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欲与天公试比高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记载：（1936年）2月上旬，遇大雪，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以雄奇笔力吟咏祖国河山，评点历史人物振聋发聩，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奠定了毛泽东在古典诗词王国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雄视千古咏雪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抵达陕北。1936年2月，为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由毛泽东率领，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时值西北高原风雪迷漫，毛泽东来到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面对大好河山，回顾悠久历史，他诗思澎湃，写下了光照千古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

这首词最早正式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将“原驰腊象”改为“原驰蜡象”。据《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中《人去诗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诞辰》一文所述，1956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臧克家《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找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臧克家询问毛泽东词中的“腊象”作何解释？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提议：“如果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点头同意：“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此后，“原驰蜡象”沿用至今。1963年12月，该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标注时间为“一九三六年二月”。

这首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8件，有横写，有竖写；有的有标点，有的无标点；有的有标题，有的无标题。这些手迹写于不同时间，与正式发表稿略有不同。例如，“望长城内外”，有1件手迹作“看长城内外”；“原驰蜡象”，有1件手迹作“原驰腊象”，有7件手迹作“原驱腊象”；“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有1件手迹作“引多数英雄竞折腰”；“一代天骄”，有1件手迹作“绝代姿容”。

这首词以雪为题，但它不是纯粹的咏物词，写法颇似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通篇写景抒怀。词的上阕以动静结合、冷暖相映的多转折结构，讴歌北国雪景丰富多彩的美，通过目不暇接的意象透露出作者热烈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词的下阕，在上阕歌颂江山多娇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出对古往今来活跃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评论，作者从指点江山转到评点历史人物。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开篇单刀直入，大笔挥洒，千里坚冰封冻，万里雪花飘扬。“千里冰封”写大地，“万里雪飘”写天空，一静一动，互相映衬。虽在咏雪，但眼光不局限于雪，而是通过雪来写祖国壮阔的大地，千万里都是冰封雪飘，写得气魄宏大。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长城内外白茫茫一片，黄河上下已经结冰封冻，顿时失掉滔滔滚滚的水势。“莽莽”二字让人感到大地的纯洁之美，“滔滔”二字使人感到黄河的静穆之美。这是变动为静，在视觉上突出了雪中山川景象的静止之美，创造了一个静穆旷远的境界。“长城内外”系一南一北，“大河上下”属一东一西，如椽大笔瞬间勾勒出无比辽阔的壮美河山。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原”，作者原注：“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群山和高原都被冰雪掩盖，一座座山峰绵延起伏，像银蛇在舞动；秦晋高原上的丘陵一个接着一个，像一只只白象在飞奔。典出唐代韩愈《咏雪·赠张籍》：“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银蛇”写出山之飞动，突出山之绵延。“蜡象”写出高原之奔腾，突出高原之雄浑高峻。这是化静为动，写雪景的腾挪飞扬。向远处望去，山和丘陵与天相接，像在与天公比试高低。“天公”，本为天帝，这里指天。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赋予群山和高原以人的情感和意志，要与天公抗衡。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待到雪后放晴，看到红彤彤的太阳和白雪裹着的大地互相映照，显得格外娇艳。红日和白雪映照，宛如冷美人穿着红色衣裳、裹着白色外衣，对比强烈。前面几句是用冷色调写出雪中江山的雄浑之美，这里是用暖色调写出雪后江山的艳丽之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祖国江山如此壮丽，致使古今无数英雄豪杰为之倾倒。宋代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如此多娇”，既包括现实的场景，又包括理想的境界，并引出为江山折腰的英雄来。“折腰”，典出《晋书·陶潜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唐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亦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惜”字领起接下来7句，特举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并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加以评说。秦始皇、汉武帝虽武功甚盛，但文治方面显得欠缺。唐太宗、宋太祖虽然耀武扬威，但文学才华也显然逊色。至于有天之骄子之谓的成吉思汗，更是只会开弓射大雕，在文学方面可谓一窍不通。“文采”，本指辞藻、才华；“风骚”，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后来用以代指《诗经》《楚辞》，又引申为文学作品的代称。对这些封建帝王而言，也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文治”。这些功业显赫的封建帝王尚存不足，封建社会其他人物则更是不屑一顾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往的英雄豪杰都已成为历史，而主宰国家和民族命运，改变当今世界的责任，还要当今英雄人物来承担。“风流”，本指仪表、风度，后指英俊、杰出。“风流人物”，取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末三句收放自如，恰如“泉流归海”，既已收尽，又言已尽而意无穷。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它精工而不纤巧，豪放却不粗糙，一气呵成，气象万千。崇高的思想、宏伟的构思、壮丽的画面、浩荡的诗情，读来荡气回肠，使人奋发向上。

惊涛拍岸千堆雪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和谈。8月30日，毛泽东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等人。久别重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柳亚子赋诗一首，其中写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予以发表。

据《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记载：“10月7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随信附上《沁园春·雪》手迹。”手迹题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没有题下款、署名和用印。发现后，柳亚子又带着纪念册，请毛泽东再次题写，加上了“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落款。因为毛泽东没有印章，柳亚子又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盖在咏雪词上。

10月中旬，柳亚子将毛泽东词墨迹与自己的和词展示给著名画家尹瘦石看。是月上旬，尹瘦石曾为毛泽东画过肖像，他于是向柳亚子索要此词墨迹。柳亚子乃忍痛割爱，于21日作《跋》文一篇，连同和作一并相赠。其跋文写道：“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1945年10月25日，柳尹诗画联展在中苏文化协会正式开幕，展出了柳亚子的诗词数十首、尹瘦石的画数十幅。柳亚子还特地展出了《沁园春·雪》手迹与自己的和词。柳亚子本希望将原词与和词一并发表，但《新华日报》11月11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其下阕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自跋云：“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恰在此时，吴祖光意外得到三份手抄稿，整合之后，他于11月14日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率先发表了《沁园春·雪》，在山城引起轰动。

据杜忠明所著《〈沁园春·雪〉传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描述，陈布雷曾对蒋介石说：“毛泽东的这首咏雪词填得非常之得体，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现在好多人都在为毛泽东的这首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雾重庆’快要变成‘雪重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起作诗运动，御用文人粉墨登场。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署名“东鲁词人”和“耘实”的两首和词。同日，《和平日报》刊登易君左的和词，还刊登了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毛词〈沁园春〉笺注》两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控制的各类报刊先后发表歪曲、诋毁毛词的“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

国民党文痞的立场极为反动，语言尖酸刻薄，艺术手法低劣。他们恶毒攻击毛泽东有所谓“封建帝王思想”，肆意诽谤毛泽东是“草莽英雄”。据曾在台南神学院任教的政论家孟绝子在1984年出版的《狗头·狗头·狗头税》一书中说：“可惜，国民党党徒虽多，但多的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有写出来。”

就在国民党酸臭文人舞文弄墨之时，进步阵营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没有漠然视之。郭沫若在1945年12月1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1945年第8期《客观》连续发表两首和词；在1946年第7期《萌芽月刊》发表杂文《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重庆的这场“雪仗”波及全国。陈毅1946年2月在山东接连赋词三阕，邓拓也在晋察冀边区赋词《沁园春·步毛泽东原韵》。此外，1946年第8期《萌芽月刊》所载聂绀弩《毛词解》；1946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沁园春译文》，同时刊登周沛然为《沁园春·雪》配制的曲谱。他们都极力捍卫毛泽东及其诗词，回击反动文人的诋毁与诬蔑。

当时，王若飞将重庆报刊上与《沁园春·雪》有关的和词与文章搜集起来寄往延安。1945年12月7日，王若飞致信在延安的舅父黄齐生，把重庆的“雪仗”告知舅父。教育家黄齐生随即也和了一首《沁园春》，并呈送给毛泽东。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致黄齐声的信中，这样写道：“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一首仅仅只有114字的作品，竟然引发一场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词坛大战，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推翻历史三千载

《沁园春·雪》写得境象阔大，纵贯古今，写作技巧的炉火纯青，艺术成就的超凡脱俗。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云：“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毛泽东从秦皇汉武写到成吉思汗，寥寥数笔，把整个历史贯穿起来，可谓“思接千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三言两语，使神州大地一览无余，正是“视通万里”。

《沁园春·雪》问世之后，注家峰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词中的“雪”，郭沫若《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解释说：“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住了，其势汹汹。”郭沫若认为，北国雪景是否定性形象。聂绀弩在《毛词解》中也认为：“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酷的统治……早已成为世界的常识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8集）》所载车晓彦《崇高壮美，气贯长虹——毛泽东诗词概观》一文指出：“《沁园春·雪》，从字面上看，是写北国冬天的景象，实际上写的是政治形势……‘须晴日’是指革命成功。‘分外妖娆’意在预示革命胜利后，祖国将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但是，更多注家认为词中的雪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形象，认为作者通过对雪景的描绘，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评点中国历史。

“雪”作为正面的肯定性形象的观点更为可取，而将其视为反面的否定性形象的观点，用意虽好，但不符合原作的意向和境界，似不可取。正如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中所说：“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

这首诗有两处容易产生歧义。其一是“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这是最具毛泽东天赋个性与精神品格的诗句。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在《沁园春·雪》中体现得十分充盈，而“欲与天公试比高”堪称诗眼。毛泽东笔下的山超凡脱俗，俨然是毛泽东的人格化身。有《十六字令·三首》其三为证：“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山把天都捅破了，然而锋芒完好无损，真乃“璧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使命感、责任感、道义感使然。正是这种洋溢于胸中的浩然之气，成就了毛泽东的气魄，成就了他的诗作，更成就了他的千秋伟业。

另一处颇为费解的是下阕对几个历史人物的评点。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所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一书写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学英语休息时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中，毛泽东如是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鲁迅先生《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说：“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字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毛泽东熟读史书，他对中国历史也有独特判断，也有两个字：“骗人”。早在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毛泽东就发现书中一味渲染文官武将，从来没有人把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去正面塑造。1975年，毛泽东在同卢荻谈二十四史时说道：“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否定历史人物本身。例如，秦始皇在毛泽东眼里就很了不起，但是他根本不认同由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毛泽东于1964年春所作《贺新郎·读史》中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也是如此。毛泽东承认三皇五帝的作用，但否认他们创造了历史。“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前者是奴隶起义的首领，后者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毛泽东认为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毛泽东解释《沁园春·雪》“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是毛泽东奉行人民史观的必然结论。（原载：《党史文苑》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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