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中央党校

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一位重要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从1933年1月走进中央苏区到1942年初离开延安，张闻天与中央党校有8年多的密切关系，对中央党校乃至党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二任校长

1933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局决定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任弼时调任中央局代表兼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张闻天接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并任职至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

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活动主要是三个方面：发表学术讲演、讲课和编写教材。

1933年4月9日上午9时，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发表第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在演讲结束时，由张闻天提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4月14日《红色中华》第六十九期曾报道该会成立的经过、宗旨、入会手续，宣布该会除研究理论与实际问题外，并经常举行学术讲演。这年11月，张闻天担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和中国革命问题组的指导员。12月3日，张闻天在党校俱乐部发表了第二次讲演。

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各门课程主要由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负责人讲授。张闻天任校长之后，亲自为学校四月班（即学制4个月的普通班）制定教学计划，并出面邀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讲课，比如请刘少奇讲授了“工会工作的理论及实践”。他自己则给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1934年1月，张闻天的讲稿《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苏区中央局发行部发行，中革军委会印刷所印制。全书8万字，分两讲，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讲“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初版印行1万册。1934年3月，又由中共闽北分区委翻印，并对文字作了校订。当年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的中央负责人很多，大多给学员发过讲稿，比如朱德的《游击战争》和李维汉的《党的建设》，但成书出版的只有张闻天一人。

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35年2月上旬，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从此时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闻天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事关中央党校发展的重要事项，如复校、干部任免、招生原则、校址搬迁、教学内容、师生待遇等，皆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1935年11月下旬，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党校，并改称中央党校。12月10日左右中央党校正式开学。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陕北的学员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初到陕北那段艰苦动荡的日子里，中央党校按党中央指示先后由瓦窑堡转移至保安，又转移至定边。1936年12月29日，张闻天在致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写道：党校必须扩大，招收白区同志来训练后再派出去工作；党校与中央皆开往延安城。1937年1月27日，张闻天给驻定边的二十九军发电报，催促党校若尚未移动，望转告即移延安。28日校长董必武即带了几个人动身往延安打前站。29日教务主任成仿吾带领全校师生300余人离开定边，于2月10日农历除夕之夜到达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新校址。

中央党校迁驻桥儿沟的第7天，2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工作。董必武校长报告党校目前状况。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对中央党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生活待遇，以及现有学员的安排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其适应和推动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他指出：党校任务应完全改变，最低要造就县委书记，培养干部的重点要放在培养白区干部上面。因此，课程、教材要完全改造，过去的都不适用，应重新讨论一次。党校的待遇要改善，教员、学生津贴可比红大稍低些。房屋等照需要开预算。党校应靠近中央。董必武当即表示照张闻天意见执行。3月初，中央党校新学期开学，学员构成更丰富了，编班方式也有所改变。

1938年1月，张闻天曾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党校工作。1月4日的会议讨论了教员、教材、课程和各门课程研究室指导人。按照会议决定，中央党校成立了各学科研究室，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化。

在1月30日的会议上，李维汉校长报告了党校的工作状况。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党校工作的成绩和现状，强调党校的干部要加强，教员班更要加强，要造成一座大熔炉来熔炼这些新干部。今后必须使党校干部安心地学习与教书，要保证好的教员不经常调动，教员的质量要重新审查。党校的会议要减少些，要注意学员的健康，党校的生活可以改善些，伙食改为七分，津贴也增加一些。中央各方面的负责人尽可能地请到党校作报告，各种书籍党校须多发一些。

从这些简单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张闻天对中央党校的关心非常具体，对教员和学员非常爱护，把党校比喻为“大熔炉”也是他的创造。

促进党校教育事业发展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实际已离开了党内负总责的岗位，主要履行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责。为执行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设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1940年6月，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后来又再改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仍为张闻天。这期间，不少对干部教育和党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或者由他亲自起草的。

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文件规定了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中级课程、高级课程，以及时事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将这些课程作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课程的一般标准；决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和“轮流征调干部”入党校学习的制度。这个文件的发布和实施，对提高党内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党校在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文件共16条，规定了党校的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党性考察的方法以及发挥民主作风的原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阐述党校教育工作的文件。张闻天曾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时正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这个文件是他多年办学经验的总结。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中央党校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决定。这些决定的出台凝聚着张闻天的心血。他亲自起草了这些重要文件，并至少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按照文件中关于“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的决定，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大批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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