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

何干之（1906—1969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专家。他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党的理论、教育干部献出毕生精力、作出重要贡献。他的扎实治学态度和科学治学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循序渐进，坚持经常。研究问题，必须下扎实的功夫，埋头苦干、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坚持经常。何干之一直秉持埋头苦干、循序渐进、坚持经常的扎实治学态度。

1937年1月，何干之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一文中列举了一系列参考书目，并指出：“想做一个专家，不但要读这些从论争中或研究中积下来的文献，连一切中国典籍，也必须过目。”就是说下扎实的功夫，博览群书，才能成为专家。

1948年9月，何干之在华北大学指导研究生如何做好研究工作时指出，“做研究工作要有3个条件：即文化程度、研究方法和经常的坚持性。不能犯急性病，想很快爬到山顶，不要好高骛远，要尽力而为。青年人多浮躁，不易踏实。现在做研究工作，将来也可能调去做别的工作。当今处于革命战争动荡环境，工作可能随时有变动……学习需要经常坚持”。

1960年代，何干之在同研究生一起编写《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过程中，并不急于拿出已经拟好的提纲，而是先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论述，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发展以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运用等，然后再组织学生对他拟好的提纲进行逐章逐节讨论，进行反复修改。提纲确定后，才分配具体任务。他要求学生定期编写专题资料长编，强调把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结合起来。这种认真、扎实的治学态度，也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陶冶，获益匪浅。

作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何干之经常告诫他们：做什么事，切忌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搞科学研究，更不能性急；我们没有什么窍门，也未走过捷径，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埋头苦干，总是会有收获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寓意深刻，也映衬出何干之的扎实治学态度。

问题中心，历史眼光。在学术研究中，何干之始终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并注重历史眼光，强调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和重要方法。

1936年12月，何干之在《青年应该怎样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一文中指出：“看报最好以问题为中心，应该广泛地搜集材料……已研究的问题，最要紧的是要把它和别的问题联系起来。”围绕问题进行读书、读报，这是何干之为青年提出的学习方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的治学出发点和治学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延安和重庆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延安史学家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旗帜，从现实中寻找史学研究课题，努力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作为延安史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干之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探讨中国的实际问题；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又不仅局限于研究眼前的问题，而且深入研究“一切历史的东西”。在1937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何干之指出：“以为中国问题，只限于眼前的问题，而一切历史的东西，只是学究书痴子的玩意儿的，是一种极偏颇的看法。”在1936年11月出版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何干之指出：“历史是有机地连贯着，‘现在’由‘过去’而来，‘现在’又产生‘未来’，要知道‘未来’，先要知道‘现在’，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现在’”。即是说，认识过去是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前提。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等论著都是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成果。

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何干之始终强调要拥有“历史的眼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评价各种人物。对此，何干之深有同感。他以“历史的眼光”，把中国近代历次思想文化运动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他说，对于思想运动的社会根据，“必具有历史的眼光才能作准确的估价”。1937年12月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多处体现了何干之这种“历史的眼光”。如在评价洋务运动时，他既指出洋务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又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做到了历史地、科学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秉笔直书，求是求真。秉笔直书、求是求真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治学原则。何干之在治学中，始终把秉笔直书、求是求真作为自己的信条，一直坚持和坚守。

《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何干之编写的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该书1954年出版后，多次再版。每次再版，他都对旧版中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加以修改，使该书更加严谨和科学化。如1960年版中把1954年版中湖南工人斗争取得胜利的领导者，改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65年修改时把之前关于对湖南工人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毛泽东评价的一些主观色彩较浓、不太科学严谨的词句删去；等等。在这两次修订中，何干之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的撰史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严谨治学风格。

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实践中，何干之一贯坚持党性和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他反复强调，中国现代史研究要成为打击敌人、团结朋友、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历史研究要体现科学性，特别是研究历史人物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进行评价。

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何干之看来，是一个诚实、正直的科学工作者治学的起码条件。1950年代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受到干扰。何干之因为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一段时间上不了讲台。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和科学的治学态度。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他仍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是符合历史的或现实的实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不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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