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担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职责，至1938年12月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进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号”复刊，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四开四版，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号。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出版

　　《新中华报》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用纸是延安振华造纸厂生产的马兰纸，印刷所用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油矿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并由中央印刷厂承印，最高生产量“每月约排一百九十万字，到一九四一年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万字，印张三百二十令”。发行工作先后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收发科、光华书店、新华书店负责，发行范围覆盖陕甘宁边区23个县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部分国统区、敌伪区，在海外一些地区也能看到《新中华报》的身影。

　　《新中华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1939年改版后的几期时间内，该报的编辑是在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内完成。随后，编辑部迁至杨家岭，1941年5月，再次迁回清凉山。初始时，编辑只有向仲华一人，既是《新中华报》社社长，也是该报编辑，“还要自己校对，早先还得兼管发行名单……遇到警报，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头躲警报，坐在地上编稿子”，至1937年9月，该报改为铅印时才调来一个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华报》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成为传播国内外重要消息的号角。

　　之后，编辑人员增至四五人，有向仲华、秦芙、柳风、柳毅、辛平，后陆续又从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陕北公学等处调进10多名工作人员，充实了该报的编采力量。艾思奇、柯仲平主编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苓、唐起、黄药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曾为副刊写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题词、讲话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先后由李初犁、曹若茗担任主编。郁文、王辑、张映吾、叶澜、于敏、刘力夫、吴一摼等为该报编写人员。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岗、朱德、陈伯达、寒冰、周扬、丁玲、胡考等，荟萃了中央领导层、延安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等多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色

　　《新中华报》拥有大量的通讯员。193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的边区通讯网问题的通知》指出：“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须由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之同志担任《新中华报》通讯员。”同时，也有专人负责组织边区各地工农通讯员为该报写稿，曾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缪海棱就多次“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当前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1940年6月，《新中华报》参加了边区新闻业务刊物《通讯》的编委会，进一步提升了该报通讯员的思想修养和采访写作水平，增强了《新中华报》新闻报道的规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华报》改版之前,版面多有变化，初期为两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后，定型为四版，逢纪念日还会有增版。第一版有大量针对国内、国际、边区热点事件的“社论”“短评”，以及“国际新闻”“抗日消息”“前线抗战捷报”“要闻简报”“战局一览”“五日国际”“五日时事鲜剖”，主要内容有反映日军侵华和日本国内动态，介绍抗日战争战况，报道国共两党军队抗战战绩，分析国际政治、战争形势。

　　第二版载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战地速写”“战地通讯”“老实话”“五日延安”“边区短讯”“小评”“来件”等栏目，该版内容较杂，分类不定，有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有对边区民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为边区内部消息，有“陕甘消息”“特载”“老实话”“边区短讯”“延安短讯”“读者来信”等栏目，重点突出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发展状态，展现边区各项建设成果。

　　第四版为副刊，先后开辟有“青年呼声”“教育”“工人之路”“特区工人”“特区文艺”“边区文艺”“边区文化”“国防教育”“动员”“经济建设”栏目，“青年呼声”则最具特色，每期的报头字体均不一样，吸引了青年儿童的关注。

　　“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新中华报》改版以后，“政治责任更加严重了”，表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将表现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将表现在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泛的表扬，将表现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的介绍，将表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华报》除延续前期的办报风格外，报道内容逐步增多，社论、代论、专论、短评、时评、专载、转载、特载、通讯、特写、专访、三日国际、三日战况、国际简报、国内要闻、边区消息、边区生活、党内批评、批评与建议、读者信箱等栏目诸多，其他如选举运动、宪政运动、生产运动、救国公粮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新文字运动、学习运动、守时运动、防疫运动等特色栏目，皆见诸报端，栏目设置相对固定。

　　《新中华报》的中缝，内容丰富。物价变动、卫生科普、代购代邮、寻人访问、失物招领、离婚声明、鸣谢启事、遗失声明等均时常刊发。此外，售书售物、餐饮住宿、储蓄收购、金融借贷等广告也可在中缝找到踪影。这不仅便利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使该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新中华报》每个版面的两侧皆刊有标语口号，以呼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心工作。为推广新文字运动，该报的报头既有汉字书写的“新中华报”，也写有新文字“Sin ZhungXua Bao”，表明该报对新文字身体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学习者对报纸的关注。

　　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为“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新中华报》的“好”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紧随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表现在形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大众性，更体现在读者群体的广泛性、报纸与读者联系的密切性。

　　《新中华报》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文件、规定、指示、条例、纲领、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著述，刊发新闻评论，创办各类副刊、开设多种栏目，报道典型事例，并综合运用歌曲歌谣、诗歌诗词、标语口号、漫画木刻画、戏剧话剧、谜语秧歌等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并解读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版面设置多样且趣味性、可读性较强，数量颇多的“声明”“探访”等，又为该报增加了浓厚的人情味，新闻报道简单直白，贴近群众生活，符合边区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因而，读者覆盖广泛，党政军民学皆以阅读该报作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种习惯，说明读者对该报的关注度较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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