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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如何过紧日子

申学锋

2021年01月15日08:09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革命时期如何过紧日子

  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为应对财经困难和巩固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积极贯彻厉行节约方针,为解决财经困难、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贯彻厉行节约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了减少取之于民,争取最广大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保证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财政坚持生产和节约两手抓,在发展生产以供自给的前提下,始终把厉行节约作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区接连不断展开“围剿”,苏区的资源日渐枯竭,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为节省经费开支,集中财力保障军需,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井冈山根据地最初每人每月可发3元钱,后来逐渐减至1元甚至5角,最后实行了供给制。1934年1月,毛泽东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级党组织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尽量减轻对人民的税收负担,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党创造性地采取了大生产运动这样的取之于己的办法,同时施行节约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1942年12月颁布《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要求实行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政策,“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消耗巨大的战争,党在解放区仍然坚持贯彻厉行节约方针。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1947年,在元旦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财政,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山东省和苏皖边区从1947年起供应标准都有所降低。比如,山东省地方部队的菜金自己解决一半,地方机关则完全自己解决。单衣除主力部队发两套外,其他一切后方机关人员皆改发一套,鞋子减少一双,衬衣取消。据计算,半年即可节约粮食6000万斤。

  精兵简政,促进红色政权效能提升

  精兵简政是勤俭节约的经典做法。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战最艰苦阶段,外有日军的侵略,内有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军事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遇到空前困难。此时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财政收入减少,但脱产人员却从1938年的1.6万人增至1941年的7.3万人,矛盾非常突出,不仅行政效率下降,还大大加重了百姓供养负担。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12月,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节约人力物力。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要求其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避免民困军愁、坐以待毙。1942年9月,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一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他运用比喻的手法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精兵简政的重点是严控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比例,缩减军政脱产人员。各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据“少而精”原则,紧缩编制,因职设人,取消空头机关,编余人员主要是加强基层、转入生产战线,或自愿解甲归田。如晋冀鲁豫边区规定,脱产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超过全区人员的1%,1942年初到1943年,边区实行了三次简政,仅太行区就缩减6万人,冀南区减少了一半军政人员。边区经过三次简政,共减少人员51%,边区政府由原来548人的编制减少到仅100人。陕甘宁边区1942年进行了第一次精简,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此后又经过第二次精简,缩减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合署办公制度。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政府运行也更为高效。

  自上而下推进,中央起带头作用

  实施厉行节约政策,党政领导干部起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节省运动中,上层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率先垂范,主动要求放弃点两根灯芯的待遇,坚持只点一根灯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就是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写出来的。红军高级指战员带头执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军长和伙夫待遇一样,每人每天只发0.05元的伙食钱。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发出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后,苏区中央政府各部带头压缩40%以上的行政经费。抗战时期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求,将在延安的中央和军委所属机构的2.4万余人减少到五六千人,编余人员一部分转入边区。正是因为上层起了带头作用,节约政策才能顺利施行并取得良好效果。

  严肃财经纪律,遏制奢靡贪腐

  过紧日子,一方面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另一方面则是反对奢靡浪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曾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说,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都必须尽量减少,“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机关学校个别干部贪图物质享受,出现贪污浪费赌博现象,毛泽东对此指示:“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针对部分地区恃富而奢的行为,他批评道,自恃富足,不肯节省,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也专门规定了一条: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由此可见,革命时期的厉行节约也是严肃财经纪律、整顿工作作风的主要手段。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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