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摇篮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是一段自带“背景音乐”的文字，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绢》，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七十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淌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和欢乐。

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欢乐，延安保育院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

延安保育院是当时设立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托儿所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延安保育院在十余年间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大多数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丢手绢》的歌声在几代人的口中流传，历久弥新。伴着它的旋律，我们来听一听延安保育院的故事，看一看延安孩子们的革命岁月。

“儿童万岁”

“保育院”是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在这个名称之前，延安的第一个幼儿教育机构所用的名字和现在没什么差别，就叫“延安托儿所”。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城。3月份，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延安托儿所，接纳了18名前方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短短数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连沦陷，华夏大地笼罩在战火之下。如此时局下，无数平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脆弱的儿童更是成为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著名的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描述中国战场的一个特别悲惨的镜头便是“遍地血腥的中国，只能听到哀哭无援的战区儿童的声音！”

1938年3月，旨在救济、教育难童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

说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和推动者，邓颖超居功至伟。她曾回忆说，“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

1937年年末，与周恩来一起来到武汉的邓颖超，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及妇女组组长。

1938年初，为了动员全社会参与到难童救助工作中来，邓颖超、史良等知名女性联合召开了“抢救难童”座谈会。会上邓颖超讲道：“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儿童保育会，全力救助受难儿童。”

为了保证儿童保育会的顺利成立，邓颖超和周恩来还特意拜访冯玉祥夫妇，希望他们摒弃党派之争，加入到救助难童的事业中来。冯玉祥虽然身为国民党高层，但也深知兹事体大，当即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没过多久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出席了儿童保育会筹备会，邓颖超还推举她为筹备会主任，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由于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筹备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短短一两个月就已万事俱备，只差会长的人选没有确定。当时很多人更倾向于同我党关系更为密切的宋庆龄女士，可邓颖超却提议让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担任会长一职。

不得不说，邓颖超所虑深远。一方面，宋美龄的身份和地位，能够扩大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影响力，便于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以蒋介石的为人行事，即便是战时儿童保育会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国民党的人充当“领导”，必然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猜忌或者破坏。由宋美龄担任会长，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宋美龄得到邀请，很爽快地答应任职。而且，当时宋美龄手底下有个组织叫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她把儿童保育会划到“总会”下属单位里面。

在邓颖超的全力支持和推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据统计，抗战期间，保育会总共收育难童29486人，参与救助的女性成员多达一万人，其规模之庞大，堪称抗战时期妇女工作之最。

郭沫若曾经赞叹说：“据我所知，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工作且成绩卓著的。一个就是邓颖超、史良等大姐积极推动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使不少失去父母的孤儿，保留下了性命。”

1938年7月，作为地方分支机构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宣告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与个人合计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出经费100元，使托儿所的扩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8月20日，除原有18名婴孩外，第一保育院开始接收儿童入院。

保育院的孩子中，有刘志丹、方志敏、谢子长、彭湃、毛泽民、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有的孩子出生于国民党监狱，辗转来到延安；有些孩子的名字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张抗战、韩抗战、马抗战，甚至还有杜卢沟桥、徐九一八、马九一八……

但无论家乡何处、出身如何，在延安保育院，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延安娃。

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会举行会议，宣布第一保育院成立。毛泽东为保育院成立亲笔题词：“儿童万岁”。

第一保育院成立初期，只有婴儿部和幼稚部，收容幼儿57名，有工作人员19人，由边区保育分会秘书、中央医院护士丑子冈主持料理扩充建院事务。老师和孩子的人数都不多，但柳林院址房屋狭小，已经不敷使用。再加上这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临汾机场，为了防止日军空袭，1938年11月10日，第一保育院从柳林迁到安塞县小草峪村。

就在10天后，日军真的对延安发动了第一次空袭。7架飞机突袭延安，扔下大量炸弹，一时间人慌马叫，房倒屋塌，30人遇难。因为及时搬迁，第一保育院幸运躲过了空袭。

不过，安塞县小草峪村虽然隐蔽安全，但地势狭小，环境闭塞，随着出征军人子弟和来自战区的难童不断增加，这里的院址很快又不够用了。于是，边区政府和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资在延安避风向阳的李家洼修建保育院新址，建石窑48孔和土窑、房子百余孔(间)。

1940年秋，新院址建成，第一保育院在建院两周年之际搬回了延安。

这时的第一保育院，接纳着来自东北、华北等地的280名儿童，工作人员增加到120名。不但在延安，在当时中国的幼儿保育机构中也是规模比较大的。

“落山鸡”是什么鸡

在延安的幼儿抚育机构中，洛杉矶托儿所是名气最大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这个特殊的名字，红都延安居然有这样一个以美国城市命名的托儿所。二是很多中央领导人和著名将领的孩子在这个托儿所成长，带出了“名人效应”。以至于它经常和延安保育院被混为一谈。

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

据丑子冈的儿媳李文芳回忆，“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当时的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

傅连璋，有“红色华佗”之称的医疗将军、开国中将。他在瑞金时期加入红军，把自己的医院和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革命事业，创办了红军的第一所正规医院。长征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他的妙手医术保证了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

傅连璋创建中央托儿所的建议，来自惨痛的触动。

1940年初，傅连璋和创办了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去王家坪，探望寄养在老乡家里的革命工作者的孩子们。

彼时，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已经迁往安塞一年多了，延安一时没有保育机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在身边。只是，他们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往往被送到老乡家寄养。

在那次探访中，傅连璋得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一个孩子在寄养的主妇出门搬柴的工夫中掉入开水锅里，不幸身亡。而走访的几户寄养家庭，也因为农忙无暇照顾孩子，将孩子拴在炕上，任孩子尿湿哭闹。

傅连璋的女儿傅维方就出生于1937年，对这样的事故不忍卒闻。类似的情况不少，当时还不到四岁的李铁映（时名罗小金，父亲李维汉曾用名罗迈），也是在老乡家里寄养，因为那次事故，寄养家庭怕出事，无论如何把他送回了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李维汉身边。

傅连璋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并提议开办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对此也是感同身受，身边的女儿李敏（娇娇）出生于1936年，同样是无暇照顾。他对傅连璋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尽快办，“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娇第一个报名”。

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又建起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由曾经主持扩充建设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任所长。

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原为中央书记处住所的几孔窑洞，第一批只接收了七个孩子，他们是毛姣姣（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贾丽丽、谢丁丁、陈小胖、王苏云和傅维方。后来，接收的孩子不断增多，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其中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

刘太行1939年出生于太行山，1940年10月，徐向前从山东去延安，途经太行山，刘伯承就委托徐向前把刘太行带到延安，说：“你把太行交给总司令就行了。”

刘太行就这样到了延安，起初由康克清照顾。康克清同样公务繁重，只能从延安女子大学找了个“小鬼”——年仅15岁的王茜平，托她照应一段时间，再送到中央托儿所。

王茜平见到刘太行，差点哭了出来——小娃娃非常虚弱，大大的脑袋，胳膊、腿细得像四根火柴棒，快两岁了还不能走路。谁能想象，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刘伯承将军的孩子，居然营养不良到如此程度。

王茜平悉心照料、调理了半年，刘太行的身体才算恢复到正常孩子的模样，这才能进托儿所。康克清看王茜平细心能干，把她推荐给了丑子冈担任保育员。于是，一个保育员和一个新生，一起到中央托儿所报到了。

中央托儿所成立之后不久，便赶上了抗日战争以来延安最困难的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流露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相，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蚕食、经济封锁。毛泽东回顾这一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孩子自然是最优先照顾的对象，边区政府千方百计保证保育院、托儿所的经费。在公职人员薪资停发的情况下，保育员的工资也没有中断一天。但是，极端匮乏的生活物资经常还要面临断供的困境。在大生产运动中，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这样的单位，也开荒种粮种菜，养鸡养羊养猪，这才逐渐保证了孩子们每天的肉蛋奶。

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这个新名字让托儿所的孩子们觉得新奇。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那时也在托儿所里生活，她回忆说：“我们不知道洛杉矶，知道有‘落汤鸡’，烧鸡，就猜洛杉矶应该是‘落山鸡’。”真的有孩子好奇地向保育员阿姨询问：“‘落山鸡’是什么鸡？”惹得阿姨哈哈大笑，告诉大家那是美国的一个地名。

此后，宋庆龄想方设法给予医药及营养食品等援助，甚至还送来了一台大磅秤。

以前，不消说托儿所没有磅秤，甚至整个延安也没有这种稀罕物。托儿所的孩子们量量体重，都要把称粮的大秤借来，同时，还要搬来一只大柳条筐。碰上个淘气的孩子，忙得满头大汗也测不准。

这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测身高，十分准确，在托儿所可派上了大用场。有一次，毛泽东到洛杉矶托儿所来看望孩子们，当他得知这台大磅秤是孙夫人送来的时，便兴致勃勃地踏了上去，测量体重，并高兴地说：“哎，鸟枪换炮了嘛！”

洛杉矶托儿所是在宋庆龄的关心爱护下筹建起来的，她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

第二保育院

相对于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第二保育院在延安的时间要短得多。它建成于1945年6月，1946年11月撤离。但是，这所保育院不但规模不比前两者小，而且还是“马背摇篮”这个比喻最恰如其分的出处——迁出延安后，第二保育院用两年10个月时间，行程三千余里，带着一百多个孩子安全到达北京。颠沛流离在路上的时间，甚至比它在延安的时间还要长。

据曾任第二保育院院长的姚淑平回忆，开设第二保育院的原由，是1944年秋，延安有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为解决这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寄托问题及部分辗转从后方送到延安来的烈士子女的抚育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商定，由康克清大姐牵头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这当然是抗战即将转入反攻的形势所需。其实，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延安娃”的数量在显著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只有区区约3000人。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延安也只能说是一座边远小城。

红军的到来，让延安人口飞速增长。到1943年，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本地居民约1万人。在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外来人口”带来了延安的“婴儿潮”。

当时部队结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二八五团”，即年满28岁、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这样的干部在延安人数众多。据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干部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呱呱坠地的“延安娃”，让延安充满生机。不过，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太多的革命工作要忙，在保育机构不足的情况下，孩子只能自己带或是送到老乡家寄养。当他们要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为这些孩子建一所保育院，无疑解决了最大的后顾之忧。

为了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亲自查看地形，为保育院选址，最后选中位于延安城北枣园川南面，又靠近党中央机关的小矾沟的半山腰。

经过半年多的筹建，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在抗日总反攻的号角声中，迎来了第一批孩子。

姚淑平回忆，其实第二保育院是在没有完全筹备好的情况下，仓促收托孩子的。当时甚至连院长都还没有，工作人员则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有的保育员、勤杂工只有十二三岁，大多没有育儿经验。

第二保育院的首批孩子，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尽管按规定，保育院只收托2到7周岁的孩子，但孩子的父母急于上前线，够年龄的，不够年龄的，健康的，体弱的，甚至正在生病的，仓促之间，都收托进来。结果，其中就有一名麻疹潜伏期的孩子。

很快，麻疹就如暴风骤雨似地向第二保育院袭来，一下子全院的孩子都感染上了，病情严重的孩子并发了肺炎、肠胃炎等。即使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这样的疫情也属危急，更何况当时在封锁之下缺医少药的延安。在同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疫情中，患病儿童的夭折率高达六成。

第二保育院建院的第一个目标，居然成了“不能死孩子”。

面对这个危机，全院紧急行动，保育员按照医生的嘱咐，边学边干，时刻在病儿身边精心护理，一个月后，孩子们全体康复。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设立了健康测验检查制度，并在延安的保育机构、小学中推广开来。每半月举行五官检查一次，每季度进行儿童全身健康检查一次。除此之外，每年给孩子注射霍乱、伤寒、伤寒疫苗一次；隔年给孩子种牛痘一次。即使边区缺少医药，但还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尽量得到满足。

“妈妈”们

“妈妈”，人类语言中最富有温暖和爱意的称呼。

延安娃中，有很多孩子的妈妈不在身边，或是已经牺牲、身故，“妈妈”成了一个遥远的影子。但是，在延安保育院中，他们都沐浴在母爱之中。他们的“妈妈”有很多。

延安保育院的保育员一般被孩子们称作“阿姨”，但有一个人例外，她就是丑子冈。几乎每个孩子都习惯叫她“丑妈妈”。

丑子冈是革命烈士余家永的遗孀，1938年来到延安，在中央医院担任护士，参与了第一保育院的扩建。后来中央托儿所筹建，康克清点名让她来任所长。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保育院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已经有过第一保育院经验的丑子冈，并不想干这个所长，傅连璋用一句话就说服了她：“咱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从此，丑子冈在托儿所一干几十年，带大了一拨又一拨的孩子，成了无数人口中的“丑妈妈”。

当年的一位保育员严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写下了自己对丑子冈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几位姐妹同时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戴一顶灰色的军帽，剪齐耳短发……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另一位当年的保育员周桂枝也曾回忆，自从当了中央托儿所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

“丑妈妈”对每个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唯独对亲生女儿亮亮，多少有些亏欠。小亮亮有一对银镯子，是丑子冈的嫁妆。为防止孩子们的饮食被特务下毒，她从女儿手腕上摘下银镯子，打成了一副银筷子。

丑子冈曾经允诺买一对更漂亮的补给女儿，可直到1963年去世，这对镯子也没补上。

因为丑子冈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照顾全托儿所的孩子，小亮亮经常是一个人睡觉。有一天夜里，大概是因为嘴边留有食物残渣，老鼠窜上床，把小亮亮的鼻子咬破了。丑松亮后来回忆，阿姨都特别心疼，妈妈嘴上说没关系，那天整整抱了我一晚上。

洛杉矶托儿所大班保育员王茜平那时才15岁，因为单独照料过刘太行一段时间，也被刘太行叫“妈妈”。有一次被康克清听到了，担心小姑娘不好意思，马上纠正，让他叫“阿姨”或“姐姐”。可是从这以后，小太行长了心眼，当着人不叫，背地里还是偷偷叫“妈妈”，王茜平看四下没人时，也悄悄答应一声。倒像是两人间的小游戏。

刘太行到洛杉矶托儿所不久，就赶上了一次百日咳疫情，很多孩子染病。他的身体本就虚弱，一时间病情危重。

新来的所长沈元晖征集O型血、患过百日咳的保育员。托儿所里医药短缺，只能用给孩子们输血增加抗体的办法。符合条件的沈元晖、王茜平等寥寥几人，每人抽出一大管鲜血，给孩子们输入体内，终于让所有孩子有惊无险，平安康复。

孩子们体内流着保育员的血，真是不辜负一声“妈妈”。

沈元晖毕业于协和医院，原在中央医院工作，为加强托儿所医疗力量，被傅连璋派到了托儿所。因为沈元晖参加革命比自己早，丑子冈主动退任副所长，两人搭档多年。

沈元晖在洛杉矶幼儿园留下了一段趣事，她曾被孩子们“绝食抗议”。

那是1946年，从新疆监狱回到延安的十几个孩子来到了洛杉矶托儿所。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几年前中央派往新疆工作的。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对新疆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肆搜捕迫害。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相继牺牲。这些孩子也被关押了三四年，经历了不该这个年纪经历的苦难。

到托儿所的第一顿饭是大肉包子，这些孩子吃起来就不停。可把一旁的沈元晖吓坏了，怕他们撑坏了胃，赶紧拦着。这下，孩子们不干了。再听说拦着他们吃饭的所长姓“沈”，陕北话里和“盛”没有分别，孩子们对盛世才的愤恨殃及了沈所长——他们开始“绝食抗议”。

真叫人哭笑不得。一番耐心劝解，误会全消。沈元晖这才成了他们接受的“沈妈妈”。

在众多的“妈妈”中，张炽昌是少数几个没有被孩子们这样称呼的——这位第二保育院的首任院长，是个男性，当时还不到30岁，还没有结婚。

第二保育院在仓促中建立，初创之时，保育员大都没有经验，一时理不清头绪，工作一团乱麻。康克清找到军委总政治部副部长胡耀邦商量，也是独辟蹊径：有育儿经验的保育员不好找，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在延安可多的是。第二保育院的难题再多，也不会比战争更复杂。胡耀邦找来了军委机关工作的张炽昌。

张炽昌上过军校，带过兵，打过仗，让他去带孩子，无异于“张飞绣花”。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他向胡耀邦推脱说：我根本不懂得保育工作，也没学过教育，对孩子的事一点也不懂。

胡耀邦笑笑：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嘛！我们很多指挥员、政治委员都是拿锤头、拿锄头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没有学过军事，还不是在战争中学习怎样打仗。

张炽昌到第二保育院走马上任，真的“在战争中学习怎样打仗”，很快适应了新角色，带领延安第二保育院走上正轨。短短一年时间，保育院的标准已经从“不死孩子”变成了“孩子身体健康”、“孩子要受到好的教育”！

第二保育院总结出了幼儿生活的2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制定了清晰的操作流程。为了帮助保育员直观地学习和掌握操作要领，保育院将每一个环节绘成一幅生活图画。1946年，蔡畅带着这些画，远赴国际保卫儿童委员会，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儿童的生活情况，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

而不久之后第二保育院就开始了千里转战，这位军事经验丰富的男院长更有了用武之地，护佑着一百多个孩子平安走到了北京。

“又学习，又玩耍”

“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挨近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的小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保育员鲍侃这样记录第一保育院的清晨，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和欢快。这样“萌化了”的场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一切为了孩子”。从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儿所，到第二保育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鲍侃就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她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侃文化水平较高，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员和保教科长。

丢手绢就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侃就编了几句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甚觉有趣，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不但是游戏有儿歌，孩子们洗手、吃饭、洗澡……保育员都编成了儿歌，好学好唱，为什么做、怎么做都在歌词之中。还有更多的儿歌，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更突出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

比如《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

今年81岁的杨罗平就是一个“延安娃”，至今仍能哼唱这首院歌。老人出生于1940年，父母都是红军，名字取自延安罗家坪。

“父母无暇照顾我，我3岁被送进了保育院，5岁时上保育小学。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杨罗平说，每年儿童节，毛主席都会来看望孩子们。孩子们就围着他，毛主席会慈爱地摸摸孩子们的头，鼓励孩子们。虽然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但中央领导很关心，毛主席说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是曙光。

的确，延安的孩子们是在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那时候的儿童节是每年的4月4日。延安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在儿童节给孩子们题词，1940年的“天天向上”、1941年的“好生保育儿童”、1942年的“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1938年第一保育院成立时，毛泽东不但亲笔题词“儿童万岁”，还带头为保育院捐款。

在给孩子们的寄语中，有一句题词独具一格：“又学习，又玩耍”。

那是1941年元旦，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们去给中央首长拜年，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的金德崇也跟着父亲去了。一位阿姨送给了他一个红布面的烫金日记本，这在延安算得上高档文具。

见到毛主席，金德崇冒出个想法：主席伯伯，您能不能给我题个字啊。毛主席笑着问他，你喜欢什么？金德崇说，我喜欢玩儿。毛主席又问，你还喜欢什么？金德崇说，我还喜欢念书。毛主席就说，好，那咱们就写个“又学习又玩耍”。写完以后，毛主席签了名。

“又学习，又玩耍”，是对孩子说的大白话，其中又寄托着毛泽东对孩子们的期望：要学习成才，也要有一个愉快的童年。

几十年过去，延安娃们记得很多开心的时刻。

比如有一年，朱德总司令坐着吉普车来看他们。那辆车是陈嘉庚先生赠给毛主席的，毛主席让给了朱德总司令。吉普车在延安是个“稀罕物”，孩子们簇拥在朱德身边，眼睛止不住地往车那里瞟。朱德看出来，马上招呼孩子们上车，让驾驶员带着他们兜一圈。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飞驰的速度，看到了快速掠过的风景。

1944年6月，著名记者赵超构访问延安后发表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赵超构在延安也参观了保育院，他在文中写道：“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

《延安一月》被毛泽东称赞为“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而在外国参观者眼中，延安保育院更是令人惊叹、不吝赞美的。

1946年3月，美国医疗专家艾乐思博士访问延安，回国后专门写了一篇《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虽然这座托儿所是在一种简朴的条件下工作着，但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

1944年，随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生活了三个月的谢伟思，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儿童的生活是一面镜子。延安的政治经济是不是民主的、有创造性的，用不着争论，只需拿着这面镜子 照一照就明白了……这里真是一块神奇的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一代新人。”

娃娃“长征”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一座中共中央主动放弃的空城，直到此前一天的日暮时分，一心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的毛泽东才离开了这里，临行前还嘱咐彭德怀，一定要让部队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自然不能被敌人如此靠近。他们在1946年的11月就已经从延安转移了。实际上，早在1946年8月，胡宗南部在延安百里之外的富县增兵两个师时，康克清就代表中央给延安的保育机构分别打了招呼，做好孩子们安全转移的准备，例如小驮床、医药、防寒用品、食物……

小驮床就是在这几个月的准备中“研发”、赶制出来的。它的发明人是在第二保育院工作的老红军柯青元，并推广到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这种小驮床有些类似于驮筐，拴在骡马背上一边一个，造型上则是一个护栏很高的婴儿床或者摇篮。后来人们常用“马背摇篮”比喻延安保育院，即由此而来。不过，“马背”之说只是人们惯常的用法，实际用来背驮床的，多是更容易驾驭、也更稳当的毛驴和骡子。

小驮床是个应急发明，却尽显民间智慧。延安保育院师生的回忆中，行军途中意外状况频发，其中有一次骡马失足，带着两个驮床掉落山沟，还有一次马车翻覆，都是靠着结实的驮床才保证孩子毫发无伤。

1946年11月，中央开始要求非战斗单位撤离延安。孩子们当然是第一批。

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三家主要的保育机构，并没有一起行军，路线也不尽相同，但三支队伍面临的却几乎是同样的艰难险阻。

大的不过六七岁、小的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是整支队伍的主体，每个阿姨照看着三四个孩子，长途行军，除却翻山越岭的艰辛，还要防备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狂轰乱炸，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疾病，可谓困难重重，真是“一步一个困难，一步一个危险”。

第二保育院的院长张炽昌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可带领这样的队伍行军也是头一次。临行前，他提出了一个带有鲜明的军队特色的豪迈口号：“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前方道路艰险，大人们精神紧张，孩子们却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渡黄河前，大人带着孩子们先到黄河边，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然后才或拉或抱地一个个送上渡船，在船上还要一个人按住两个孩子，就怕他们探头探脑，一不小心掉入波涛中。

汹涌的黄河平安渡过，危险却在水流和缓得多的汾河降临。那里的渡口被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占领着。

三五九旅夺取了渡口，临时架起一座两尺来宽的简易浮桥。渡河的队伍很多，不但有洛杉矶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的孩子们，还有延安中央疗养院、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等五个单位。为防备敌军回击，渡河时间非常紧急。

姚淑平带着第二保育院的队伍过河不久，忽然队伍后传来口信：“往前传，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河里了。”程宜萍是第二保育院保教科党支部书记，就在不远处，当即痛哭。姚淑平让她赶紧回去看看，程宜萍却哭着摇摇头：“我回去也没有用。”她不但照看着两个孩子，还保管着全院的人员档案，将来很多孩子要靠这些档案才能与他们的父母相认。程宜萍真的没有回头，随着队伍紧急通过渡口。

幸而几天之后，三五九旅旅长陈赓打来电报，落水的两个孩子还活着。原来，背着他们驮床的毛驴失足落水，走在队尾的警卫员全超跳进河里，把两个孩子救了上来。可是时值冬末，汾河刚刚化冻，程宜萍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又是呛水又是受冻，休克了。全超把她抱到老乡家的热炕上抢救。大部队渡河完毕，三五九旅扫尾清查才发现了全超和两个孩子，这才把他们带到了部队。

行军途中，有党中央派出的中央警备部队骑兵班保卫护送，沿途部队前后接应，规划线路，孩子们转战几千里，都没有遇到真正惨烈的战场。但是，空中的国民党军飞机成了最致命的威胁。三家保育机构的行军途中，都遭遇过飞机扫射。

张炽昌对此早有预料，在队伍的前、中、后都安排了防空哨，并且在出发前就进行了防空演练。可真有敌机来袭，还是有孩子或是害怕，或是新奇，四下乱跑。弹雨之中，保育员肖桂英老母鸡护雏一样，把一个孩子扑倒在身下，自己腿部中弹。这是延安保育院行军途中唯一一次流血负伤，真真践行了“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

这是一次旷古未有的“娃娃长征”，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战火中辗转数千里，无一人掉队，无一人伤亡。甚至有一支小分队，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延安出发，一直走到了东北，和几年前出关的父母相聚。

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别落脚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发展成为现在的北京育才学校、西安市第一保育院、西安市育才中学、延安育才学校。洛杉矶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则跟随党中央到了北京，分别是现在的总政幼儿园和北京六一幼儿园。

一代代的孩子们，在《丢手绢》的旋律和“马背摇篮”的故事中，延续着红色的基因。

（本报记者 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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