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武汉搞统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年年底，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期间，周恩来战斗在统战工作的第一线，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领导出版《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册出版、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由于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月份就发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

《新华日报》创刊刚刚7天后，就有数十名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特务、暴徒，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临危不惧，一面指挥《新华日报》正常出版，一面组织力量谴责暴徒、向群众揭露真相，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他设法制止此类行径的再次发生。

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意见》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

这份《意见》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该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做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武汉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通过阳翰笙等同志的积极活动和广泛联络，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成立了由各阶层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组，周恩来邀请作家老舍出任“总务主任”。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会后，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者，五六百人欢聚一堂，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令冯玉祥兴奋不已，他写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不仅使文艺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了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开展海外统战工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他会见，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听到白求恩急于“上前线”的要求后，周恩来立即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做出安排。考虑到当时日军正自华北向南进犯，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本军机轰炸扫射。周恩来建议白求恩先北上延安再前往前线。白求恩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延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此后，医疗队在各地都坚持为伤员治疗，1939年1月22日，医疗队前往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