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清正廉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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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一生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楷模。他留下许多清正廉洁的故事，仅记几件。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红军长征时，董必武年纪已经年近50，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老年人了，在红军中更是年纪大的长者，但他硬是坚持跟随部队走了过来。

1934年底，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实际上都是年老体弱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有100多人，其中30多人为妇女干部（其中有蔡畅、贺子珍等人，还包括4名孕妇）。中央有关部门选择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为人慈祥的董必武担任队长。由于董必武年纪大，留着胡子，被大家戏称为“胡子队长”。长征途中，年纪大、身体也不好的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行军，同时还要照顾妇女干部和伤病员，组织抬60副担架的120多人的担架队的行军和食宿，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每到一个宿营地，他要跑来跑去，安排好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他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如果有忘记归还的，他要亲自归还，如有损坏群众物品的，他要亲自去赔偿。行军时，董必武总是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大家，往返跑了比别人多很多的路程。年近50的董必武还经常替抬担架的人换肩。一次，他在替抬担架的同志换肩时，由于太累了，脚没有站住，一下子摔在泥坑里，浑身沾满了泥。有个调皮的队员见状，给董必武送了个“泥人董”的外号，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也高兴地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红军新“三人团”很关心董必武等老同志，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但董必武用配给他的那匹马来驮伤病员，驮粮食，驮书，自己则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中央和同行的同志一再劝说董必武骑马，但他依然坚持步行。行军中，为了照顾正在发烧生病的饲养员，董必武把马让给饲养员骑，自己边牵马边手拿木棍拨草探路前进。在一个斜坡外，下面是悬崖，马不肯走。他使劲一拉，马突然朝前一跑，他连人带马滚下坡去，幸好被坡下的小树挡住才躲过一险。

途中住宿，警卫人员考虑董必武年纪大了，总是安排他住相对好一点儿的房子，但董必武坚决不允许，每次都主动住在最破旧的房子里。为此他每次到驻地，都先要察看同志们的住处，一是看大家住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二是看自己住的是不是比别人的好。如果发现比别人的好，他就毫不犹豫地搬到差的房子中去住。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董必武是拄着棍子自己步行走过来的。

1935 年，董必武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党校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等几个人在一个屋子办公。作为校长，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张桌子，可以自己睡一张床铺的，但董必武坚持和教务处长共用一个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和学员吃一样的伙食。他处处以身作则，给党校学员树立了好榜样。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调他去做统战工作。做这个工作，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打交道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衣服光鲜，脚穿皮鞋或者马靴，吃饭七八个菜，有酒有肉，出入有卫兵前呼后拥，气派得很。董必武却只身穿打着补丁的旧军装，穿着补了又补的旧布鞋和他们打交道。他不卑不亢，有一种沉稳、大气的风度。谈完事，董必武起身就走，从不吃国民党上层高官的请，而是回去和同志们一起吃窝窝头就咸菜。有工作人员提出，董必武和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虽然衣着不与他们一样光鲜，但也应该穿八路军的新衣裳，不应该穿打补丁的衣服，这样显得我们太寒酸。董必武坚定地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比的是什么？是比谁革命，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抗日坚决，比谁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而不是比谁阔气。现在延安条件艰苦，要想到前方战士，想到被日寇占领的地方人民逃荒要饭，不能多花一分钱。”

后来，董必武调至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当年生活十分艰苦，八路军办事处每个人的伙食费一个月只有3元法币。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到这里的同志们吃得非常差，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比延安还差。

由于生活费用少，重庆物价经常波动，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常生活往往难以为继。为了节约用度，保证中共南方局的正常运转，组织决定由董必武兼管后勤方面的工作。董必武身负很多重任，工作千头万绪，每天都忙得很，但他对于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管理和监督得非常严。他自己带头勤俭节约，决不多花一分钱。他对办伙食的同志提出了一个要求：既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经济方面的开支要认真记账，每个月算一次账，决不能透支。办伙食的同志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做了。每个月的开支账，董必武都要核查。有一个月，董必武在核查月底伙食费账目时，发现多支出了6角钱。董必武因为这件事十分自责，他说：“我们党的经费，每一分钱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决不能浪费一分钱。”董必武提出自己要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有同志劝道：“多开支6角钱，也不是你支出的，下次补回来就是了，就不要在大会上检查了。”董必武说：“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责任在我，正人先正己。”他坚持在大会上检查。他不仅在大会上检查了，还亲笔给党中央写了检讨信。1985 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和他们回忆起这件事，万分感慨地说：“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为了改善在重庆红岩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按照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让中共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负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拟订这个生活津贴费名单时，周恩来和董必武二人主动要求不把自己列入其中，他们的开支标准和普通干部一样，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菜。

1957年，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组织安排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一个昔日王府里，住房多，院子大，冬季单独烧锅炉取暖，很舒服，家人高兴。按照中央警卫规定，中央警卫局安排一个排住在那里担负警卫任务。董必武上班乘车，汽车要走很远的路。但过了不长时间，董必武却要求搬到当时中南海较为窄旧的房子去住。董必武的考虑是：原来的房子离最高法院很远，每天上班不方便，还需要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自己上班乘车要耗费不少汽油。到中南海住得是窄一些，但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不用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了，不用单独安排一个警卫排了，也不需要单独烧锅炉取暖了。他把这个想法和身边工作人员说后，身边工作人员深为董老的廉洁自律精神所感。他的子女也从中学到了他的好品格。

1964 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5 月8 日去麻城重访他过去教学的地方。当地有一个农场生产龟山茶，有一点儿名气。农场领导同志请董必武去看看，还请他为这个茶叶题名。董必武没有推辞，题写了“龟山茶”三个字。临走时，这个农场工作人员送他两斤龟山茶，董必武马上叫秘书照价付款8 元。农场领导说：“这是送给您的，不要钱！”董必武说：“我收下茶叶，是收下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我必须照价付款，如果不收钱，我就不要茶了。”董必武走时坚决把钱留下。

董必武外出视察，总是坚持吃普通干部的伙食。1964 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吃午饭时，部队上了名菜名酒招待他。董必武走进餐厅一看，立即回到自己休息的房间，拒绝吃饭。他对秘书说：“中央对干部视察吃饭有明文规定，为什么上这么多的酒菜？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饭我就不吃了。”秘书把董必武的意见告诉了海军基地的领导。他们去向董必武解释说：“那是不花钱的。我们有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战士们在进行潜水训练时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带一点海味来改善生活。这不算是浪费。”董必武听后表示：“战士们自己捞的，自己改善生活我不反对，但作为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战士自己改善生活与给领导干部摆宴席是两回事。如果都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我不能吃。”海军基地领导把名酒和名菜撤走，只留下干部视察工作餐标准的饭菜，董必武才吃了这顿便饭。

1972 年冬，董必武患感冒住院。中央考虑南方气候对董必武治病好一点儿，就批准他去广州疗养治病。中办准备安排飞机送他去广州，但董必武却坚持坐火车去。别人担心他年纪大，坐火车时间太长，身体受不了，劝他坐飞机去。董必武给劝他的人算了一笔账：坐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飞机还要飞回来，要用很多油，花不少钱。坐火车就能省很多钱。我去治病，要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他坚持坐火车去了广州，治病后，也是乘坐火车回来的。

任劳任怨，不谋私利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党内资历是很老的，但他从来不摆“老资格”,不争地位、不争名誉。党组织让他干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他总以“配角”“跑龙套的”自居, 一生任劳任怨。他总是用“人民公仆”“老黄牛”自勉，并按照“人民公仆”和“老黄牛”的标准，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董必武还曾把自己比作“一匹劣马”，对党给他的职务感到惭愧。他曾多次向组织提出请求，要求取消他的专车、专职秘书，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维持正常工作就行，要减到最少。

董必武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格要求亲友、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行为。董必武一生中，也从没有为自己的亲属、子女办一件私事。过去人们对于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子女和亲属的事很少了解。直到董必武逝世后，2016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董必武家书》，人们才从书中收入的董必武68封书信中，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家乡的亲属得知董必武在中央当了“大官”，有的亲属就给他写信，想通过董必武的关系，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和待遇。董必武在回信中总是对他们讲：要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1950年，董必武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来信，流露出想“进步”的意思。这年5月8日,董必武给他回信，要求他“好好学习革命的思想和作风,简单一句话就是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1952年6月21日,他再次给董献之写信时又要求他:“合作社是直接服务于人民的群众组织,这个工作不仅对你说来是新的,对我们全体说来也是新的。因此,你应当努力耐心学习,掌握政策,练习业务,都很要紧。”董献之听了董必武的话，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

董必武的堂弟董贤煦在大革命时期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到崇阳县农村务农为生，和董必武失去了联系。按理说，他也是早期参加过革命的人，可以得到一些照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搞建设，各方面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1951年初，董贤煦给董必武写信，要求董必武把他安排到北京工作。这年2月13日,董必武给这位堂弟回信如下:

贤煦弟：

元月13日信早收到，谢谢你的惦念！

弟努力生产、帮助政府收粮，均获成绩，得到奖励很好。农村在土改后需要建设的工作很多，乡村人民代表会议要开好，要组织乡村人民政府，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要蓄水积肥，要耘草除虫，要植树蓄林，要组织好合作社……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解放。假使我上面写的许多事情在农村办不好，革命果实农民就不完全享受得到。

你现在农村居住，能识字，要好好地帮助当地人民完成上级所号召的任务。弟努（力）生产，可争取做一个模范。不要抛弃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目前来北京没有必要。我今年虽满六十五岁，还能为人民服务做些事。你努力生产，当地人民知道你、信服你，政府也信任你，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样。

专此

即问近好！

必武二月十三日

董贤煦听了董必武的话，安心在农村务农。1954年董贤煦家乡遭受水灾，他自己又生病了，想求董必武帮助，便于当年10月两次写信给董必武，要求通过董必武的关系得到一笔贷款。董必武生病，不能亲笔写回信，便于10月24日请秘书代笔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十月二日和十四日的信都收到了。你身体多病，要长期休养。

今年我们国家遭受水灾，政府拨了不少粮款物资救济，但受灾面积大、人口多，每一灾民得自政府的救济毕竟有限，主要是靠自己努力生产渡过灾荒。

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是帮助生产，比如为农业生产缺乏种子、耕具等请求贷款，银行一定会考虑，这样的事用不着我介绍。至于贷款作别用，我介绍也不生效。

请你注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

为了救你之急，在我生活费里拨二十万元（第一套人民币，约合第二套人民币20元——笔者注）给你用。这点当然不能解决你当前的困难，但我又有什么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你呢？请还是在互助组内多想点办法吧！

董必武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有远大理想，要有奋斗精神，无论是从文还是从武，都要有真本领。“立大志、树雄心,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1963年1月28日还专门写了首《字三子》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如鹏飞有意,标指向天津”。同时董必武更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权，而是脚踏实地，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努力工作。他的大儿子读大学时，在校内报名申请长期下放，之后写信报告父母并征求意见。董必武立即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他在信中说：“你希望我们提意见，我同意你报名愿意下放，也同意你自愿下放到的地方。如果再要问还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就是领导上决定下放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就愉快地踊跃地到什么地方去。”

1969 年春天，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当时董必武已经年近84岁了，按照规定，他的小儿子可以留在北京安排工作以便照顾董老，但董必武却坚决要求小儿子下乡插队。董良翮听爸爸的话，主动报名下乡，到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小儿子临行前，董必武专门和他谈话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还专门给他题词，嘱咐他：到农村去要努力生产，要作一个好农民。董良翮到河北晋县农村去插队，一干就是8年，很少回北京。董良翮所在生产大队的同志到北京出差，董必武为了了解董良翮的情况，还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专门问董良翮在农村的缺点，以便对他及时帮助。他还对这些公社、大队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董必武在给董良翮的信中一再嘱咐他努力生产，向农民学习。董良翮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在农村表现非常出色，于1970年12月加入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得知后，很高兴，但仍然写信告诫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必武还想让董良翮的儿子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他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1975 年初，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照顾父亲，但董必武却说：“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董必武临终前对于如何安排董良翮的事，专门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不是北京的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董必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他在西柏坡工作时，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会议。当地老百姓织的布很好。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拿出几匹布送给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1954 年，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每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董必武得知后严肃地说：“这些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我们这次出国已经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党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执政了，更要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大家听后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他还不止一次教导身边工作的同志，用“是否把革命的需要看成是个人的需要，是否全不考虑个人得失”当作一把尺子，来检验自己是否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董必武常常勉励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抓紧学习，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三至五 页书。同时，还对他们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

“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爱好书法的董必武经常写这样8个字“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8个字是董必武的自励，也体现了他一生俭朴的习惯。

董必武参加长征时，自己亲自背着一个厚帆布做的马褡子。这里边除了装着他喜欢读的书，以及他换洗的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外，还装进一些他捡来的破布、棕片，还有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他用来补衣修鞋。他用这些东西做成特制的草鞋，省下部队发的草鞋给别人用。别人问起时，他说：“这些东西都有用，把棕片拿布带一绑，就可以穿着它继续行军了。”同志们称之为董老的“万宝囊”，他欣然接受。董必武把这个“万宝囊”带到延安，又带到北京。他也一直保持着捡旧东西装进“万宝囊”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万宝囊”仍保存在家中。直到董必武逝世后，他的家人才把这个边角泛黄、布满灰渍的“万宝囊”捐献给湖北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

在延安时期，董必武为了工作方便，只花一元钱买了一块旧怀表。这块怀表走得不很准，但董必武却一直用着，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

董必武喜欢作诗，但他作诗从来不用公家的纸，而是写在各种形状的废纸、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上。他从1939年到1975年共写诗1300余首。这些诗都是他亲笔写在上述废弃的纸张上的。

董必武爱好书法，字也写得好。但除了个别时候给一些单位的正规题词外，他从来不用白纸、宣纸写书法，都是在旧报纸上写。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不扔，自己动手修理一下照样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扔掉不能再用的旧笔时，董必武说：“一支笔，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节约一点，加到一起就不是小数字了。大家都要爱惜社会财富呀。”

董必武用度十分节俭。牙膏直用到挤不出来了才扔，一个脸盆用了几十年。他常年穿布鞋，鞋底磨薄了，就加一层。毛巾破了洞，补一下继续用。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董必武不仅自己节俭，还教育子女养成节俭的习惯。他的孩子们上学后，从小学到大学，家里除了给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以及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外，从来不给其它零钱和零食、消耗品。他的儿子到外地读书，董必武只给学费、伙食费和其它一点儿必要的钱，但要求用钱必须记账。董必武给子女们讲这样的道理：养成记账的习惯，你将来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虽然职务越来越高，但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习惯。他进城后，由于出国访问而做过一件长呢大衣，此外再没有做过其它大衣，只有这件大衣一直伴随董必武，直到他与世长辞。

原载：《世纪风采》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