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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是農歷辛未“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從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連續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綜合其要旨，就是在“羊年”提出“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對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隻能坐失改革開放、發展自己的良機，等等。這些話語，在當時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無疑是在沉悶的天空劃出了一道道閃電！
但是，全國的稍有分量的報刊，除了《半月談》對“皇甫平”文章表示贊同和支持之外，絕大多數都沒有反響。
鄧小平更坐不住了。他決定再次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達的意思一樣：“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說話的。”
鄧小平要來了。深圳人終於盼到了。這不但是一百多萬的深圳人、而且是海內外的千千萬萬人都充滿期待的特大事情。他已經88歲高齡，可以說，這是20世紀這位偉人的生涯中最令人難忘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深圳市委於1991年下半年就接到從北京傳來鄧小平將會在明年春天到深圳“休息”的通知。按慣例，這樣重要的通知，開始隻傳達到市一級和有關黨政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並且強調要“絕對保密”。但是，“鄧小平又要來了”的消息，還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辦公大樓裡面不脛而走。每個人都興高採烈。那時，深圳的干部之間見面都會高興地互相道喜：“老人家又要來了。”
深圳市委立即研究和部署做好接待鄧小平的准備工作，要求在內部當作一件特大的事情來抓，包括裝修深圳迎賓館的桂園別墅，准備好向老人家匯報的材料，布置做好安全保衛工作等等。每一項都由專人分工負責，限時、保質完成。1992年元旦剛過，又成立了由市委幾位主要領導和辦公廳、公安局、宣傳部等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專門接待工作組。我作為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也被召集參加接待組工作。
日子越來越迫近，接待准備工作也越來越緊張。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市長鄭良玉經常親自過問、檢查整個准備工作進展情況。接待工作組的工作也越來越緊張，包括向上級了解鄧小平在深圳的行程，建議安排參觀哪些單位，用什麼方式通知他們做什麼樣的准備工作等。
我具體分工負責鄧小平到深圳視察期間的宣傳和新聞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對所有跟隨採訪的記者統籌安排和管理，重點是對深圳本地記者的稿件審讀、把關。
1992年元旦過后，深圳市委就接到中辦的正式電報通知：“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做好接待、安全工作。”同時，還明確各個新聞單位不派記者跟隨採訪，不公開報道。
不過，廣東省委和深圳市委的領導深知鄧小平到來的重要意義。在派記者的問題上，省市領導更是盡力爭取。陪同鄧小平視察的中辦負責人最終同意省、市的黨報、電視台派出可靠記者跟隨，但是名額嚴格限制。這樣，哪怕不能公開報道，至少可以通過記者採訪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
1992年1月17日，我通知《深圳特區報》的社長區匯文和深圳電視台台長盧曉昭：有重要的接待和報道任務，立即推選一組合適、可靠的記者名單。為了保密，電話裡並沒有說明是鄧小平要來深圳。
深圳還有一家大報《深圳商報》，聽到消息之后，強烈要求也給他們記者名額。我當然是支持的，人多力量大，將來宣傳報道起來，影響也更大。但是反復地向上級請示和要求，最后的答復是：“給《深圳特區報》和深圳電視台派記者，已經是特例了。絕對不可能再給深圳增加記者名額。”
憑我多年在宣傳輿論戰線工作的感覺和經驗：老人家以88歲高齡又是第二次到深圳特區，而且是在這個時候，意義絕非一般。一定要做好新聞報道的准備，尤其是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一定要派出得力的採訪骨干。考慮再三，我又給報社的區社長打電話，指定要副總編陳錫添和攝影部主任江式高參加這次採訪。
當天下午下班前，陳錫添和江式高就來到市委大樓五樓我的辦公室。我當面向他們傳達和布置任務，並且透露是鄧小平第二次要來深圳視察，要求他們19日上班之前到深圳迎賓館報到。陳錫添和江式高一聽，能有機會參與這樣重大的報道任務，皆喜形於色。
我們都像是要迎接重大的喜慶節日，內心無比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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