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刘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宣告成立，谱写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苏区精神正是在苏区的开辟与发展、反“围剿”斗争和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在苏区的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开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苏区精神，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科学预言中国革命“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这一论断提出后的1930年至1931年间，中央苏区军民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胜利，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充分应验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英明与正确。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也是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坚信中国革命必定胜利，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还是面对纷飞的炮火，都能坚定革命立场。方志敏不幸被捕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瞿秋白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退缩、决不变节，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这种如磐的信仰，正是洞悉真理后的从容笃定，是知信行合一的充分体现。

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精髓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赣州市寻乌县所作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当时，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为制订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区时期，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一度盛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惨痛教训。为此，毛泽东不是从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他一边开展革命斗争，一边搞调查研究，在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亲自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除了自己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之外，毛泽东还要求苏区干部和红军官兵注重调查研究，亲自为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亲自动手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交代调查中准确填写的注意事项。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进而又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经典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指导下，当时的苏区各级党政干部也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这一时期，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术，以及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政策，等等，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苏区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

当年，在瑞金沙洲坝流传着一首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头帕”，讲的是沙洲坝干旱缺水，住在沙洲坝的人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容易生病。1933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便住在沙洲坝的村子里。看见乡亲们都在塘里挑又脏又臭的水做生活用水后，他带着警卫员亲自找水源，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亲自动手挖井，让沙洲坝的乡亲从此喝上了干净的井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乡亲们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叫“红井”。

红色政权要发展壮大，必须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要求，号召党员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号召下，苏区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一心为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带领红军战士开挖“红井”，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这些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故事至今还被广为传颂。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代表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苏区的伟大实践，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品格

在江西兴国，流传着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1934年春，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曾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带米带菜吃。这首山歌，正是苏区干部当年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真实写照，也表达了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自肺腑的赞颂之情。

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廉洁作风建设，严格要求苏区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为苏区的廉政建设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这一时期，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所有干部，一律没有薪饷。公家只给他们发伙食费，个人零用钱全靠每月分给大家的伙食费尾子。毛泽东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时，在区政府住宿一晚，坚持交上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好榜样。党的一大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何叔衡，被称为“以身作则的好干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则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兴国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等，也都是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典范。

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用制度和法纪反腐惩贪，建立了惩防并举，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党风廉政建设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央苏区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等法规。在监督方面，中央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检察委员会，同时组织突击队、轻骑队，监督苏维埃政府法令、批示的执行，并通过建立控告局、开展群众评议等方法，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检举运动。

1934年4月至9月，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对中央政府各部检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通过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党和苏维埃干部赢得了苏区群众的高度赞誉，也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

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要义

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面对严峻形势，苏区党员干部发挥艰苦奋斗的品格，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革命斗争。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为了支援前线，他每天改吃两餐，节约一餐口粮送红军。按规定中央政府主席可点3根灯芯，但他只点一根灯芯。

1934年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日益激烈，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率先响应，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中提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同志，斗争环境和斗争生活更为艰苦，红军游击队被长期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国民党军“清剿”后，严密控制群众带粮食和油盐上山，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但是艰苦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苏区军民，不管多么艰苦，苏区军民的革命意志不仅摧不垮，反而磨炼得更加坚强。

艰苦奋斗是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坚韧不拔的韧劲，就不可能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艰苦奋斗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意义重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将成为我们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特质

苏区时期，广大苏区干部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苏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在苏区建设各个方面争创“第一等工作”，从而凝聚形成了“争创一流”的精神特质，载入了苏区的光辉历史。

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当时的苏区涌现出了许多各方面成绩优异的模范县、乡，兴国模范县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兴国县城，兴国县的各项工作得到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兴国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苏区前列。当时，兴国县的优秀工作主要体现在“十模范”上，包括：扩大红军的模范、支前参战的模范、慰劳红军的模范、优待红属的模范、推销公债的模范、粮食动员的模范、合作社运动的模范、节省运动的模范、文化教育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成为苏区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典范。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予以褒奖。

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苏区的党员干部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自觉为群众作出表率。1934年春、夏间，为了带动群众参加红军，于都、瑞金等县不少区、乡的全体党员、干部，都集体报名参加红军。在兴国县，各级党政干部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的做法——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苏区各地形成了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苏区的“争创一流”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对苏区各方面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仍然需要激扬这种奋发向上、争创一流的气魄和干劲。

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内核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张1934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的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该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新闻——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显，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积极响应中央“扩大红军一百万”号召，先后将8个儿子送去参军上前线，后来都壮烈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

“八子参军”是当年赣南苏区儿女扩红参军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换得了苏区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中央苏区当时脱产的红军部队、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约20万人，平均每20名农民就要供养1名脱产人员，还要保障数额巨大的军需开支，苏区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是，苏区人民为了革命，为了苏维埃事业，毫不迟疑地承担了这一切，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全都奉献出来，支援红军、支援革命，真正体现了“一切为了苏维埃”。

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下，苏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起来为保卫红色政权进行顽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兴国县高兴乡邱会培一家“满门忠烈”，全家12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兴国籍革命烈士李美群带头动员新婚不久的丈夫参加红军。生下女儿后不久，又毅然将未满月的女儿托付给母亲，自己奔赴前线，牺牲时，年仅25岁。赣南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在革命战争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赣南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了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战斗，其中30多万人献出了生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中，赣南子弟达到5万多人，长征路上平均每一公里就有3名赣南子弟倒下。

在充满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正是苏区精神的内核。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使党和红军在极端艰难时期依然能够发展、壮大，最终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更加需要传承和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敬业奉献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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