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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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军功赫赫，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功勋卓著，备受人们的尊崇。身为高级干部的刘伯承，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树立优良家风。他几十年来坚守的艰苦奋斗、自食其力、勤勉工作以及谦虚礼让的家风，不仅教化着他的家人们，在今天对我们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

刘伯承189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遭遇，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此后，他虽然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始终不忘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总是以普通人自居，主动降低生活标准，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军情紧急，刘伯承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有一次，连轴转的刘伯承突然感觉自己唯一能看见东西的左眼也失明了。经过诊断，发现是他劳累过度、眼睛上火所致。军医告诉刘伯承，要好好休息，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就能恢复。但根据地此时正遭受日伪的严密封锁，白糖恰是紧缺物资。刘伯承得知白糖要5元钱（指当时的冀南币）一两后，坚决地说：“吃不起，吃不起，白糖水不是我们能喝的。”“败败火，白开水也可以，我多喝点白开水就行了。”最后，刘伯承硬是没让警卫员去买白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依旧保持着克勤克俭的作风。他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厅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只有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两张茶桌以及一张靠窗的小书桌。旧沙发上覆盖着的蓝色沙发套已经被洗得泛白，上面还有几块明显的大补丁。

1950年11月，刘伯承受命到南京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们一家八口人就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座二层小楼里，显得格外拥挤。军事学院的营房部门看到这种情况，几次提出要帮刘伯承加盖几间房子，但都被他拒绝了：“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办军事学院，还是我找陈老总借的钱，可不能随便开销！”有一天，营房部门趁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在小楼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回到南京后，看到新房子，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严肃地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刘伯承一家坚决不愿意搬到新房子里居住，而是将其分配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刘伯承艰苦朴素的本色还体现在他一贯简朴的穿着上。来到南京后，刘伯承一直穿着一套半旧的军服。当时出于保证领导人安全的需要，有要求军队干部上街一般要穿便服。于是，警卫员张福旺提出给刘伯承做一套便服，并说道：“您身材那么魁梧，穿军装目标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认出你来了，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刘伯承知道是部队的规定，只得答应了。正当张福旺高兴地琢磨着选用什么布料做衣服时，刘伯承告诉他：“我看，做一套蓝卡其的就蛮好了，又便宜，又结实。”张福旺很不情愿地说：“人家下面的干部都是做毛料，动员您大半天，就买块卡其布，您这个大首长，应该……”刘伯承打断张福旺的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鬼，我们要做的事情多着哩！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

按照有关规定，车管部门可以为刘伯承提供一台新式的吉姆轿车，以方便他的出行。但一贯节俭的刘伯承觉得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还是选择乘坐旧轿车出行。刘伯承艰苦奋斗的作风，也给了他的子女们以深刻的影响。儿子刘蒙曾说：“父母的这些言行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

“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

刘伯承十分厌恶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子女和亲属捞取好处的行为。他常告诫子女，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地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

1939年，刘伯承的长子出生在太行山抗日前线，他给儿子取名“刘太行”。1946年，刘太行到了入学的年龄。一天，刘伯承问别的同志：“听说你的小孩在地方念小学，那个学校怎么样？”那位同志说：“那个学校设备很差。学生多得很，师资也一般，部队的孩子和当地老乡的孩子合不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办个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却认为这样会让干部的孩子们脱离群众，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利于军民关系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不久，刘伯承将刘太行送到了20公里外的普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条件简陋，上课用的桌椅都是土石砌成的。刘太行和老乡的孩子们朝夕相处，一起上课，吃的是杂粮，穿的是同样的粗布衣服。直到刘太行离开这所学校时，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他竟是大名鼎鼎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儿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和孩子们去中山陵游览。当来到中山陵时，一家人看到的却是当天陵园不对外开放的通知。刘太行想着，只要父亲去和陵园的负责人打一声招呼，肯定就能让他们继续参观。这时，陵园的负责人也认出了刘伯承，热情邀请他们进去参观。但刘伯承却说：“我这个市长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应按规定办事，改日再来吧。”说完，他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见孩子们闷闷不乐，他便说：“我虽然是一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次，刘伯承读到了一份调查材料。材料中提到某高校做了一次学生成绩调查，结果班上前10名中，有8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1名是农民的子女，还有1名是右派分子的孩子，没有高级干部的子女。这份材料引起了刘伯承的担忧，他马上给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刘太行写信：“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的，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

刘伯承还给子女们立下规矩：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子女们都明白这是父亲的良苦用心，是想让他们结婚成家后，能够自食其力，不再依靠父母生活。子女们都谨记父亲的教诲。后来，他们先后成家，都是住在各自单位的职工房里，只有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在刘伯承夫妇润物无声般的教育下，他们的6个子女先后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奉献着。

“工作、学习高于一切”

1926年5月，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在他的一生中，忘我地工作和学习是常态。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所部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刘伯承还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动手翻译校对苏军《合同战术》一书，以提升全军的军事作战水平。当时行军作战的条件异常艰苦，往往是一天紧张的战斗生活刚刚结束，大家休息了，刘伯承才在昏暗的烛光下开始认真地校稿。面对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状态，他从未喊过累。

刘伯承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更是专心埋头于工作之中，立志要将这所军事学院打造成“东方的伏龙芝”。他不辞劳苦，亲自组织并动手翻译教材，亲自编写教学大纲，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在刘伯承的努力下，军事学院一步步走向完善。在此期间，他还抽出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每两个月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进行一次书面综合报告，从未间断。这些举措都对人民军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7月，72岁高龄的刘伯承决定深入东北边防一线视察，了解我国的边防建设和战略工作准备情况。他工作非常细致，甚至亲自下到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里，详细观察工事的内部结构，分析其优缺点。当时正值盛夏，工事里酷热难耐、潮湿霉烂，环境十分恶劣，但刘伯承却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当大家走出地下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惫不堪，而他却始终兴致盎然。在25天的行程中，刘伯承和当地的领导干部走走停停，遇到问题就现场磋商，还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但长时间的紧张工作，使他的眼病不断加重，导致了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马上回京治疗。事后虽经多方治疗，但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件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

父亲几十年来始终勤勉工作的状态，给孩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蒙说：“我感到爸爸生活很有规律，做事特别认真，读书译著，孜孜不倦。不管春夏秋冬，他早上5点就起床，大声朗读俄文、写字。早饭后，他就开始紧张的工作。……晚间，他总是静静地一个人在书房里度过。爸爸工作非常认真，他写的教案总是一改再改，先用铅笔，再用红笔，最后用毛笔改，一直到满意为止。”

在战场上，刘伯承运筹帷幄，歼敌无数，被誉为“军神”。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离不开他长年累月对政治、军事、科学等各方面知识的追求和学习。除了工作，平日里，刘伯承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读书。有一次家中电线短路，烧焦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正专心读书的刘伯承竟全然不知。

刘伯承还经常教育子女：像毛主席那样聪明的人，把读书叫作攻书，像打仗那样对待；那么我们这样中等天分的人，更应该刻苦读书。曾与刘伯承共事过的陈毅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称赞过：“我们一号（指刘伯承）真是太令人敬佩了！他的生活要素就是工作、学习。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他这种工作、学习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高尚品德啊！”

刘伯承对孩子们的学习同样也抓得很紧。他曾对孩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刘伯承勤勉工作、读书学习的家风在孩子们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刘伯承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却十分谦逊，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记者K·西蒙诺夫曾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2年，党中央为了振奋抗日军民的精神，扩大人民军队的影响，决定为刘伯承庆祝50岁寿辰。刘伯承知道此事后，非常不安地说：“搞复杂了嘛！搞复杂了嘛！不要这样搞，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群众还没有翻身嘛！”他怎么都不肯说出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最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只得选定12月16日作为他的生日（真实的生日是12月4日）。组织上决定给他过生日，刘伯承只好无条件地服从。12月16日这天，祝寿大会办得十分热闹。刘伯承对前来祝寿的同志们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在座的人无不被刘伯承那谦逊的品质所打动。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区。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人民解放军和刘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将原来的县名“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可刘伯承听到消息后，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突出个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阶级的革命，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用个人名字命名，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在刘伯承的建议下，“经扶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1949年12月，刘伯承率领二野部队解放了成都，取得了西南战役的最终胜利。在胜利面前，刘伯承保持了一贯谦虚礼让的美德，他不抢功，不争利，带领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赶到成都后，他才命令二野部队同兄弟部队一起进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中宣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本人的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后面的两个字勾掉了，并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当时秘书就在旁边提意见说：“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您这么一改，那还有什么区别？”刘伯承严肃而幽默地回答道：“大家都是革命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刘伯承在工作中处处谦逊低调、克己奉公；在家庭生活中，他也从不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战绩和功劳。关于他的许多事迹，孩子们也都是从父亲的战友和同事那里听来的。刘伯承谦虚谨慎，一心为民的品质对家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蒙深有感触地说：“爸爸打过许多仗，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勋，他一生中遇到不少坎坷，可总是始终如一地努力为人民工作。我一想到爸爸，就是他那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样子和充满爱的言行。他是慈祥的父亲，他的爱，含着对我们后一代革命者的无限期望。”

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这些话语正是对他革命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刘伯承元帅几十年来身体力行营造的“刘门”家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