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甘星火”到“两点一存”
小字号
一份报纸，能产生多大作用？
有时，它能影响一个时代的走向。
历史的指针指向1935年9月18日：在甘肃哈达铺镇邮政代办所里，几份过期的《大公报》《晋阳日报》《西京日报》，让长征到此的红军眼前一亮。
这些报纸上的线索，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陕北红军“十分活跃”的信息：陕北有几十个县都被“赤化”了，那里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加起来有数万人。
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吴起镇，正式落脚陕北。
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个陕北，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
2021年夏天，我们在探寻“两点一存”的奥秘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胸怀千秋伟业的历史担当，把矢志践行初心的信仰信念信心化作实际行动的永恒接力。
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难以想象，几张报纸影响了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选择。
这在今天看来，实属偶然。但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就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创建了几十块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十几块。但到30年代中期，这些根据地大都丢失了。
而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
毛泽东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回溯历史，人们会对这些评价有更深刻的体会：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1929年至1931年，他们在陕甘宁边界开展兵运工作屡受挫折后，意识到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
1931年9月，刘志丹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游击队在南梁堡、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1932年2月改编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7月，习仲勋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初，他到达耀县杨柳坪，找到了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这个长满杨树、柳树的小山村，19岁的习仲勋和年长他10岁的刘志丹第一次见面了，两位革命者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那一年，刘志丹和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相互关心支持，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携手并肩战斗。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相继建立。到1933年秋，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0月，照金失守。11月，恢复后的红二十六军开始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2月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苏区初具规模。
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为主席。到1935年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建立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两块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实现了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战略方针，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在刘志丹指挥下，经过两个月的激战，西北红军连克6座县城，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胜利的果实，让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积蓄力量，发展壮大。
全盛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范围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迄长城、南临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设立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和53个苏维埃县（市），其中39个县（市）在陕西境内。
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策应了长征红军，拉开了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序幕。
在南方各苏区相继丧失的形势下，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特别注意研究西北地区的特点，从当地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
从1932年4月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改制，陕甘革命根据地历时4年又10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是这块“红色岛屿”，为处于流动中的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的可能。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935年10月中旬，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入到陕西、甘肃两省的分水岭时，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全军沸腾了！
根据地就在眼前，希望就在眼前，家就在眼前！
时间定格在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铁边城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此时，陕北当地红军和群众也正热切盼望着他们的到来。
街道上，窑洞内外，到处悬挂着由陕甘边区苏维埃军委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签发的布告和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字样让南腔北调的语言迅速交织在一起：“啊！咱们自己人！”有的人甚至热泪长流。
对共同信仰的执着坚守，天南地北的共产党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为了会师的喜悦，红军将士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陕北这一长征落脚点的确定，更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握。
长征之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不仅关系着长征的成败，更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事实上，自踏上征途起，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党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
直到榜罗镇会议，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扎根在陕北苏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调集十三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妄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以合围之势，经过连日战斗，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敌军5300余人，缴获了大量战备物资。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和意义作了详细的总结，红军将士受到极大鼓舞。
就在中央红军刚抵达吴起镇时，国民党骑兵团2000余人就已到了苏区大门口，如同甩不掉的“尾巴”，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立足未稳之时。
此时的中央红军刚经过长征，包括老弱病伤在内仅7000余人，弹缺粮乏，筋疲力尽，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
“打退敌追，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在吴起胜利山顶的杜梨树下，毛泽东指挥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切尾巴”战役，布下口袋阵，经过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
这场胜仗，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击计划。
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考量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历史性的时刻再一次到来。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紧接着，11月6日，在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的漫天大雪中，面对着300余名红军将士，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鼓舞全军士气。
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进行总结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业绩必将载入史册。他号召红军各部之间要加强团结，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如何在这贫穷闭塞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新的征程如何开启？
——动员西北苏区群众参军参战。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兵力消耗巨大，补充兵员迫在眉睫。党中央号召：“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啊！”
一声令下，西北苏区各地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1936年初，陕北省接受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务，仅3个月时间就有9400人报名参军，超额2400名。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就发展到近3万人。
——组织西北苏区群众解决红军的困难。本拟定一月内募捐770担粮食，统计已近1000担；各地群众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慰劳红军，还有猪肉、羊、鸡、蒜、葱、枣、糖等；陕北省妇女4个月做军鞋8486双；延川县4天赶制军服3000多套。
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时，随军有一批伤病员。吴起镇周围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千方百计把这些伤病员安置到群众的家里。苏区人民对伤病员视如亲人，用各种土方、单方、验方给他们治病。
——建立和发展西北苏区群众团体。恢复和建立西北苏区工会组织，建立健全共青团组织，建立贫农团、妇女组织；团结争取各种力量、各方面群众，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治匪措施，赢得陕北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树高千丈总有根，水流万里总有源。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时，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西北苏区广大民众，不仅找到了稳稳落脚的“沃土”，也找到了中国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的“栖息地”，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
长征结束了，新的任务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去完成。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
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也意味着中国革命大本营正式奠基西北。
此时，陕北苏区沟沟峁峁外，斗争依然在继续,全国各地抗战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反日游行示威。同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恢复了，这令大家情绪高昂。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共同商定。
中国革命再次迎来重大转折——瓦窑堡会议。
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圆满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号召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
“在发展中求巩固。”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
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组织派他赴关中特区工作。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赴任前，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恩来的指示，激动不已。
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习仲勋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战场，自然多了几分留恋之情。
“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发动西征战役。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等1.3万人，西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扩大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半年后，习仲勋第二次下关中，中央宣布他到关中特区任特委书记。任职期间，他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他领导关中军民为主力红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还选调500余名陕甘红军指战员，编入刚成立的八路军120师。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相继进入大关中地区，红二方面军等部长期驻防富平庄里镇，同关中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为早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
向红军军旗敬礼！向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旗敬礼！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八路军发出了血战到底的铮铮誓言。
这是灯塔的感召，更是信仰的力量。
1937年9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等部在富平县庄里镇隆重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激励120师全体将士：“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贺龙在誓师大会上鼓舞将士：“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新成立的八路军120师即离开庄里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此前后，八路军115师、129师等部队也先后奔赴抗日最前线。
陕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投身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前进阵地。
中国革命，向着新的征程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新胜利！（本报记者 齐小英 刘枫）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