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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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令世界瞩目、国人振奋。接着，中国乒乓球队又连续获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由此确立了世界乒乓球强国的地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掀起了全民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热潮。由于该项运动开展条件简易，参与性强，在全国上下普及程度极高，深得国人的喜爱，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国球”。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对乒乓球运动也是十分关心，他与“国球”还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佳话。

“红双喜”牌乒乓球系列产品的来历

爱好乒乓球的人都知道，我国有一个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器材品牌——“红双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喜庆的品牌名称是怎么来的。

那还是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首次参加世乒赛的中国选手容国团战胜了日本二号选手星野展弥挺进决赛，与匈牙利的36岁老将西多对垒。决赛中，容国团不负众望，打败对手，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令世界乒乓球界刮目相看。世界乒乓球协会决定将1961年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放在北京举行。

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还是新中国头一回，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乒乓运动器材。国家体委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由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上海来当此重任。上海方面很快研制出符合世乒赛质量要求的乒乓球、球拍和球桌。国家体委和上海市委在向周恩来汇报时，请周恩来给这批新研制出的乒乓球运动器材起个名字。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容国团又夺得了我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刚好是双喜临门。我看就叫“红双喜”牌吧！

“算起小分来，你还输人家高基安两分呢！”

1961年4月，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三项冠军。比赛结束后，周恩来特意在西花厅设家宴招待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乒乓球队。

吃饭时，周恩来让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分坐在他的两边，边吃边聊。他一边把自己最喜欢吃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夹到邱钟惠碗里，一边说：“小邱呀，你知道吗？你虽然拿了世界冠军，可是我算起小分来，你还输人家高基安两分呢！”高基安是匈牙利著名女选手，女单决赛就是在邱钟惠和高基安之间进行的。

当时，电视机没有普及，想了解球赛情况只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解说员直播，或两天后从报纸上了解。周恩来要操劳国事，又没有去比赛现场，怎么有时间去计算一场比赛中的每局比分呢？直到笔者请教了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才了解到此事的原委。

成元功说，邱钟惠打决赛那天，总理刚好去钓鱼台会见外宾。会见结束后汽车刚开出国宾馆，总理就对司机杨金铭说道：“老杨，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乒乓球比赛转播。”这时，正巧邱钟惠和高基安比赛刚刚开始，于是，杨金铭尽量放慢车速，让总理能听清楚。汽车开进西花厅车库时，总理还在聚精会神地听。直到比赛结束了，总理才下车，笑着说：“小邱赢了！”这就是说，周恩来在听播音员解说时是非常认真的，连每一局球的小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为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1998年2月28日，邱钟惠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到淮安。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广场上，已经年过六旬的邱钟惠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禁热泪盈眶，她说：“我真的想不到，他作为一国总理，有多少国家大事要他操劳，可是，我与高基安比赛的每局分数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他却能记得那么清楚！”

总理和总统的“比赛”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被当时世界外交界称为“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外交。

1964年，周恩来还在欧洲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即将访问的西非国家加纳发生了总统遇刺事件，这使加纳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此时，无论国内还是随周恩来出访的人员，都建议他不要冒险访问加纳。但周恩来认为，加纳虽是个比较小的国家，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国友好交往，这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加纳遇到了困难，更期望能得到我国的支持。所以，周恩来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加纳的政局之后，并没有改变行程。

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令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给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非常高的礼遇。不仅让周恩来等参观他所住的城堡，还破天荒地领着周恩来一行上楼参观他的住处。当时在非洲，有不能让外人目睹自己妻子容颜的风俗，但是恩克鲁玛却破例让周恩来等客人与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周恩来和恩克鲁玛一家人小叙片刻之后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考虑到恩克鲁玛被刺后心情还比较紧张，为了缓解他的情绪，周恩来主动提议要和恩克鲁玛打一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同出访的陈毅自然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说：“好！我来当裁判！”于是，世界上一场罕见的在两国首脑之间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

周恩来右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伸不直；恩克鲁玛刚被刺客刺伤，右手腕上还缠着白纱布。因此，这两人不够高明的球技不断引发在场人员的笑声，这使遇刺事件发生以来的总统府内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

1963年4月5日至14日，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中国男队一举夺得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而女队却成绩平平，一项冠军也没拿到。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水平，早日取得大赛的好成绩，国家女队于1964年9月28日请男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到女队作《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报告。自1958年以来，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打破哲学深奥的神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徐寅生的这篇报告既有实际操作，又有理论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正好与这场运动相契合。

当时，徐寅生的讲话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重视。贺龙不仅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报告，而且还作了1300字的批示，称赞徐寅生“确实讲得好”。接着他又把徐寅生的讲话和自己的批语一并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收到这些材料后，又立即批示将徐寅生的讲话和贺龙的批语印发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请他们回去以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于是，《人民日报》1965年1月17日全文刊发了徐寅生的这篇报告。

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随即将这份有“千军万马的力量”的批件转交贺龙。贺龙收到批件后，便来到中国乒乓球队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这给了中国乒乓球队和整个体育系统以极大的鼓舞。1965年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女团体等五项世界冠军。在女子团体比赛中，先由梁丽珍、李赫男两名直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就在对手日本队花费精力研究如何迎战中国这两位直拍选手时，中国女队在决赛中却突然派上了两位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中国女队以3∶0完胜日本队。

西花厅里的乒乓赛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原周恩来办公室的西隔壁房间里，有一张乒乓球桌，周恩来在工作之余，常会来到这里打几盘。这张乒乓球桌是怎么来的呢？据西花厅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1月中央南宁工作会议后，就不管经济工作了，那时他非常痛苦，情绪也很低落。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为了不让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便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便于他活动身体，西花厅里这才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打乒乓球的声音。当时，西花厅的乒乓球桌比较简陋，直到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结束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把男团决赛用的桌子送过来，才显得好看一些。

有了球桌，打乒乓球的人多了，大家球技也有所提高，有人就建议在西花厅里也举行一次乒乓球比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意了，他利用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把这事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周恩来一听也非常感兴趣，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还提出届时他想看一下决赛，还要为获胜者颁奖。

在童小鹏的主持下，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西花厅乒乓球比赛就在总理办公室旁边的乒乓球活动室举行。此次乒乓球赛虽然只有男子单打一项，但由于受到总理的关注，所以报名参赛的人比较多。该比赛先实行单循环赛，获胜者再进入复赛，最后进入决赛的是高振普和王甲芝。

高振普是济南公安干校毕业后经培训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的，身体素质比较好；王甲芝是总理办公室外事组的机要干事，虽然年龄比高振普大五六岁，身体素质也不如高振普，但球技很好。所以他俩比赛前，多数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认为王甲芝获胜的可能性要大些。

决赛选在周恩来较为空闲的一天下午举行。果然，如大家预想的，比赛一开始，高振普挡不住王甲芝的凌厉攻势，很快就输掉了第一局。第二局开始后，高振普因为已经输掉一局，反倒没有了紧张情绪，专心防守，以致王甲芝每赢一球都得经过反复扣上几大板，有时还扣失误了。渐渐地，王甲芝的体力出现了问题。观看的人群中有偏向王甲芝的人就喊：“小高的战术是拼体力，王甲芝千万别上当！”王甲芝的体力本来就不如高振普，他得分的手段就是靠进攻扣杀，不进攻他怎么能赢呢？倒是高振普听了观众的这句话后受到了启发，他索性用放高球和左右吊球的方法让王甲芝左右奔跑消耗体力。结果，王甲芝终因体力不济，连续输掉了后两局。高振普获得第一名。

比赛结束后，周恩来说，论技术，小高的技术没有王甲芝好；论体力，小高却比王甲芝强。小高是用体力拼下了今天的比赛。所以，今天的奖品不能只有一份，应该给他们两个人都发奖。

就这样，周恩来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印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了高振普，作为冠军的奖品；邓颖超拿出一套精致小巧的酒具发给了王甲芝，作为亚军的奖品。高振普曾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那天兴致很高，还让工作人员当场在乒乓球台上摆下几盘杏仁、花生米，拿来一瓶茅台酒，为西花厅这场乒乓球赛的圆满结束而干杯。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