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坚：书写舍生忘死报家国的谍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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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坚（1900-1986），湖南平江人，1924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对党和人民的忠贞以及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决心，他特地改名吴克坚。在新闻战线上，吴克坚曾担任《救国时报》总经理和《新华日报》总编辑，与“中共第一报人”潘梓年等人一起，打造了“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的“新华方面军”。在隐蔽战线上，他早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只身赴险，以上海为中心领导建立起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潘汉年情报系统齐名的吴克坚情报系统，为解放上海，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2020年是吴克坚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战斗在新闻和隐蔽战线上的革命前辈。

响应号召：慷慨请缨赴国难

1932年6月至1936年春，吴克坚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其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4月，吴克坚受党委派，赴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筹办《救国时报》，并担任总经理。

《救国时报》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于1935年12月9日创刊，前身是《救国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印刷所和发行部设在巴黎，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等负责。它以海外华侨为主要对象，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经常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等。在吴玉章和吴克坚的努力下，《救国时报》“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

《救国时报》发行量大，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有一万余份。在国内发行时，吴玉章和吴克坚采用了多种办法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扣押封锁。吴克坚回忆，“我们从电话号码簿上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单位和个人作为发行对象。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扣留、没收，我们特用法文报纸、书籍、画报作掩护，把报纸夹在中间邮寄”。通过《救国时报》，吴克坚还从事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领导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1937年，吴玉章和吴克坚组织旅法华工和进步学生100多人，组成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赴西班牙参加战斗，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同年秋，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考察”的杨虎城来到巴黎，吴玉章和吴克坚组织以杨虎城为团长的中国参观团，赴西班牙前线鼓舞鏖战海外的中国战友。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吴克坚得知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给化名李昆的吴克坚写了一封信，准备派他“将巴黎《救国时报》的中国工作人员和印刷机器铅字等资料，送到美国纽约，与那里的《先锋报》合并办一较大的华侨报纸”。收到信后，吴克坚左右为难。一想到国内的抗战形势，他恨不得立刻回国参战，但组织上安排他去美国办报，如果不去就是不服从组织安排。他再三思虑后，决定向组织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回信道：“当祖国各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尤其是延安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我想我应该回国，贡献出自己一点微力。”

十几天后，王稼祥来信道：“经过我们考虑，认为祖国亿万军民奋不顾身在前线，后方各种岗位上，各人贡献他们自己一份力量。你不回去，不发生任何问题，可是在纽约《先锋报》却比较难找到一个中文编辑，而你比较合适胜任的。看问题要从全局观点着想。因此，我们仍决定你去为好。”

在组织最后决定前，吴克坚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宁为战死鬼，不做老华侨。”表示了回国的决心。几天后，王稼祥向吴克坚回了一封更为简短的电报，只有两个字：“同意。”得到组织的批准，吴克坚为之欢欣鼓舞。

1938年初，周恩来电召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心怀热忱、肩负重任，他踏上回国的征程。

以笔为戈：明争暗战在新华

1938年2月，吴克坚经香港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委员、秘书，《新华日报》总编辑。10月，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发行。从1939年1月至1943年6月，吴克坚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报馆）、南方局文委新闻组组长、《新华日报》总编辑。

在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吴克坚以《新华日报》为主阵地，利用手中的笔为全民族抗战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吴克坚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共发表各类社论、评论、理论文章近100篇。

1939年10月23日，在纪念新升隆轮殉难烈士一周年之际，吴克坚发表《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告慰新升隆轮殉国烈士》。文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是执行自己的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刻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凡是能够打击敌寇汉奸的阴谋和活动，凡是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国共和民族的合作团结，凡是有利于政治上的进步事业，我们没有不竭尽自己的努力的”。并表达决心，“一年来，我们虽然无日无时不怀念着你们，可是我们更无日无时不更加努力继续你们为民族、为国家、为劳动人类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事业”。

为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克坚接连发表了《汪精卫叛国难道是偶然的吗？》《汪精卫已经充当日寇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了》《如何加强反对汪逆的斗争》《日汪密约的意义和我们应有的认识》《斥汪逆精卫底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汪逆伪组织成立底阴谋作用》《反对汪逆投降的一年》等系列文章。与此同时，吴克坚还两次撰文驳斥《商务日报》的社论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论战。

1939年9月8日，《商务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为什么做汉奸》，借说汉奸汪精卫来为反共分子辩解。吴克坚当即撰文批驳。9月17日，针对《商务日报》的再次挑拨离间，吴克坚发表《再斥商务日报的有害谬论》，严正表明“自抗战以来，我们不仅在口头、文字上而且在行动上一贯的拥护国共团结……一贯主张并实行与其他抗日党派团结，一贯的站在民众利益前面为民众的利益奋斗。同时，共产党不仅思想上政治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是一致的，所以这种挑拨也是不会收到效果的啊”。

除了呼吁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吴克坚还撰写了《中苏人民更亲密的联合起来——为苏联十月革命廿一周年纪念而作》《如何组织国际宣传》《全阿民族坚持奋斗》《动员太平洋各土著民族参加对日抗战》等文章，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呼号。尤其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同时，周恩来、吴克坚等专门撰写10余篇文章声援苏联的卫国战争。

如果说以《新华日报》为阵地公开宣传抗日救国方针是“明争”，那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压迫和严密封锁，吴克坚等新华报人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发扬党报的战斗精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则是“暗战”。当时，对于《新华日报》的送检文章，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经常“大肆将体现我党精神的文字删去，而将其反共内容硬塞进去，使之无法采用；他们动不动就将原稿扣下”，甚至扬言“要把《新华日报》变成《中央日报》”。

1940年1月5日，《新华日报》准备的两篇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起来，扑灭汉奸！》，均因内容涉及投降主义而被检扣。第二天，《新华日报》编辑部便在报纸社论栏内刊了八个木刻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同时，在一侧附注被扣留的两篇文章题目，并说明情况以示抗议。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是“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对此，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撰写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但《新华日报》准备在第二天发表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全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检扣。而且，平时坐等报社送稿上门的新闻检查官，这天竟一反常态地带了一班人赶到报社坐等，一定要审查了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大样才走。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吴克坚和报社先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他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处，不送检。然后，他将满腔悲愤凝于笔端，挥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派人迅速送往报社，指示吴克坚立即安排制版，大量印发。同时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第二天，当国民党当局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新华日报》已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大街小巷。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与同天重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的所谓“通令”及发言人“谈话”，形成鲜明对照。蒋介石见到报纸大发雷霆，将陈布雷和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比一篇社论更重要。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濒临破裂，吴克坚等人面临随时被捕杀头的危险。他后来回忆道：“在报馆内部，遵照中央指示，作了必要的疏散。在编辑、经理发行等部门，一共仅留工作人员八十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则疏散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以防国民党反动派随时袭击。留馆工作的八十个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钢铁一样的决心，把自己的简要历史用电报打给延安中央存案，准备坚持自己的岗位，到必要时，决心与新华日报一同殉难，决不自动放下延安突破国民党区域的这面新华红旗。”

白手起家：于无声处建奇功

1943年，吴克坚随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他以大后方代表团四川组代表身份参加党的七大。不久，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自找吴克坚谈话，决定派他到敌人的心脏地区上海，负责宁、沪、杭地区的情报工作，开展隐蔽斗争。周恩来郑重指出，在你死我活的火热战场上，是一种锻炼，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更难能可贵的锻炼。吴克坚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吴克坚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在中央特科先后任交通员、第三科“打狗队”（红队）队员、秘书。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抗战时期，吴克坚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同时他还负责与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沈安娜、打入军委会参事室与CC系特种经济调查处的史永进行单线联系。1945年10月，他担任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1946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情报资料组负责人。

同年夏，吴克坚抵达上海，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148号租了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以此为落脚点开展工作。

初到上海时，除个别关系外，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做起。吴克坚毫不松懈，于1946年至1949年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建立了9部秘密电台，其中上海地区就有4部，代号分别为岭台、崎台、昆台、岚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上海4部密台就发出电报977份之多。

在设立电台的基础上，吴克坚广泛而深入地建立并发展了工作关系和工作据点，组建了覆盖当时整个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情报通讯网，发展情报关系最多时达1500余人。由此，他“组织领导一批久经考验、无私奉献、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深入敌人许多要害部门，在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国共和平和谈和解放上海等各个关键时期，都获得了敌方大量重要情报”。

最早跟吴克坚接上关系的是沈安娜。通过何以端，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华明之夫妇要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报，尤其是各派系主要头目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以便能够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

沈安娜从国民党中常会、中央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院会和中央训练团等各种高层会议中，搜集到了蒋介石的内部讲话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政要人的军事报告以及内部派系的情报，陆续送交党组织。通过沈安娜、郭春涛（“小民革”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创始人之一）以及打入国民党海军系统的胡征庆等，吴克坚系统搜集的军事情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专门向全会人员印发了吴克坚发来的重要情报。

吴克坚系统不但擅长搜集机密情报，而且善于开展统战工作，参与组织并成功策划了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等，并营救了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其中，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由李克农、吴克坚等亲自参与指挥。

起义前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共有飞机近百架。1949年春、秋两季，“两航”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均已转移至香港。此时，“他们过去与我们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但对共产党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看来，他们去台湾或回香港，尚处在十字路口”。面对这种情况，上海军管会制定的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后，周恩来随即复电：“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裕）、蒋（天然）、吴（克坚）的决定。”同时以蒋天然为解放军争取“两航”起义工作首席代表，吴克坚为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两航”策反工作。

在此之前，吴克坚就与“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建立联系。1949年三四月间，查夷平介绍“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业务主任邓士章与吴见面。6月，潘汉年情报系统在香港的负责人张唯一派情报干部朱汉明带着署名徐大可（吴克坚情报系统人员）的一张字条，与“中航”内的三位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在“两航”起义的关键时刻，吴克坚还向周恩来推荐了秘密党员吕明，以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吕明曾在美国空军实习，“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是他实习时的教官。

经过多方谨慎细致的工作，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参与北飞起义的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运载着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

解放战争时期，吴克坚情报系统在隐蔽战斗中屡立奇功，“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书写了情报史上的一段传奇。1949年5月，中央情报部特地致电嘉奖吴克坚系统全体人员，称：“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作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

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