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当红色志 乘势而上扬帆行

　　红色资源是鲜活的历史，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凝结着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贵阳作为西南交通要塞省会，在百年征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底蕴，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城市血脉之中。从贵州省工委旧址到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从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到九庄红军坟，这一处处红色地标就是一段段生动的历史，它们见证着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也激励着贵阳人民为了美好新生活不断奋斗。

　　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贵阳要建成更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用好红色资源，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塑造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在践行初心使命中展现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在贵阳市文笔街的小巷内，一座木质小楼静静地坐落在繁华都市。多年前，从这里发出的“红色呐喊”振聋发聩。在贵阳人心目中，这里就是“抗争”的象征——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虽历经百年，仍然浑厚庄重。

　　这座建于18世纪的庭院，青瓦灰墙、古韵幽悠，是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运动的重要活动点之一。走进这座旧式小楼，触摸到的不仅是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沧桑历史，还走进了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的革命年代。

　　“临工委在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下使疏散转移贵州地下党员的艰巨任务顺利完成，为保存党的实力，坚持党的信念，进行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矗立在序厅正中央的雕塑，展馆讲解员朱紫意娓娓道来。

　　1939年1月，蒋介石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发动和制造了规模空前的反共高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40年，贵州“中统”特务组织在贵阳和黔北设置了督导区，“军统”在贵州设特务机构，特务魔爪伸向全省各地，查封进步书刊，禁演进步戏剧，封闭进步组织，秘密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及进步师生，使贵阳及各地的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

　　为有效保护革命力量，1940年3月，邓止戈接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赴重庆。南方局指示，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另建隐蔽的新的领导机构；已暴露的党员干部要撤走……4月，邓止戈回到贵阳，按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组建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组成，邓止戈任书记，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进行转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临工委在邓止戈的领导下，严格遵循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精神，迅速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转移到延安、新四军所属地区和省外其他地区，并调整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临工委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组织形式、活动方法、工作方法，周密细致地领导各片区的地下斗争及疏散转移工作。同时，省临工委在龙里县召开会议，将全省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把全省划分为贵筑（贵阳）区、黔北区、黔西区、黔东区（未组建）4个片区，由省临工委委员进行单线联系，有条不紊地领导各地的地下斗争和隐蔽疏散及转移工作。

　　疏散中，省临工委积极调动一切可靠社会力量，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保证了疏散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有中共特支，贵州公路局有中共党员任站长，汽车修配厂有中共党支部，西南公路局也有中共党员作站长，贵州企业公司和西南运输处都有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在他们的努力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色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疏散转移的党员乔装成家属或本单位职工去搭车，必要时可以绕过车站特务的盘查，到检查站以外上下车。还可以选择驾驶员或随车人员，使疏散工作做到更安全可靠。这条地下交通线对贵州的转移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底，省临工委还在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车务部门内，秘密建立了革命互助会，从1940年底到1941年底，经互助会送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就有几十人次。

　　1940年夏秋到1941年春，是紧急疏散的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由省临工委转移到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共有120多人，为贵州地下党组织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42年初，贵阳地区疏散转移工作暂告结束。

　　1943年7月，鉴于贵州转移干部的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贵州省临工委及各地设立的联络点，要求转移的同志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此后，贵州党的工作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直至1949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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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是一段浓缩的历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如今，临工委相关文物穿越时光，在展馆内继续传承着红色精神。因为它们的存在，几十年后，人们依然能听到曾经的“红色呐喊”，赓续当年的红色血脉，鼓舞千千万万的后来者坚守初心，共同为人民之幸福而奋斗。（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娟 杨宇峰 顾航 实习记者 黎娅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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