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补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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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野战军，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它有三个兵团：一个是周士第领导的第十八兵团，由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二线部队组成。一个是杨得志领导的第十九兵团，由原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扩编而成。还有一个是杨成武领导的第二十兵团，主要由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升级而成。

事实上，在这三个兵团之外，还曾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兵团——华北补训兵团。

它是翻身农民入伍战士的培训团，又是国民党军队战俘的改造团；它阵容庞大，任务特殊，占据要塞城市石家庄；它悄悄组建，又匆匆结束，留下的信息和资料极其有限，以至于很多人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但它在保卫石家庄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所做的贡献，却不能被历史磨灭。

从晋察冀补训团到华北补训兵团

1948年5月上旬，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满足部队扩编和兵源补充的需要，遵照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华北军区在解放不久的石家庄组建了“华北补训兵团”。

但鲜为人知的是，华北补训兵团的组建，最先起源于晋察冀补训团。

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中就包含帮助和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朱德在华北部队实地调查研究后，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经中央同意，朱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

首先，朱德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野战军指挥机构与军区分开，把主力集中起来打歼灭战。其次就是建立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建立统一的补训部队，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完全脱离后方勤务，从而适应打运动战与打大歼灭战的要求。

但大量的新兵和解放战士补入作战部队以前，迫切需要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以保证前线部队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因此，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而有计划的训练和教育工作被提上日程。

据此，1948年3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了晋察冀补训团。

随后，刘少奇提议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使之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并很快付诸实施。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以后，为配合整体战略局势，1948年5月上旬，正在行唐县上碑镇组织军队改革的朱德总司令发布指示，要求在晋察冀补训团的基础上，组建华北补训兵团。

华北补训兵团成立后，机关设在原国民党石门税务大楼，与石家庄警备区是一套机关，两个牌子。

华北补训兵团的驻地为何选在石家庄？

这与解放战争后期，石家庄重要的战略地位密不可分。

石家庄位于石德（石家庄―德州）、平汉（今北京―汉口）、正太（正定―太原）三条铁路交会处。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石家庄成了联结东北、西北、中原、华东解放区的交通枢纽。随着解放军和城市工作者的积极建设以及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石家庄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基地作用和后方根据地作用愈发突出。

具有保障和后援职能的补训兵团设在局势相对稳定的石家庄，不仅方便各项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同时也能保障学员人身安全，使他们安心训练、迅速提高。

把更多国民党军俘虏变成“解放战士”

华北补训兵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补充新兵和训练、改造俘虏，为前线部队补充兵员。改造战俘是其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很有特色的工作。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兵员补充主要是动员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军，解放战争前期主要是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

但随着解放战争规模的升级，需要军队数量越来越大，加上我军士兵伤亡增加，兵源存在缺口越来越大，同时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日益增多。把更多的国民党军俘虏变成解放战士，成为当时增加我军战斗人员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谓“解放战士”，即“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因为用俘虏来补充兵员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军最初并没有大量吸收国民党军俘虏，只有一小部分经过审查且自愿积极转变的国民党士兵加入我军，还有一部分俘虏需要经过登记和短期的政治教育之后再吸收入伍，剩余部分被遣散回家，而军官则大部分被集中看管。

1947年3月，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就说明俘虏中还有很多没有被吸收进入我军。

随着战事的激烈和扩大，对兵员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仅靠翻身农民参军已经远远不够，尽量多地补充解放战士显得越来越重要。杨成武曾经反思说：“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1948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持续发动攻势，并相继取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经逐渐明朗。

至1948年夏季，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60万人。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且在军政素质、技战术水平、武器装备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用于一线的174万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占优势，精锐尚存，但是士气低落，在战略上没有完整的战线，几个主力集团军已被解放军分割在彼此孤立的几个战区内。

此时，解放区大量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解放战士也越来越多。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解放战士，除了战术上的节节胜利，主要还是基于我军的战俘政策。

我军对战俘的优待政策，是从红军时期就已经形成的。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了“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了“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

对被俘士兵一方面努力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及时医治伤病。另一方面，我军还从尊重俘虏人格出发，平等对待，不搜腰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不侮辱责骂，不歧视虐待，尊重战俘民族习惯，给予通信自由等。后来根据需要针对被俘下层士兵又增加了“诉苦”“三查”工作，开展团结互助运动、立功运动，一大批战俘通过吐苦水，挖苦根，认清了阶级，认清了敌人。

这些宽待政策缓和了战俘敌对情绪，促进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以致经常出现“随俘随补随教随战”的参军热潮。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过作战，解放战士往往比刚参军的翻身农民更有战斗力。

华北补训兵团的军事教育主要是以突击方式让新学员学会战士必备的技术，熟悉军事生活，适应军队集体，遵守军队纪律，养成良好军人习惯。日常训练以投弹、射击为主，强调技术及各个战斗动作训练，以土工作业、爆破、刺杀为辅，并着重脚力锻炼和夜间锻炼。

华北补训兵团的政治教育，主要是用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教育和时事教育来改造战士的思想，使他们接受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熟悉革命军队的制度、纪律、生活，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打败国民党的信念。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大决战前夕，俘虏国民党军的人数大量增加，华北补训兵团接收训练新兵和改造国民党军战俘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鉴于此，华北军区决定，由冀南、晋中、太行、冀鲁豫、太岳军区各组建一个俘训旅，划归华北补训兵团建制，依次称第5、第6、第7、第8、第9补训旅。

至1948年12月，华北补训兵团共形成4部（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9旅另一个教导大队的规模，均驻防在石家庄市郊附近村镇。

从华北走向全国

石家庄解放后，各项事业发展都十分迅速，工商、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壮大，使其成为当时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有力地支援着前线的物资、兵员和宣传工作。作为当时解放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石家庄还驻扎了很多中央机构以及学校、医院等，如中国人民银行、《人民日报》印刷厂、华北军政大学、中央外事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

因此，保卫石家庄、保卫华北人民政府也是补训兵团在训练之余的重要使命。

学员们经常配合公安机关侦察敌情和敌特秘密电台，打击潜伏特务和地痞流氓的破坏活动。在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石家庄时，补训兵团一边同其他驻军用高射机枪、高射炮等组成火力网对付来犯敌机，一边与有关部门协同组成消防队、抢险队、救护队，组织全市人民进行防空，实行灯火管制。

1948年10月，傅作义企图乘华北野战军正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兵力空虚之机，用闪电战术偷袭石家庄，进而捣毁中共中央机关。

为防备万一，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决定将重要的物资和设备搬出去，把石家庄变成一座空城。他找到华北补训兵团司令员曾涌泉和副司令员叶楚屏说：“保卫石家庄这个战役，我要以你们的司令部兼我的司令部。”之后，补训兵团一边积极备战，准备武装保卫石家庄，一边组织物资搬运和撤离。

在华北补训兵团和其他部队的团结保护下，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华北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平津、徐州、晋中和察绥四个战役的支前任务，领导华北人民恢复发展生产，建立正常司法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并从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上做好了解放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为全党提供了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管理经验。

华北补训兵团成立后，共举办了3期集训，训练新战士8.3623万名，训练解放战士和初级军官6.1947万名，共计培训干部战士14.557万名，向西北、中原、华南、华北各战略区输送优秀兵员11.6459万名。

1949年7月，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华北补训兵团训练任务，现有43000名教员学员南下做肃清残敌的最后决战，其中补训第1、3、5、8旅调归第二野战军，补训第6、7、9旅调归第四野战军，补训第2、4旅分别并入华北军政大学和北平纠察总队，兵团机关调归公安部队。

补训兵团从成立到结束，前后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圆满完成了为各野战军训练输送优质兵员的工作任务，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它将大量翻身农民训练成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又将大量俘虏兵转变成解放战士，极大地减轻了作战部队的负担，增强了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对战俘的成功改造，使他们大多变成了勇敢的解放战士。在后来的大批功臣、模范、英雄当中，有不少是在华北补训兵团改造过来的解放战士，他们不仅成为部队骨干、杰出人物，有的甚至成长为军、师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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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驻石部分中央机构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各项事业发展都十分迅速，很快便成为解放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石家庄解放后至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前后的一段时间，石家庄还驻扎了一些中央机构，以及学校、医院，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

《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印刷发行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同时，中央决定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华北《人民日报》，作为华北局的机关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改刊的《人民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于1948年6月15日在平山里庄创刊。

1948年8、9月间，为便利报纸的出版发行和投递，除一部分继续在平山里庄印刷外，《人民日报》印刷厂一部分搬至石家庄市北焦村，利用纸型铸版印刷《人民日报》，并在石家庄市南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部，负责纸张和印刷器材的购置、报纸的发行等业务。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迁往北平出版，设在石家庄市的印刷厂和经理部也随之迁往北平。

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成立

1948年4月，随着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的开始，华北各战场乃至全国需要一大批指挥人才。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石家庄成立华北军政大学。

1948年6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合并组成的华北军政大学在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南新城村成立，叶剑英任校长兼政委。

至1950年9月改名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时，华北军政大学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初、中、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外事学校在石家庄建立

1948年5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外事学校，校址在今鹿泉区南海山村。

1948年12月，中央外事学校师生根据上级指示，赴平津前线参与接管平津工作。1954年8月，外事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外国语学府之一。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驻石家庄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前身是1937年11月7日由白求恩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幸以身殉职。为了纪念他，1940年1月5日该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印度援华医疗队员柯棣华担任首任院长。1947年由陕北迁至今石家庄，现位于石家庄新华区中山西路。（文/花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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