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新时代学习和重温遵义会议精神，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遵义成为党和红军的“新方向”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党中央曾一度被“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所深刻影响。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军队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有了前四次“围剿”的失败经验，蒋介石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法，采取了“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方法，试图紧缩苏区，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此时，根据地军民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成功反“围剿”完全可能。但是，由于此时“左”倾错误在党内横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路线遭到“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排斥。面对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博古却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又将并不适合中国革命情况的正规战方法运用于反“围剿”的斗争中，反“围剿”斗争陷于被动境地，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地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之下，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之路。但在战略转移之初，受“左”倾错误影响的领导人却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在转移过程中遭受严重损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最终葬送了党中央领导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也将党和红军置于一个生与死的转折点。湘江之战的惨痛代价，惊醒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红军到哪去”的问题，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遵义成为党和红军的“新方向”。

1935年1月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通过决议，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从而摆脱博古和李德“包办”的情况。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其中，“军事战略问题”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深刻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研究了未来党和红军的出路问题，提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主张的正确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在不久后得到恢复。虽然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的问题，但却在紧急形势下解决了党和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领导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从此党的革命斗争有了正确的路线指引、坚强的领导核心。

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立足中国国情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使中国共产党在广袤的中国农村中站稳了脚跟。尤其是通过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通过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党逐渐积累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但是，由于“左”倾错误一度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等人一度受到排挤，其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主张也长期无法有效施行。遵义会议后，正确的革命路线逐渐得到贯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皑皑雪山、踏过泥泞草地，最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

实际上，遵义会议召开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长征途中，在中国共产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等人却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甚至最终走向党的反面。抗战初期，王明等人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反而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与领导，最后更是与党分道扬镳。这些都是生动的反面教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

延安时期，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成为摆在党面前的历史课题。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的制度规范。党中央相继制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等，要求“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地执行”，同时，党中央领导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全党整风运动，创造性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在全党全军普遍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主心骨”“引路人”。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并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实现“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

知行合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维护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1872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历史教训的时候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实践之必须、理论之必然。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党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了更加坚强的制度保障。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如果党内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不仅党确定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进入新发展阶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需要从制度体系上加以巩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令行禁止；进一步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进一步彰显和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作者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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