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伙都叫他“郑同志”

　　郑国栋，1913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鄢陵县，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8月到延安参加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初，郑国栋随军南下，1949年9月任云霄县委书记。后历任龙溪地委秘书长，漳州糖厂党委书记，龙溪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地委宣传部部长，革委会常委，文教办副主任，行署顾问，地委常委。1983年3月离休。2006年逝世。

　　有这样一位前辈，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待同事朋友平易近人；他在职时在多个岗位作出了贡献，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参与到地方党史的征集研究中来；他不爱别人称呼官衔，而是要大伙儿叫他“郑同志”，这样听起来更加亲切。他就是祖籍河南鄢陵，于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在福建省云霄县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郑国栋。

　　云霄和平解放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一石是一位老党史工作者，听到我们要了解郑国栋的生平事迹，他说：“你们放心，只要我们手头有的资料，一定都提供给你们。另外，你们最好抽空去采访一下郑国栋的女儿郑红闽，还有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方，陈方曾经和郑国栋共事过一段时间，情况多少会了解一些。”

　　从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49年10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云霄县工作委员会，郑国栋为书记，接替原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云霄的领导工作，县工委领导人由上级任命，实行全委制，隶属福建省第六地委，1949年11月至1950年9月隶属漳州地委，1950年9月隶属龙溪地委。1954年7月起，全委制改为常委制。

　　1949年8月17日，福建福州解放后，解放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9月初，龙岩解放；9月19日，漳州解放；9月20日前后，平和、南靖也相继和平解放。云霄是和平解放还是武力攻打？这是摆在云和诏县委面前的重大问题。

　　当时，云霄的反动势力，除了反动政权、县自卫团和警察局以外，还驻有省保安一团胡季宽的部队。我党立即加紧做好重点人物的统战工作。第一个对象便是农会理事长许桂芳以及警察局局长张启圣。许桂芳多年来倾向我们党，此时已是主和派，我党地下工作组把问题摊开以后，他便答应暗中起义，愿去做张启圣和自卫团副团长吴荣贵的工作。

　　汤精义是云霄籍在外地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与许桂芳有亲戚关系。工作组通过许桂芳利用汤精义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多次做他的工作。汤精义表示愿以家乡父老为重，愿意无条件归顺共产党。有了这个有利关系，工作组便依照县委的意见，通过许桂芳和汤精义去做国民党云霄县长汤涛和其他上层人物的工作。

　　1949年9月14日，张大目等人带着汤维奇等干部下山到世坂，与许桂芳、张启圣、吴荣贵等谈判和平解放云霄的有关问题。9月28日，吴扬电令汤维奇于9月29日上午到世坂会见三十一军前哨部队参谋李森。中午，地下工作组派张荣三、张继川随同李森到莆中村同刚到任的云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国栋、县长石瑞汇报云霄和平解放的前后情况。

　　1949年10月1日，南下大军第三十一军侦察营、第八支队十九团和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的南下干部在郑国栋、石瑞的带领下进入云霄县城，云霄和平解放了。

　　团结就是力量

　　曾一石介绍说，自己通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发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郑国栋在干部工作中比较注意处理好南下干部同当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之间的关系，注意防止和克服干部工作中“左”的情绪。在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关系方面，郑国栋比较注意引导南下干部重视团结，尊重从游击队来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调动工作积极性。比如，在县委领导班子中，郑国栋非常尊重张大目同志。张大目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党忠诚，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熟悉地方情况，和群众关系密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因此在研究组建县委领导班子时，郑国栋特地向地委推荐其为领导成员。由于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县委一班人团结战斗，关系融洽。县区从各方面来的干部，也都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各方面工作开展顺利。

　　郑国栋是个细心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还特别意识到，云霄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在工作中坚持以党员为主体，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有进步倾向的地方人士及知识分子。他认为，对这些同志团结使用得好，不但能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而且可以发挥他们在文化科技知识及业务上的专长，在工商、文教、卫生和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郑国栋按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耐心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使这部分人在新中国作出了新的贡献。

　　真正公私分明

　　郑国栋的女婿董中州，今年63岁，祖籍四川，1969年在福建长泰县上山下乡，1971年到兵工厂工作，1982年回到漳州。父亲跟岳父都是革命同志。谈到岳父郑国栋，老董说：“岳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为子女的事找人，自己生活也节俭。”说话间，从房间里走出一位着装朴素、面带微笑的阿姨，她走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老董介绍说，这就是他爱人郑红闽。

　　说起父亲，郑红闽眼圈红了，她对记者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父亲工作非常认真，一忙起来往往顾不上家，也很少回家。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明。当时单位配一辆自行车给他用，有时儿女们想借用一下都不肯，还被严厉批评道：这是公家单位配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怎么可以用。”儿女们在郑国栋的言传身教下，都以父亲为楷模，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而努力地工作。郑红闽说：“我们兄弟姐妹6个，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父亲从不出面找人帮我们安排工作，我弟弟郑重阳从部队回到地方，单位也是自己找的。”

　　郑红闽缓缓地说：“父亲离休后，经常有很多原来的同事及农民朋友来看望他，他经常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还把自己的工资和口粮资助困难群众。到现在，父亲都去世这么多年了，原来生前的朋友还经常来看望我们。”

　　告别郑红闽时，她站在楼梯口与我们道别，还一再交代说，如果报纸出来了，一定多拿几份给她，她要珍藏起来，还要拿给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看。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方说，郑国栋离休后，积极参与漳州市党史征集委员会、漳州市党史征集顾问组工作，自己带头撰写文章，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在编辑《青山不老》这本书时，里面的一篇文章是由陈方采写的，陈方写好后拿给郑国栋看，郑国栋从头到尾看了四遍，每次都有修改。最后一次审阅时，恰巧郑国栋要到医院检查身体，那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了，还忍着病痛坚持看完材料才去医院。他就是这样，从文章标题到史实回忆，都力求完美。

　　“总而言之，郑国栋人很好，特别平易近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是位好党员，好县委书记。”陈方说，郑国栋不喜欢别人叫他官衔，而是要大伙叫他“郑同志”，不管他在哪个岗位，这一称呼陪伴了他60多年。

　　（摘自2011年10月10日《中国县域经济报》，作者黄长秋、朱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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