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张全景访谈录

　　张全景，1931年12月生，山东德州人。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本篇访谈主要谈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恩著作的情况，以及选树先进典型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

　　采访组：您2007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习马恩著作》的文章。请谈谈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张全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从诞生起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列主义，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途径。

　　出版与传播马恩著作是我们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党成立之前，国内已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将马恩著作翻译或介绍到中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在1920年春油印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德文译本。毛主席回忆说他1920年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读了《共产党宣言》，应该是这个版本。

　　在马恩译著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值得称道。1919年冬，陈望道根据英、日文版开始翻译。他翻译很投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的故事。《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第一版印了1000册，销售一空，9月又重印1000册，很多人依然买不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恩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1921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开始重印《共产党宣言》，截至1926年5月，就印行了17版。革命成功后，毛主席、周恩来还多次过问《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找到没有。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问起陈望道《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感叹道：“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幸运的是，这一年在山东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本《宣言》捐了出来，而这本《宣言》正是周恩来要找的首译版。

　　当时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计划以“马克思全书”形式出版马恩著作，让党员和进步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但由于反动势力迫害和条件限制，未能完全实现。到1923年11月，我们党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出版机构——上海书店，专门出版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还在各地建立发行机构，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我们党即便在大革命失败，转入低潮时依然翻译出版马恩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个全译本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就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翻译出版的，影响很大。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也千方百计印刷马列著作，瑞金就曾用木版印刷《共产党宣言》，有的苏区干部一字一句地抄写马列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谱写了光辉一页。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为满足学习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创立了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马恩著作。1938年5月又成立马列学院，内设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人才，在张闻天亲自组织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党内文献。除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宣言》，以及《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思想方法论》等，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据统计，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有30多种，内容更加广泛。此外，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界，在国统区和敌占区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翻印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著作，还翻译出版了一些新译本。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上海出版。当时印刷了约3000册，尽管遭到限制和阻挠，仍有大量运到了大后方和根据地，后又几经重印。《资本论》的出版，对于宣传革命理论、启发人民觉悟、推动革命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马恩著作的翻译出版仍在继续，发行量也迅速增加。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74年39卷本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出齐。从1977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又将马恩早期著作、读书笔记和手稿，特别是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手稿，作为《全集》的补卷出版，到1983年11册补卷也全部出齐。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大量著作和书信基本上已译成中文。在此期间，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资本论》等专著。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编译局总结数十年来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丰富经验，吸收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经党中央批准，开始重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力求使译文更准确、考证更严谨、资料更翔实、语言更流畅。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注重马恩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宣传，不仅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成必修课，而且在其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采访组：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重视学习马恩著作的？

　　张全景：我们党有个优良传统，只要有机会就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尤其重视对马恩著作的学习。建党初期和战争年代，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进步书刊。即便在白色恐怖下，仍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如饥似渴地学习，有些被捕的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还坚持学习。特别是延安时期，我们党抓住这个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当时出版了“马恩丛书”12种和《列宁选集》。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专门成立“总学委”，由毛泽东负总责。各系统、各部门也建立了学习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中央高级干部曾划为10个学习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第一组组长。各单位和同志之间还开展了学习竞赛。大家晚上在窑洞里或认真读书，或专心听讲，或热烈讨论，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据延安时期参加翻译“马恩丛书”的同志回忆，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马恩著作的热情很高，有时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再送第三个看，你传我送，现在还能在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的扉页上，看到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的字样。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大家很注意学习，凡是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可以说无一不读，而且是争先恐后。

　　抗日战争后期，面对新的革命形势，毛主席再次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马列著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学习马列12本书，毛主席还亲自加了“干部必读”4个字，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篇完整的马恩著作，还有他亲自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学习马列著作进入新阶段。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普遍建立，学习形式丰富多样，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在全党全国掀起了高潮。1957年4月，中央宣传部按照中央要求，选编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有关论述。1963年5月，党中央指示党内高级干部要学好马恩列斯著作。为此，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即通常所说的“三十本书”。这“三十本书”是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为便于高级干部学习，他还要求印了1万至3万册大字本，并专门写信给中宣部领导同志，嘱咐大字本书封面不要用硬纸，篇幅大的书要分装成十册八册，中等的也要分装为几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分装为三册），使每本减轻重量，方便大家尤其是老同志阅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规定要读6本马列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政治建设，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从未中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执政党，任何时候都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列著作，不断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采访组：1995年6月，中组部从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中遴选表彰了100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张全景：“郡县治，天下安”。自古以来，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地方吏治工作，考核地方县令的政绩。同样，我们党也十分重视县委书记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对县委书记的职能和作用给出了清晰定位。他指出，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遴选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是在1995年6月，当时从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中遴选出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100人，作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加以表彰。这项工作是按照中央要求组织实施，由我具体经手的。26年前的这次遴选和表彰，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那时，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是围绕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着力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在1994年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正值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对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专门作出决定。当时中组部想通过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其中，思想建设方面的措施之一就是树立一批先进典型，使广大干部学有榜样；制度建设方面就是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1995年中央正式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中组部表彰了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他们的群像所体现的是锐意改革、公道正派、敢于创新、德才兼备，以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优秀品质。

　　这一批县委书记遴选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干部年轻化，这是当时的主要改革方向。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在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任务上要有新突破。1995年1月，党中央印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提出“坚决抛弃论资排辈、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选人等妨碍识别和使用优秀年轻干部的种种陈旧观念和偏见”，形成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干部组成的梯次结构，年轻干部所占比例要有较大提高，保证有一批30多岁、40多岁的优秀年轻干部能及时选拔进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县委书记能发展当地经济，开创工作新局面。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刚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求领导干部能够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26年过去了，那一批受到表彰的100名县委书记，如今在哪里？整体来讲，这一批干部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然也有人没经受住诱惑，忘掉了初心，干着干着就掉队了。这也再次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采访组：您做组织工作期间很注重选树和宣传先进典型，请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张全景：做组织干部工作要善于抓典型，因为一抓典型，干部就活起来了，就有了标准榜样，工作就有了斗志，有了比较，引导他们对标先进、查找不足，在干部中形成“比学赶超”干事创业的氛围。这是我这些年的体会。

　　像孔繁森同志，他是山东省进藏工作的干部，两次进西藏，加上留任，算是3次援藏。其中，两次进藏都是我直接送去的。他每次从西藏回来，都会去我那坐一坐，兴致勃勃地讲西藏的建设和发展，讲西藏的过去和未来，讲西藏的风土人情，却从来不讲困难、不炫耀成绩，也从不提个人升迁和调动。他的许多动人事迹，是我从区党委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那里听到的。这种精神和品格令人钦佩！

　　当年，听到孔繁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是悲痛万分，彻夜难眠。孔繁森同志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学习。比如学习他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坚强党性，学习他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学习他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当然，面对典型不能仅停留在感动层面，更要付诸行动。

　　还有谷文昌同志。为什么要宣传谷文昌的事迹呢？有一年我去福建调研，有老同志给讲，你去漳州有没有去看谷文昌啊！说当地有一个民俗“先祭谷公，后祭祖宗”，讲了谷文昌如何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治风沙，如何打水井、建水库抗旱排涝，如何坚守14年把一个荒岛变成宝岛的，事迹很感人，这才算真正有所了解。后来我就去调研并且写了一篇文章《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于2003年2月21日头版发表，社会反响很好。当地凡是知道谷文昌的人，无不对他大加赞扬，称赞他是“东山翻身解放的带头人，幸福富裕的奠基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福建这片热土孕育了许多先进人物，谷文昌同志就是一个，我多次提到过他的事迹。他在东山县工作了十五年，带领全县人民拼搏奋战，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并建成了海上绿洲，使群众摆脱了世代逃荒要饭的苦日子，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

　　采访组：2019年4月，您还在《学习时报》发文《县委书记要像杨贵一样勇于担当》，提到了红旗渠和杨贵的故事。

　　张全景：红旗渠是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人民历时10年建造起来的一条人工天河，誉满华夏，是中国的一张名片。红旗渠的建设，从提出计划到勘察、设计、施工，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是最直接的领导者、组织者，人们称他是建设红旗渠的“旗手”。毛主席曾称赞他“治水很有一套”。当地群众说，“南有都江堰，北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充分说明杨贵在红旗渠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我曾经去过林县5次，对红旗渠和杨贵的感情很深。他是一位好同志、好党员，把入党的初心化作实际行动，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他去世后，林州市委和当地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缅怀他的功绩。

　　不管是孔繁森，还是谷文昌、杨贵等同志，还是受到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他们都是时代的典型和榜样，表彰、宣传和学习他们，有利于展示各个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学习、向先进看齐，积极投身改革发展伟大实践；有利于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毛主席说过：“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回望历史，抓典型教育是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党凝聚人心的重要法宝。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先进典型都承载着时代的主流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好的典型能起到带动示范作用，榜样的力量能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这也是组织干部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汇聚起各个时代榜样的力量，号召全党全社会见贤思齐、锐意进取，在各个时代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一批批的先进典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采访组成员：李军辉 储峰 陈思尹晓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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