潜江县梅家嘴等日军据点并包围了潜江城，重创仍然“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沔阳县胡场的伪军400余人向我投降。

与此同时，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蒋介石就打着“收复失地”“受降”的旗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大举压迫。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党中央及时指示新四军第五师：迅速集中力量，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师决定组建1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2个二级军区。关于江汉军区领导人选，师首长命令贺炳炎担任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军区副政委（政委郑绍文），王绍南任军区参谋长。接到第五师首长电令后，廖汉生和贺炳炎、王绍南等带领一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北渡襄河，与原五分区同志一起组建江汉军区。

江汉军区下辖襄南、襄北、鄂中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贺炳炎、廖汉生一面将部队集中整编，一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做好反内战的准备。

江汉军区地处中原腹地，南扼长江，东与鄂东军区挟制平汉铁路并形成对武汉三镇的战略包围，因此成为国民党军全力争夺的地区。从日本投降之日到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大批部队从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后方沿长江源源不断地涌入，抢占了武汉三镇，又沿平汉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北涌去，抢夺地盘，进攻解放区。

看到这个情况，许多同志愤愤不平：“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来了，他们跑了；现在日本侵略者打跑了，他们却来了，来‘摘桃子’、打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毛主席为什么要去跟蒋介石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吗？”“蒋介石会不会故伎重演，会不会扣住毛主席、周副主席？”

这时，党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廖汉生组织军区指战员反复学习中央精神，让大家弄明白：谈判也是斗争，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是去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

当时，也有少数人对国共和平谈判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以为国共双方一坐下来谈，蒋介石就不会再来打我们了。对此，廖汉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针锋相对”指示，教育干部和部队认清：

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来看，它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从我们长期以来同国民党打仗与合作的经验来看，它在每一次获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总是一巴掌把帮助过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打入内战的血海；此外，从我们所处的战略位置来看，江汉解放区位于武汉的卧榻之侧、过道之间，对攻打我们这个地方蒋介石是势在必行的，中原之战绝难避免。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共产党主动让出湖北、湖南、广东等8个南方解放区。此后，大批国民党军继续向江汉军区的襄西、襄南进犯。

1945年10月间，中原军区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下辖2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3个二级军区并3个独立旅。

从10月中旬起，中原军区组织了桐柏战役，解放了桐柏、新野、唐河、枣阳等城，贺炳炎、廖汉生指挥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主力作战，率独立旅向北挺进钟祥与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扫除了那里的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洪山军分区。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停战协定，下达了停战令：各地区双方交战部队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前就地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根据停战协定，在汉口成立了中原地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江汉军区政委郑绍文调任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处长，由廖汉生接任江汉军区政委，并代理中共江汉临时区党委书记。

在停战以后，国民党打着“和平”“调处”的幌子，以军事的、政治的两手千方百计地打击新四军。他们利用整军方案，压迫江汉军区缩编，指责说：“共产党在洪湖一带搞的枪杆子太多了，要严加限制！”又提出“可以把洪湖地区的共产党武装编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该地区负责人为少将旅长”。

听到这些话，廖汉生火冒三丈地说：“谁要当他们那种臭官！他们说我们的枪杆子太多了，我看还是太少了。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人少枪少，为什么还要减？”

194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南下干部原是中央为了大发展而派出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解放区和部队都已缩小，用不了这么多干部，为了保存力量，中央决定将部分同志撤回延安。于是，廖汉生从安陆县桑树店江汉军区驻地出发，经重重周转赶赴延安，投身到西北解放战场中。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