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共产党员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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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由于长期抱病工作，任弼时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6岁。今年是任弼时逝世70周年，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从她讲述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笔者真切地感受到任弼时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风范，感叹他无愧为共产党员的光辉楷模。

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31年3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在这期间，任弼时虽然也执行了一些“左”倾错误路线的政策，但是在革命实践的检验中，他很快意识到这些做法的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常对大家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条件的，而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比在白区要强多了。他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

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快要到来时，任弼时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验”，事实上指的正是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由于任弼时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红军才得以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并因此保护了许多同志。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个领导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

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任弼时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

随后，任弼时让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当时“左”倾错误的一次严肃抵制，保护了一些同志。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层。1933年4月间，临时中央免去了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在湘赣边区省委书记任上，最为苏区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

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

1933年6月任弼时来到湘赣边区时，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受到大会批斗，已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差点就遭到杀害。还有许多同志被乱抓乱杀。

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

根据任弼时的意见，省委做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任弼时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张启龙被释放；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受到了保护；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被安排了工作。

张爱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十分注重调查研究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一向注重调查研究，他总是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许多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印象深刻。

王首道回忆说：“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一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参与了中央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在此期间，他着重抓了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在当时，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是有分歧的。冀鲁边区就有一名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认为一土改就会把根据地搞乱。当时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支持这个看法，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认为搞减租减息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搞土改。任弼时及时发现了康生的这个错误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发那篇“万言书”，才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在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一次会上，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和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人，都谈到了各地的土地改革问题。他们认为当前已经普遍掀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结合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绪非常高。凡是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都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

任弼时听了这些反映后非常兴奋，他根据自己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数据，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1946年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任弼时的意见在这一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五四指示》中提出：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支持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1947年7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更加深入开展起来，群众纷纷行动，对封建地主展开了尖锐斗争，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晋绥土改试点中出现的。

康生原本反对土地改革，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他又从极右转到极左，混淆敌我，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他大搞平均主义，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大搞唯成分论，提出“搬石头”，打击党的干部，甚至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要划定成分，对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并将其积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没收了。与此同时，康生大搞自发运动，提出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削弱党的领导，并进行乱打乱杀，等等。他还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大肆推广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如有不执行或执行不力者，就会被扣上右倾帽子。这种错误的做法，很快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

对于这种“左”倾错误，任弼时一开始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关于批判土改中这种错误倾向的讲话，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为了贯彻落实党制定的正确的土改方针和基本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任弼时在“十二月会议”之后，利用休养时间（他这时高血压病很厉害，中央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到杨家沟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做调查，亲自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演讲。

在这篇文章中，任弼时根据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解决。他说：“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孤立敌人，不要孤立自己。如果许多人定错了成分，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他列举了山西兴县蔡家崖行政村的典型事例，深刻地说明这种“左”的错误做法的严重危害性。蔡家崖共有552户，但在土改开始划成分时，被划定为地主富农的就有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实际上，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有50户左右。任弼时指出：“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了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改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关心爱护群众 荣膺“党内的老妈妈”美称

1934年8月，为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支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受命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与萧克、王震一起，指挥红六军团开始西征。10月初，红六军团在向贵州省石阡县前进的途中，遭桂军伏击，被截为三段，伤亡严重，情况紧急。

正患疟疾休养的任弼时，听说红军作战失利，心急如焚。他不顾警卫连连长余秋里的苦苦劝阻，坚持拄着竹杖，冒着大雨，摸黑往指挥部赶去。刚走出不远，迎面抬来了一副担架。他一问情况，才知道担架抬的是受伤的五十二团吴营长。

任弼时迅速擦着火柴，借着火光照了照伤员的脸庞。只见吴营长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满身尽是泥和血，不停地发抖。任弼时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轻轻地盖在吴营长身上，并一再安慰他“安心养伤，不要着急”，同时嘱咐抬担架的战士：“注意抬稳一点，保证营长的生命安全。”

这边吴营长刚刚被抬走，前面不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阵呻吟声。

“是谁在哼？快去看看！”任弼时停住脚步，焦急地对警卫员说。

警卫员过去一打听，原来是军部收发员小刘肚子疼，屙血。

任弼时一听，急忙摸黑走到小刘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问了问病情，轻言细语地安慰道：“莫哭，莫哭！我看你的病和我的病差不多。我那里刚好还有一粒药丸，你吃吧，或许能有用。”说完，他就叫警卫员去取药。

警卫员磨磨蹭蹭没有动身，悄悄地对任弼时说：“就剩下这一粒了！给他吃了，你的病怎么办？”

“只剩下一粒，也要拿来，救病人要紧，快去！”任弼时瞪了警卫员一眼，提高了声调。

小刘虽然年纪小，但很懂事。他知道任弼时肩上担子重，病还未好，药又难买到，因此一再推辞，不肯吃药。

任弼时见来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他亲自扶起小刘的头，硬是将药丸塞进他的嘴里，再给他喂水，看着他咽下去，这才放心离开。当天晚上，小刘的肚子就不疼了，腹泻也好多了。

第二天，任弼时又去看望小刘，并且把自己的马牵来让他骑。小刘无论如何也不肯骑，说自己的病好了，可以走了。他怕任弼时不相信，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任弼时面前走了几步。

任弼时见小刘这么倔强，只好不再坚持。他让人找来一根竹竿，叫小刘拄着走，并一再嘱咐他：“部队就要突围了。小刘，走不动时，就骑我的马啊！”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他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事务更加繁杂，而且事无巨细，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他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处理问题周到，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商量，并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老妈妈”。

不论在革命的哪个阶段，任弼时都始终如一地关心身边工作人员和体恤民情。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任弼时因为健康原因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一天傍晚，保健医生刘佳武和警卫员陪着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只见田里的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的水塘边，有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那里。

任弼时上前问道：老人家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老农一一作答。

他又问老人：吃晚饭没有？

老农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警卫员：“鸭子是哪儿来的？”

警卫员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警卫员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

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养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平常，任弼时身边的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他同意，都可以用配给他的那辆旧吉普车。但他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

有一天半夜，任弼时秘书的妻子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去了医院。

第二天，任弼时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说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工作人员虽然挨了批评，但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温暖。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反映出了他崇高的革命风范——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辛苦；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行，把担架让给更需要的战友；在转战陕北途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每次都自己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不给别人添麻烦，一直走到目的地。

20世纪30年代，组织上发给任弼时一条从战场缴获来的毯子，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在继续用。他的妻子陈琮英拆了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他一穿就是10多年，毛衣破得不像样了，他仍照样穿。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参加入城阅兵式。请示任弼时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平常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他都特别注意节约用电，叮嘱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要“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1949年，斯大林给中共中央领导人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任弼时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平城时，后勤部门为修任弼时住处的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任弼时的住房临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十分吵闹。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却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任弼时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