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提名人选中的河北人

　　王占山。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2020年9月，蓝天野在北京人艺排练厅拿着话剧《家》的剧本。新华社发（史春阳摄）

　　李宏塔和李大钊雕像合照。 （李大钊纪念馆供图）

　　辛育龄（右）在指导博士生的实验工作。（图片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阅读提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

　　在日前公示的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共有5名河北籍党员在列。

　　除了公示出的简要个人信息，这些河北籍党员还有哪些故事？在他们身上我们又能看到怎样的精神？本报对此进行了梳理，以期让读者对他们有更多了解。

　　不怕牺牲 勇于担当

　　“人在阵地在，决不退一步！”

　　1953年7月，朝鲜战场“408.1”高地，在敌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下，河北丰南籍干部、志愿军第54军135师404团3营7连3排排长王占山，组织76名战士吼出了这样的誓言。

　　当时，王占山所在团正奉命在朝鲜金城前线阻击“联合国军”的疯狂反扑，敌军在飞机大炮等掩护下，向高地和周边阵地进行连续猛烈攻击，王占山和战友们浴血奋战坚决阻击，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连续作战使连队伤亡很重，阵地上只剩下王占山1名干部和76名战士。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浴血奋战，王占山带领战友们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敌人30余次进攻。直到志愿军486团来换防时，整个阵地仅剩下10人。当时，王占山已多处负伤，刚下战场就昏倒在地。

　　王占山生于1929年12月，唐山丰南人，一生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斗，身体38处受伤，先后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金城巨里室北山“408.1”高地阻击战中“死而复生”的战斗经历。

　　王占山1948年8月入党，当时党龄尚不足5年，但当战斗进行至最危急的时刻，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充分彰显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战后，王占山荣立一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朝鲜战场上，正是无数这样的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及关头豁得出去，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

　　不仅是抗美援朝，从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时时处在严酷斗争环境之中，献身革命、不怕牺牲，这是一个人加入党组织就必须具有的思想基础，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内化而成的一种行为自觉。

　　在5名河北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河北魏县人郭瑞祥在战场上同样表现出过硬的政治素质。

　　郭瑞祥1920年12月生，16岁投身革命，17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冀南战斗、反扫荡战役、肖渠战斗、曹县东南反顽战役等，作战英勇。解放战争时期，在情况非常危急、部队成分不纯的情况下，他及时整顿健全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有效挽救危局。

　　公示资料显示，郭瑞祥离休后生活简朴，始终保持红军的政治本色。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战场上，王占山和郭瑞祥用血战到底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奉献和担当，在隐蔽战线上，著名演员、导演蓝天野则用一件件安全送达的物资和文件，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

　　蓝天野，1927年生于河北饶阳。1945年9月，蓝天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蓝天野只有18岁，而他的入党介绍人则是自己的姐姐石梅。

　　当时，石梅为了迎接抗战胜利而回到北平，在中共华北局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工作，任务是在大城市发展地下党的力量。

　　因为从小生活在沦陷区，蓝天野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受自身经历和姐姐的影响，蓝天野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姐姐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的信息并记录，蓝天野则负责刻蜡版、油印宣传资料。

　　除了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蓝天野还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发一直骑到西山，把沦陷区的物资和文件送给解放区的同志，又从那里拿回给北平地下党工作人员的各种物资。

　　虽然从事的都是高风险工作，但相比危险，蓝天野感到遗憾的，却是那时候自己还小，不能为党做太多的工作。

　　苦干实干 精益求精

　　在5名河北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有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百岁医生。

　　他，就是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

　　1921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他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1937年，年仅16岁的辛育龄参加了冀中人民自卫军。1938年5月，辛育龄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的卫生员，后又被分配到制药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开展中国首例肺移植、承担20余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国家和部省市科技成果进步奖18次……从医生涯中，辛育龄挽救生命无数，科研成果等身。

　　“党让我去学习科学技术，我将一辈子安心于科学技术工作，并要为党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斗终生。”辛育龄曾这样说。

　　上世纪50年代初结核病流行，但彼时应用肺切除手术治疗还有很大阻力，不少重症肺结核病人因咳血窒息而死亡。

　　辛育龄同麻醉医师研究后，创新采用双腔插管麻醉法保障手术安全，成功治疗了两百多例患者。上世纪60年代，他又研究创立支气管残端黏膜外层缝合法，将残端瘘发生率降到0.4%，基本避免了这种致命的手术并发症。

　　解决一两个医学难题，并没有让辛育龄感到满足。从1958年到1980年，辛育龄牵头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40多个医院建立了胸外科。

　　为了解决难题，辛育龄甚至还在自己身上做起了实验。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针刺麻醉。辛育龄就在针麻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又用镊子夹自己的皮肤，相继用仪器测痛阈，为筛选适合针麻手术的病例做比较。

　　胸部手术需扎16针，由4个大夫在术中不停地捻动。为了简化操作，辛育龄运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年，辛育龄成功主刀首例运用一根针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此后用针刺麻醉做了1400多例肺切除，成功率高达98%，令国内外同行赞叹不已。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要求参观这一手术。针刺麻醉推动了我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辛育龄用苦干实干的精神作风，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而在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行业，蓝天野同样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戏剧是蓝天野一生钟爱的事业，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最爱的是绘画，走上戏剧这一行其实是为了做好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北平成为国统区，为了在戏剧战线上扩大党的影响，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正是党支部的一员。按照党的工作安排，蓝天野无怨无悔地开始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就连蓝天野这个名字也是听党的话改的。1948年秋天，从北京转移到解放区的路上，为了安全，组织上临时要求改名字，他就从原名王润森改名为蓝天野，并一直用了下来。

　　从绘画“跨界”到表演，工作内容和要求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

　　但蓝天野的“跨界”却异常成功。他在《茶馆》中所饰演的秦仲义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他先后执导了《山村新人》《救救她》《故都春晓》《家》《吴王金戈越王剑》等十余部话剧。

　　从绘画到戏剧，看似“无缝衔接”的背后，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信念。

　　蓝天野曾有一本积累了数十年的珍贵集子，里面收藏了上千张各式各样的人物画像。“有的是照片，有的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有的是我自己画的素描速写。”蓝天野通过积攒各种人物画像，去揣摩画中人的内心，从中获取演戏的灵感。

　　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已经阔别话剧舞台19年、84岁高龄的他加盟剧组，重排献礼剧目《家》。他说：“这么多年没登台了，当时心里的确有些忐忑，但只要剧院需要，我就要发好光和热。”他在排练中不慎摔伤，手指骨折，起身后的第一句话是：“对不住大家，让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他仍带伤坚持出现在排练现场。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94岁的蓝天野今年还将为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剧场再执导一部新戏，他还在用自己的努力，在戏剧舞台上发光发热。

　　不忘初心 一心为民

　　在此次公布的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72岁的“红色后代”李宏塔颇为引人关注。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他的父亲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

　　成长于革命家庭的李宏塔，曾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但无论身居何位，他始终按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1987年，李宏塔调到民政部门工作。在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在民政系统工作18年，李宏塔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每次下乡，他都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到群众中听心声。

　　曾经有一位领导问李宏塔：“老李，你是怎么摸到村里的呢？”李宏塔只是笑笑。原来，农村里一般都有不少狗，外人一进村，狗往往先叫起来，村里人马上就知道了。想暗访，很难。

　　李宏塔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每次，他都先让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停下，然后瞅准机会，直接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情况，请他们来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叫。

　　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都是李宏塔经常去的地方。因为调研深入，他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提交了多份提案。

　　“父亲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李宏塔说，相比祖父，父亲李葆华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

　　1987年，李宏塔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可他从未给自己分过一套房子，一直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

　　“分房机会不是没有，但需要房子的人很多，很多人家庭条件确实不好。跟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

　　2018年一退休，李宏塔就加入了中华慈善总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为人民服务，是李宏塔谨记于心的“家训”，也是辛育龄始终遵守的信条。

　　辛育龄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这缘于他的仁心仁术，也缘于他与白求恩大夫的一段机缘。

　　抗战之初，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十几岁的辛育龄被抽调去冀中军区卫生部学医。1939年，他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在与白求恩接触的日子里，他亲身感受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辛育龄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手术队赴前沿阵地，同志们劝他：“离敌人太近了，危险！”白求恩大夫却说，距阵地愈近，愈能多救些伤员。简陋的手术室外炮火连天，手术室内白求恩从容镇定地救治伤员，令辛育龄感佩于心。

　　白求恩光荣牺牲后，辛育龄始终没有忘记白求恩的启蒙和教诲。白求恩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年过八旬之后，辛育龄仍坚持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辛育龄说：“病人是我们学习的源泉。医生为病人服务，也从服务中学习。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情，看病是我最大的乐趣。”

　　“病人要紧”是辛育龄的口头禅。每次开胸之后，辛育龄的动作都极其轻柔。他还提醒，胸腔镜手术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轻柔，能不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为了减轻病人负担，他长期坚持出诊不设特需专家号，只设普通专家号。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不仅千方百计节约费用，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病人。救治危重病人，他可以在手术室坚守七八个小时，术后彻夜不眠，亲自守护。他敢于承担风险，对于那些病情复杂又做过多次手术失败的病人，甘愿主动承担风险，尽量救治。

　　有些危重、难治的病人被其他医院放弃治疗，却因辛育龄尽力收治和精心照料获得了新生。

　　1996年，辛育龄到天津讲学时，一个右脸高高肿起、大血管瘤垂出口外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14岁的女孩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

　　他动员多科室专家组成协作组，精心准备这台高难度手术。女孩十天内三进手术室，手术终获成功。术后，辛育龄对女孩悉心照顾。最终，女孩回到了课堂，还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在辛育龄女儿辛晓梅印象里，父亲是个不顾家的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报酬、不计代价为病人服务。”

　　同事们说，节假日、公休日总能在办公室看到辛育龄；直到90多岁，他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如今他虽在卧榻，依旧牵念着医院的发展和后辈的成长。

　　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不懈追求，对群众充满深情……在离开白求恩的日子里，辛育龄传承着白求恩精神，也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初心。（记者 周聪聪 赵泽众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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